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他是风流才子徐志摩，她是他的包办发妻张幼仪，在他眼中，张幼仪不过是个愚昧守旧的“乡下土包子”。
于是当他在康桥遇见了十六岁的林徽因，他便认定，那位才情卓绝的少女才是他的灵魂伴侣，而发妻张幼仪，则成了他奔向爱情的绊脚石。
为了尽快恢复自由身，当张幼仪告知自己再度有孕时，徐志摩毫不犹豫地命令她打掉孩子。
张幼仪哭着哀求：“志摩，我听说打胎是很危险的，会死人的……”他却冷酷地打断：“坐火车还有可能出事呢，难道你就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满心欢喜地奔向他所谓的自由，以为从此挣脱了枷锁，他从未想过，仅仅五年后，当浪漫的泡沫被现实击碎，他竟会落魄地找到已是商界女强人的张幼仪，流着泪问出那句迟来的哀求：
“幼仪，我们……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01
一九一五年的浙江硖石镇，因为镇上两户顶顶有名的人家结亲，喧闹了好些天。一边是江南富商徐申如的独子徐志摩，另一边是上海宝山的名门张家，其二哥张君劢更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这场门当户对的联姻，在旁人眼里，是说不尽的珠联璧合，是天作之合。
夜深了，喜庆的喧嚣声终于渐渐退去，只剩下院子里几盏孤零零的红灯笼，在微凉的秋风里轻轻摇曳。
新房里，龙凤喜烛烧得正旺，烛泪一滴一滴，像是无声的哭泣。
十五岁的张幼仪端端正正地坐在雕花木床的床沿，身上大红的喜服沉重得让她有些喘不过气。她紧张地低着头，两只手用力地绞着衣角，指节都泛了白。她不敢抬头看她的丈夫，那个只在照片上见过一次的清秀少年。从踏进这个家门开始，她的母亲就反复叮嘱她，要顺从，要恭敬，要伺候好丈夫和公婆，这便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本分。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烛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张幼仪等了很久，久到她的双腿都开始发麻，终于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十九岁的徐志摩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那身繁复的礼服，换上了一件素净的长衫。他没有看张幼仪，一眼都没有。他的目光仿佛能穿透她，落到她身后的墙壁上。他径直走到屋子另一头的红木书桌前，从一个皮箱里拿出几本封面印着外文的书，然后坐下，点亮了桌上的煤油灯。
“唰啦——”
他翻开书页，整个世界便只剩下他和他的书，仿佛这个房间里根本没有第二个人，更没有什么新婚的妻子。
这片令人窒息的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石头，重重地压在张幼仪的心口。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只是坐在那里，从天黑，一直坐到天快亮。红烛燃尽，冰冷的晨光从窗棂透进来，她才终于明白，这场人人称羡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错误。
张幼仪出身不凡，她的祖父做过清朝的高官，父亲是当时有名的医生。到了她这一辈，几个哥哥更是人中龙凤，二哥张君劢年纪轻轻就在政界和学界崭露头角。
在这样的家庭里，张幼仪从小接受的是最正统的闺秀教育。她被教导要知书达理，要温顺贤良，要将家庭和丈夫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对于这门由四哥做主定下的亲事，她心里是怀着一丝朴素的期待的。
她看过徐志摩的照片，那是个眉眼干净、气质儒雅的少年，她想着，往后的一辈子，有了依靠，总归是好的。
可惜，她所期待的，正是徐志摩所憎恶的。
徐志摩是徐家的独子，从小被寄予厚望，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他早早就拜了梁启超为师，满脑子都是从书本里看来的新思想——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浪漫爱情。
在他眼里，这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就是封建礼教套在他脖子上的一道沉重枷锁。而这个没怎么读过新书、思想传统、甚至连裹脚布都还没完全放开的张幼仪，就是这道枷锁的具象化身，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乡下土包子”。
所以，从新婚之夜起，冷漠和鄙夷就成了徐志摩对她唯一的态度。
婚后的日子，对张幼仪来说，是一场漫长而无声的凌迟。
徐志摩从不与她同桌吃饭，除非父亲徐申如用家法来逼他。即便坐在一起，他的碗筷也永远不会伸向她面前的菜。他从不向朋友介绍她，有客人来访，她就像个透明的影子，只能在后院或者厨房里忙碌。他把自己那些宝贝的西式书籍、新潮杂志，全都锁在一个大箱子里，钥匙贴身放着，生怕被她的“土气”玷污了。
他用生活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每一次疏离的眼神，每一句吝啬的话语，来构建一堵高高的墙，把她牢牢地隔绝在外。
