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板，你口袋里究竟还有多少钱？”——1953年2月12日傍晚，南下专列刚驶过镇江，车厢里灯光微黄，毛主席放下茶杯，幽默地抛出一句话，车内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罗瑞卿和杨尚昆面面相觑，他们早猜到主席是在关心基层经济，却没想到会用如此轻松的方式开场。火车窗外是一片冬麦地，雪渍未融。谭震林对上主席的目光，先是愣了一秒，随后憨憨一笑：“主席，我存的可不多，三十来块。”语音刚落，车厢里响起一阵低低的笑声。
这趟视察行程并不算漫长，却意义特殊。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粮食、棉布、钢材配额都要重新计算。钱从哪儿来、老百姓手里还有多少，这是摆在中央面前最现实的问题。苏南一向工商发达，银行储蓄的起伏被主席视作判断民生冷暖的“温度计”，因此一路上他几乎逢人便问存款数字。
抵达南京前，江苏省委和华东军区把西康路33号后院的两层小洋楼清空做接待点。柯庆施担心夜间保卫不够敏捷，亲自到现场走了一圈。洋楼依山而建，前院就是省委办公厅，方便文件调度。毛主席对这一安排没多说什么，只嘱咐“灯别太亮，电费紧张”。
次日一早，他冒着寒风登上紫金山，向中山先生陵寝鞠躬致敬。途中群众闻讯而来，呼喊声此起彼伏。罗瑞卿注意到拥挤已经影响警戒，便当机立断建议下午改由自己代表主席前往雨花台敬献花圈。主席点头，转身便跟随柯庆施去南京天文台看望科研人员，在那里，他详细询问了光学仪器国产化的进度。
关键谈话发生在随后的返程途中。苏州市委书记刘中汇报，年前储蓄额突然下滑，两个月跌了六个百分点。主席蹙眉，把这个数字写进随身小本，又顺口问：“你们自己都存了多少？”刘中只好老实回答：“七块三。”一句话让气氛略显尴尬，也让主席更坚定要弄清楚“钱去哪儿”。
晚饭后，毛主席、罗瑞卿、杨尚昆、谭震林围坐在软座车厢喝茶。罗瑞卿说存了十块，杨尚昆说八块。轮到谭震林时，主席特意加重语气：“谭老板，可别藏私房钱！”这声“老板”听来亲切，却源自烽火岁月。
抗战初期，谭震林扮成绸布商，在常州火车站蒙混过日伪盘查。雪白衬衫、背带裤、铜盆帽，一副大资本家排场；身边的警卫摇身变伙计，随时能扛枪也能搬布匹。“绸布店”成了掩护，新四军东路根据地就靠着这股子胆气打开局面。部队里因此流传一句话：“来了个谭老板，办事不磨叽。”久而久之，连毛主席也这样称呼他。
谭震林三十多元的存款，在当时确实算不上小数。主席打趣：“你可真是个‘富农’。”众人不由大笑。笑声背后，其实是对艰苦奋斗作风的再度提醒。干部手里的每一分票子，都折射出治理成效。毛主席随后强调：“带头存款少一点，把钱留给生产建设。”
谈话余波不只停留在车厢。回京后，中央发出关于鼓励城乡储蓄、稳定币值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摸清民间流动资金，为即将展开的重点工程筹资提供参考资料。江苏、浙江随后开办储蓄宣传月，手握几块钱票子的工人、渔民纷纷走进银行，这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留下了数字——半年内新储户增加近一成。
谭震林的人生轨迹也因1953年的这场“临检”几度转弯。1954年他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二办主任；三年后赴湖南主管农业，他总把那句“干部先紧一扣”挂嘴边。1959年毛主席到杭州刘庄小住，又叫上谭老板、田家英、李友九夜谈农村政策。灯火摇曳，主席笑着向田家英介绍：“他曾两次扮大老板深入敌后。”田家英这才彻底明白“老板”背后的故事。
时间往前推六年，谭震林在炮火与商贩之间自由切换，完成了由“老板”到指挥员的跃迁；时间再往后推二十年，他已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却依旧穿旧布中山装。秘书劝他添置新衣，他摆手：“主席当年说过，家底要薄。”言语平淡，却把那堂“银行存款”的课堂延续到了晚年。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74岁的谭震林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失声痛哭。那天他只说一句：“老人家再也不会问我存了多少钱了。”场面静得连窗外落叶声都清晰可闻。七年后，谭震林也走完一生。整理遗物时，人们在抽屉里找到一张旧存折，余额恰好三十一元六角五分，与当年向毛主席汇报的数字几乎一样。
有意思的是，这张存折如今陈列在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玻璃柜静静反射着灯光。参观者里，偶尔能听到有人轻声嘀咕：“三十块钱，换来满身信任，值！”这一幕，让人不由想起那节临时的“经济课”——火车轰鸣作伴，无数农田、一座座厂房、一个个家庭的明灯，都在窗口掠过。钱虽少，分量却重，因为它承载的是一代人对新中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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