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冬,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化妆间还没来得及升温,孙飞虎已坐在镜前,特型妆只做了一半。副导演推门而入,递来当天报纸,标题醒目——《蒋介石的脸在西安“复活”》。这位来自上海的演员低头笑了笑,继续练习台词,“愚鲁之辈!”声线一出口,门口的场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一年,他三十八岁,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成名”离自己这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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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往前推回到1960年。上海中学高三的课堂里,物理老师正在板书“中子反应堆”,后排的孙飞虎却在画人体速写。校外,上海戏剧学院几位教授正在物色新生,瞄到那双带劲儿的眼睛,“就他吧。”家人希望他考清华,他却叹了口气:“船到桥头先过河。”一句带点江南味的俚语,让父亲也无话可说。

1964年分配,主动申请去贵州支边。黔山深处,话剧团排练厅简陋,土炉子呛得人眼眶发红。没多少观众,也没灯光转台。他一待就是十二年,演了《布谷鸟又叫了》《夺印》等十多部剧,名字始终排在演职员表中段。台下偶尔有人夸一句“那演员眼神不错”,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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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发生在1976年夏天。贵州省艺术学校来团实习,一群十六七岁的学生里,戴辉瑶格外显眼:扁担巷子里长大的武汉姑娘,雪肤圆脸,笑时一对梨涡。课间她举手提问:“孙老师,肢体节奏跟呼吸到底怎么配?”他一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放自然”。两人对视那一刻,排练厅仿佛静音。

此后,戴辉瑶每次练功完都会递上一杯热水,“您嗓子哑了,多喝点。”旁人打趣:“小戴敬的可不是水,是红豆汤。”孙飞虎只憨憨地笑,连解释都懒得做。半年后,学生们偷偷发起投票选“最想牵手的老师”,结果毫不意外地落在这位大眼睛男演员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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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腊月,他鼓起勇气,买了两张回上海的火车票:“一起见见我母亲?”对方点头却提出条件:“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他深吸一口气,说:“卡壳在一个字——美。”姑娘听得云里雾里,也没再追问。几个月后,两人在贵阳民政局领证,差十八岁的婚配就这样拍板。

婚后不久,《西安事变》项目落地。为了拿捏蒋介石的口音,他跑到奉化乡间,与当地老人同吃玉米粥,同住土坯房。有人半开玩笑:“孙老师,你快成半个蒋家人了。”岂料正式放映时,蒋孝武在台下鼓掌:“神似。”一句话,直接把孙飞虎推上业界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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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约一股脑涌来,全年档期几乎没有空隙。家里却添了两个孩子。深夜对灯,那位才二十三岁的夫人摊开手写剧本:“总得有人在家。”他抢话:“我留下。”她摇头:“特型演员不好找,走的是你。”短短几句,问题解决。此后近二十年,孙飞虎一年在家不到五十天,家门钥匙却始终插在门口——她相信他会回。

1990年代中后期,演艺圈讲究“走穴”。不少老朋友拉他下海,一晚赚几万。孙飞虎抹抹脸上的油彩:“党给的荣誉不能贴价签。”戴辉瑶一句“去你的铜臭味”,逗得全场哄笑。夫妻俩的默契,在小小客厅里随处可见:他拎着菜篮子练台词,她蹲灶台改剧本;孩子推门进来,总能听到架子鼓般的念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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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媒体问戴辉瑶:“孙老师哪点吸引你?”她回答总是四个字:“踏实得很。”而当问题调向孙飞虎,“怎么把女神追到手?”他仍只给一个字——“美”。随后补一句:“车尔尼雪夫斯基讲过,美即生活。别装,做人自然,才有味道。”台下记者面面相觑,没想到答案如此朴素。

进入新世纪,他陆续饰演张学良胡宗南杜月笙。化妆师只要把发型、胡子一换,整个人就像换了芯片。同行感慨:“靠的不只是外形,功底才是底气。”扮演蒋介石让他出名,却没把他困住,这一点,圈里人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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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2日凌晨,西安。病房灯光昏黄,他握着夫人的手,说得最清楚的还是那句:“美即生活。”语音刚落,监护仪归于平稳。消息传出,湖北、贵州、上海三地影迷自发前来悼念。有人留言:“那双虎目合上了,角色却还站在银幕上。”演员谢幕,作品仍在。也许这正是他理解的“美”的另一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