张幼仪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她不懂那些新思想，她只知道自己是徐家的媳妇。她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然后化作加倍的殷勤去侍奉公婆。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公婆准备好洗脸水和早饭；她学着打理徐家的绸缎生意，她那从商的娘家遗传给她的精明头脑开始显现，没过多久就把账目和人情往来处理得井井有条，让公公徐申如对她赞不绝口。
她在徐家上上下下都赢得了尊重和喜爱，却唯独换不来丈夫的一丝垂怜。
在无数个独守空房的夜里，她常常会想，自己到底哪里不好？是长得不够漂亮，还是话说得不够动听？她想不明白，只能把眼泪默默地流在枕头上，第二天醒来，继续做那个无可挑剔的“好媳妇”。
直到一次家宴，徐志摩将那层伪装的客气也彻底撕碎了。
那天是徐老太太的寿宴，家里请了不少亲戚。酒过三巡，气氛正热烈。一个沾亲带故的长辈看着徐志摩只顾自己喝酒，便开玩笑地打趣道：“志摩啊，你也是读过书的文化人，怎么光顾着自己，也不见你给身边的幼仪夹点菜啊？你看把我们家幼仪给冷落的。”
满桌的人都跟着善意地哄笑起来，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这对年轻夫妻。
张幼仪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紧张地低下头，恨不得把脸埋进饭碗里。她感觉到丈夫的身体瞬间僵硬了。
只见徐志摩“啪”地一声把筷子放在桌上，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没有看那个长辈，而是用不大但足够让全桌人都听清的声音，冷冷地说道：“我的筷子，可不想沾上没见过世面的土气。”
满堂的笑声，像被一把快刀齐齐斩断，戛然而止。
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了，所有人都尴尬地愣在那里，不知该作何反应。
张幼仪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然后又在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她的脸惨白如纸，端着饭碗的手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那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铁钎，狠狠地烙在了她的心上，疼得她几乎要晕厥过去。周围亲戚们同情、怜悯又带着一丝看好戏的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得她体无完肤。
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如此毫不留情地羞辱她。这道公开的伤疤，比过去一年里所有的冷暴力加起来，都来得更深，更疼。
那顿饭，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完的。只记得公公徐申如气得当场拍了桌子，婆婆则悄悄在桌下握住了她冰凉的手。
从那以后，张幼仪便彻底死了心。她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不再期待他能回心转意。她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木偶，精准地扮演着好媳妇、好当家的角色，内心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一九一八年，在徐家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厉要求下，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徐志摩极为不情愿地与张幼仪圆了房。他把那件事当成是不得不应付的差事，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情。
可命运就是这样弄人。不久之后，张幼仪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这个消息让她又惊又喜，还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惶恐。她想，这毕竟是他的骨肉，或许……或许这个孩子的到来，能让他的心软化一点点，能让这个冰冷的家，有那么一丝温度。
那天晚上，她等徐志摩从书房出来，鼓足了勇气，走到他面前，低声说：“志摩，我……我有了。”
徐志摩正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听到这话，脚步顿了一下。他回过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只是从鼻子里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就转身走了，仿佛她说的只是一句“今天天气不错”。
那一声轻描淡写的“嗯”，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张幼仪心中刚刚燃起的最后一丝火苗。
几天后，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
徐志摩向父母正式摊牌，说他已经申请好了美国的大学，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这个足以改变整个家庭轨迹的重大决定，他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更没有和身为他妻子的张幼仪透露过半个字。
