那年夏天，河南洛阳的金村下了一场暴雨。
一片稻田塌了，露出一个黑漆漆的大洞。
村里人好奇，下去一看，差点没惊掉下巴。
里面堆着的，不是土，不是石头，是一堆闪着青光的东西——编钟、青铜器、玉器，还有没来得及清理的木质棺椁残片。
谁都没想到，这场雨，居然刨出了东周的王陵。
这地方后来被叫做“金村大墓”，可那会儿，没人知道它有多大。
更没人知道，这场意外，会在接下来的六年里，牵出一条横跨三大洲、数十年的文物流失路线。
故事的主角之一，是个外国人。
他的中文名字叫“怀履光”，加拿大人，来中国的时间比很多老乡还早——1897年，二十世纪刚开始那会儿。
他的身份是传教士，在河南设立传教站、办学校、赈灾救人，外头人都叫他“怀神父”。
但传教的背后，还有另一层身份。
他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担任“顾问”，专门替他们在中国收集文物。
不是买几个瓷器那么简单，而是系统地寻找、评估、获取——可以说，是专业的。
1928年金村大墓被发现后，他动作很快。
把传教站变成了“指挥中心”，一边雇人封锁现场，一边联系博物馆那边准备装运。
他没亲自下墓，但他的人天天在里头忙活。
“这口鼎换一头骡马，划算。”据说那时候村里人就这么说。
谁知道，那是周王室的礼器，代表着当时最高等级的权力象征。
村民大多不识字，也不懂什么“周天子”。
那年头，能换口饭吃才是实在的。
更何况，怀履光带的不光是钱，还有枪。
他雇了一支持枪的保安队，守着墓坑，谁靠近就驱赶，甚至开枪。
有人反抗，也有人配合。
更有人主动投奔，带来自家祖坟边挖到的“古物”，想换点盐和米。
那几年正赶上中原战乱，军阀混战，地方政府管不了这么细。
文保机构几乎瘫痪，考古学也才刚起步。
怀履光就这么在混乱中打起了“时间差”。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美国人华尔纳也来了。
他的名声并不光彩，早几年在敦煌切走壁画时就被人骂成“文物刽子手”。
这次到了金村，他专挑玉器、金饰、小件的东西，装进箱子，走海路运到美国。
“只要轻便，好带走的，都归我。”据说他在洛阳和一个日本商人讲过这句话。
那个日本人叫梅原末治，是京都帝国大学的考古学者。
他一边研究，一边拍照、记录，后来出了本书，叫《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书里收了238件金村出土文物的照片，其中一半，现在还在日本的博物馆里。
他们是“学者”，也是“掠夺者”。
但他们留下的记录，却成了中国后来研究金村的唯一线索。
更讽刺的是，书里很多照片的注释写着：“怀履光赠”“梅原收藏”“哈佛藏品”。
那几年，怀履光的文物大概有五百多件进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还有几十件去了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国立人类学博物馆、日本泉屋博古馆……这些名字现在看着熟悉，那会儿却是金村文物的“中转站”。
而金村自己，留下的不到三件。
说起来，这事儿真正开始发酵，是在五十年后。
1970年代，中国考古逐步恢复，学界开始追踪失落文物的去向。
有学者在加拿大看到展品，认出是东周风格，标注却写着“怀履光捐赠”。
照片传回国内，才引起重视。
再往后，学界陆续确认，这些东西大多来自金村。
而且不仅是文物，连墓葬结构、陪葬制度、青铜制造工艺的线索，也都埋在那些“海外展品”的背后。
“我们要研究自己的历史，只能先看他们的笔记，再找回自己的碎片。”这是一位考古学者在会议上的话。
后来有学生去加拿大抗议，说：“这不是展览，这是抢劫的陈列。”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回应说：“这批文物是合法购买。”可当年买卖双方，一个是战乱中的村民，一个是拿着教会资金的外国人，所谓“合法”，到底算什么？
这事儿最让人唏嘘的，是那时候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情况。
比如陕西周原那边，出土的青铜器不少，但因为保护及时，大部分都留在国内，躲过了那波浩劫。
而金村，刚好碰上了最乱的时候，最宽松的管理，最激进的“收藏者”。
怀履光后来回了加拿大，继续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任职。
他写了几本书，把金村的盗掘过程包装成“考古发现”，成了西方研究东周的“权威”。
“我不是盗墓者，我是记录者。”他在自传里这样写。
参考资料：
张忠培，《中国古代青铜器鉴赏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周启明，《东周青铜器研究》，三联书店，2002年
王敬，《战乱与文物流失：20世纪中国文物外流史实录》，中华书局，2011年
- Fredrik T. Hiebert & Pierre Cambon，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 National Geographic， 2008
- William Charles White， Tombs of Old Lo-Yang， Royal Ontario Museum， 1934
- 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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