徐申如夫妇虽然不舍，但儿子要去上进，终究是好事，只好同意了。
临行的那天，码头上站满了送行的人。公公婆婆拉着张幼仪的手，反复嘱咐她要好好安胎，照顾好自己，等志摩回来。张幼仪挺着已经微微隆起的肚子，站在人群的边缘，痴痴地看着那个即将远行的男人。
他正和朋友们高谈阔论，神采飞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他的眼里有星辰大海，有诗与远方，唯独没有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终于要登船了。他与父母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在踏上舷梯的那一刻，他似乎才想起了什么，回过头，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张幼仪身上。
四目相对，他只说了一句冰冷而又不耐烦的话。
“你在家好好伺候我爸妈，没事别来烦我。”
说完，他便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头也不回地上了船。那背影潇洒而决绝，仿佛是一只终于挣脱了牢笼的鸟，迫不及待地要飞向他向往的自由天空。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驶离码头。张幼仪一个人站在原地，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眼前开始天旋地转。她低下头，抚摸着自己的小腹，那里，是她和他唯一的联系，也是她未来唯一的指望。
02
徐志摩走了，像一阵风刮过，带走了硖石镇徐家大宅里最后一丝属于年轻人的鲜活气息，也带走了张幼仪心中那份沉甸甸的压抑。
说来也怪，丈夫的远渡重洋，对她而言，竟像是一种解脱。没有了那双时刻充满鄙夷和审视的眼睛盯着自己，屋子里的空气似乎都流通了许多。她可以更自在地呼吸，更舒展地做事，不必再时时刻刻担心自己哪一个动作、哪一句话又会惹他不快。
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两件事上：侍奉公婆，和养育腹中的孩子。
日子在平静中一天天流过。她每天清晨准时起床，亲自到厨房看丫鬟为公婆准备早点，细致到一碗粥要熬多久，一块糕点要放多少糖。晚上，她会陪着婆婆说说话，等二老都睡下了，她才回到自己那个空旷的房间。
空闲的时候，她开始做一件以前绝不敢做的事。她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徐志摩锁着书的那个大箱子。里面全是她看不懂的洋文书，还有一些印着新思想的中文杂志。
她像个渴水的旅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啃读那些她能看懂的中文文章。虽然很多理论和观点她无法理解，但她努力地去想象，丈夫所在的那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她心里明白，她和徐志摩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个太平洋，更是一整个她从未接触过的思想世界。
对腹中孩子的期待，成了她熬过这漫长岁月的唯一精神支托。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轻轻抚摸着自己一天天隆起的肚子，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和孩子说话。
“宝宝，你要乖乖的。等出来了，娘带你去看大世界。”
“你以后可不能像你爸爸那样……对人那么冷冰冰的。”
说到这里，她总会停下来，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但很快，腹中孩子轻微的胎动，又会将这份酸楚抚平，化作一股温柔的力量。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桂花开得正盛的时候，张幼仪在经历了一番苦痛后，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孩。
孩子的啼哭声，像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给这个有些暮气沉沉的家带来了久违的生机和喜悦。
徐申如夫妇喜出望外，抱着这个粉雕玉琢的长孙，笑得合不拢嘴。徐家终于有了后，他们对这个功不可没的儿媳妇，更是疼爱有加，视如己出。
张幼仪抱着襁褓中温软的儿子，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奶香，第一次感受到了为人母的幸福和踏实。这个小小的生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她与那个男人唯一的血脉联系，更是她今后在这世上立足的根本。
公公为孩子取名许阿欢，希望他能一生欢喜。后来又取了大名，叫徐积锴。
出了月子，张幼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远在美国的徐志摩发了一封电报，信里满是为人母的喜悦，她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模样，告诉他，他当父亲了。
她满心以为，血脉亲情总能唤起他一丝柔软。
然而，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她等啊等，等了足足三个月，才终于收到一封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信。
信纸很薄，上面的字迹龙飞凤舞，一如他的人那般不羁。她迫不及待地展开，心却一点点沉了下去。
信很短，寥寥数语。他先是问候了父母的身体状况，然后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学业。对于她信中详细描述的儿子，他竟只字未提。仿佛这个孩子的出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她信中一句无足轻重的话罢了。
张幼仪拿着那封信，坐在窗前，呆呆地看了许久。窗外阳光正好，她却觉得浑身发冷。心，像是被泡在了冰水里，凉得彻底。
婆婆看出了她的失落，走过来揽住她的肩膀，柔声安慰道：“幼仪啊，别多想。志摩在外面读书忙，男人嘛，心思粗，不像我们女人家这么细。等他读完书回来，看到阿欢这么可爱，自然就喜欢了。”
张儀勉强地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点了点头。她知道婆婆是在安慰她，可她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不是心思粗，他只是心里没有她，也没有这个孩子。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好了”。
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主动给他写过信。
她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儿子阿欢的身上。
阿欢的每一个成长瞬间，都成了治愈她内心伤痛的良药。
儿子半夜里突然发烧，小脸烧得通红，哭闹不止。她急得心都碎了，深更半夜，她一个人用襁褓裹紧孩子，顾不上外面下着小雨，深一脚浅一脚地抱着他跑到镇上的西医诊所。看着医生给孩子打针，那针扎在儿子身上，疼在她心里。
她学着给儿子做小衣服，一针一线，缝得密密麻麻。虽然样式比不上铺子里卖的，但穿在儿子身上，她觉得比什么都好看。
阿欢一天天长大，从只会咿咿呀呀，到会含混不清地喊出第一声“娘”，张幼仪的整个世界都被点亮了。每当她抱着儿子，看着他那双酷似徐志摩却又清澈无邪的眼睛时，她就觉得，自己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值了。
丈夫是天，是依靠。这是她从小被灌输的道理。但现在，儿子才是她的天，是她的一切。
日子就这样在波澜不驚中又过去两年。阿欢已经会走路，会跟在妈妈身后牙牙学语。而徐志摩，在结束了美国的学业后，又转去了英国伦敦。他似乎打算在外面一直待下去，丝毫没有回家的意思。
徐申如夫妇看着儿媳妇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孙子，心里既心疼又着急。他们商量着，不能再让夫妻俩这么分居下去了。他们写信给在欧洲游学的二儿子张君劢，希望他能劝说妹妹去英国，与志摩团聚。
张幼仪其实是不想去的。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平静的生活，她害怕再去面对那个男人的冷漠。可公婆的命令、兄长的劝说，她无法违抗。
况且，她心里也存着一丝微弱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希望：毕竟两年没见了，阿欢也这么大了，他会不会……有一点点改变呢？
带着这份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幻想，带着对儿子深深的眷恋，一九二零年底，二十岁的张幼仪，告别了哭闹不止的阿欢和依依不舍的公婆，独自一人，踏上了远赴重洋的邮轮。
为了这次相逢，她做了精心的准备。她听从了哥哥的建议，剪掉了留了多年的长发，换上了一身在当时看来十分时髦的西式套装。
她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土气”，想让自己更配得上那个在英国剑桥大学里念书的丈夫。
邮轮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当她终于在法国马赛的码头，见到那个两年未见的男人时，她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准备，都在他开口的第一瞬间，化为了泡影。
徐志摩站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她。他皱着眉头走了过来，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着她，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而是那种她再熟悉不过的、掩饰不住的嫌弃和烦躁。
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是这么土，真是没办法。”
那一刻，张幼仪感觉自己像一个精心打扮准备去赴宴，却被主人当众赶出门的丑小鸭。海风吹在脸上，又冷又涩。她知道，她人生中最黑暗、最屈辱的一段日子，才刚刚开始。
03
伦敦的雾，总是那么浓，那么湿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对于张幼儀来说，这种天气像极了她的心情。
到了伦敦之后，徐志摩把她安顿在郊区一间租来的小屋里。这里的生活，再次变成了硖石镇那段日子的翻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硖石，至少还有慈爱的公婆和可爱的儿子；在这里，她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唯一能依靠的丈夫，却把她当成一个甩不掉的麻烦。
徐志摩嫌弃她的一切。他嫌弃她不会说英文，带她出去像带个哑巴；他嫌棄她走路的姿势，说她两脚分得太开，像个“乡下鸭子”；他甚至嫌弃她吃饭时发出的轻微声响。在这个家里，张幼仪觉得自己像个寄人篱下的远房亲戚，每天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她原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压抑和忍耐中一天天过去。她没想到，一个人的出现，将这份压抑彻底引爆，把她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个人，就是十六岁的林徽因。
那时候，林徽因正随着她的父亲，民国著名政客林长民在欧洲游学。经朋友介绍，徐志摩认识了这位才情与美貌兼备的少女。
林徽因的出现，像一道划破伦敦阴霾天空的闪电，瞬间击中了徐志摩。
这个十六岁的少女，简直就是他梦中情人的完美化身。她美丽、聪慧，身上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灵气。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和他并肩坐在康河的船上，一起用英文朗诵拜伦和雪莱的诗；她熟读中外名著，可以和他坐在草地上，从最新的文学思潮聊到遥远的哲学命题。她的思想、她的才情、她的谈吐，她的一颦一笑，都让徐志摩为之神魂颠倒。
他瘋狂地迷戀上了她。在他眼中，林徽因就是他寻觅已久的“灵魂伴侣”，是他所有诗歌和浪漫的灵感源泉。而他家里的那个妻子张幼仪，则愈发显得面目可憎，成了阻碍他追求真爱、奔向光明的最大障碍和最丑陋的绊脚石。
于是，张幼仪的生活，便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三角关系之中。
她开始频繁地在家里见到那个叫林徽因的女孩。徐志摩会邀请一群朋友来家里聚会，而林徽因总是其中最耀眼的那一个。
客厅里，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们用英文夹杂着中文，聊着张幼仪完全听不懂的文学、艺术和政治。
徐志摩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林徽因。而林徽因也总是能恰到好处地接上他的话，两人你来我往，默契十足，仿佛是一对天生的璧人。
而张幼儀，则默默地在厨房里，为大家准备茶水和点心。她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女佣，将切好的水果和烤好的饼干端出去，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徐志摩甚至懒得向朋友们介绍一句“这是我的妻子”，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她把东西放下就可以离开了。
她端着空托盘回到厨房，关上门，将自己与那片欢声笑语隔绝开来。客厅里的声音模糊地传来，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她能听出丈夫声音里的那种兴奋和快乐，那是他从未给过她的。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感觉自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孤單的人。
有一次，徐志摩不知为何，心血来潮要带她和林徽因一起去逛街。
那天的伦敦街头，人来人往。徐志摩和林徽因并肩走在前面，两人一边走一边热切地交谈着什么，笑声不断。张幼仪则像个跟屁虫，远远地被甩在后面。
她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中式服装，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她努力地加快脚步想跟上他们，但他们总能不经意地把她落下。
偶尔，林徽因会回过头，对她露出一个礼貌而友善的微笑。那是个很漂亮的笑容，干净又纯粹。但在当时的张幼儀看来，那善意的微笑，更像是一种胜利者居高临下的炫耀和施舍。她看着前面那对才子佳人般的身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多余的、滑稽的笑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对林徽因的迷恋，已经让徐志摩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公开向朋友们宣称，他要追求“完全的自由”，他要和那个“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彻底决裂，他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他将这视为一场伟大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战斗。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为爱与自由而战的勇士，充满了悲壮的使命感。他完全沉浸在自己构建的浪漫主义幻想里，对于这份幻想可能带给别人的伤害，他视而不见，或者说，根本不屑一顾。
他开始越来越晚回家，有时候甚至彻夜不归。他不再掩饰对张幼仪的厌恶，他看她的眼神，就像看一件摆错了位置的、碍眼的旧家具。
张幼仪的心，在这一次次的伤害中，渐渐地麻木了。她看着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神魂颠倒，看着他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写着那些肉麻的情诗，她心中最后一丝幻想的火苗，也终于彻底熄灭了。
她知道，这段从一开始就错误百出的婚姻，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她不再哭泣，也不再质问。她只是沉默，用沉默来包裹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她像一个即将被送上断头台的囚犯，平静地等待着那把名为“离婚”的铡刀，最终落下的那一刻。
04
一九二一年，林徽因因为父亲林长民的决定，匆匆告别了伦敦，启程回国。
这个消息对徐志摩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的“女神”走了，他的爱情失去了载体，这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失落和焦虑之中。他疯狂地给林徽因写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和决心。在他看来，林徽因之所以不辞而别，一定是因为他已婚的身份。他坚信，只要自己能够恢复自由身，他就能立刻飞回中国，追回他的女神，赢得他的爱情。
离婚，成了他此刻唯一的目标。
为了更方便、更彻底地摆脱张幼仪，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她离开伦敦，搬到德国的沙士顿（实为萨克森州）。不久后，他们又辗转搬到了柏林。他告诉张幼仪，他是为了学习德语。但张幼仪心里清楚，他只是想把她带到一个更陌生、更孤立无援的环境里，好让他更容易地甩掉她这个包袱。
柏林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就在这个冰冷的异国他乡，就在他们夫妻关系已经降到冰点的时候，一个最不受欢迎的、却又无法抗拒的小生命，意外地来临了。
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当她确认这个事实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她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铺天盖地的恐惧。她知道，这个孩子的到来，对一心只想离婚的徐志摩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将不是一个惊喜，而是一场灾难。
她瞒了好几天，终日惶惶不安。但肚子里的生命是瞒不住的。她最终还是鼓起了此生最大的勇气，在一个徐志摩难得没有外出的晚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她心里尚存着一丝微弱到几乎看不见的希望，她想，这毕竟也是他的骨肉，或许……或许看在孩子的份上，他能回心转意，哪怕只是一点点。
她走到正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徐志摩面前，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志摩，我……我又有了身孕。”
徐志摩正看得入神，听到这话，猛地抬起头。他的脸上没有半分将为人父的喜悦，反而是一种计划被打乱后的暴躁和被彻底激怒的愤怒。他“刷”地一下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手里的报纸散落一地。
他死死地盯着张幼仪的肚子，像是看着一个怪物。然后，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吼道：“赶紧打掉！”
这四个字，像四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地插进了张幼仪的心脏。她惊呆了，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抖着声音问：“你……你说什么？这是你的孩子啊……”
“孩子？我的人生计划里没有这个孩子！”徐志摩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林徽因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刚跟你离婚，你转头就又给我生了个孩子！你让别人怎么看我？让徽因怎么想？这算什么？”
他的话语里，全是他的计划，他的名声，他的爱情。唯独没有她，没有这个还未成形的孩子。
张幼仪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她哭着哀求道：“志摩，我求求你……我听人说，在德国打胎是很危险的，弄不好……是会死人的……”
徐志摩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用一种冷酷到极点的眼神看着她，说出了一句足以让她记一辈子、也恨一辈子的話：
“那又怎么样？坐火车还有可能出事呢，难道你就不坐火车了吗？”
说完，他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张幼仪彻底愣住了。她看着眼前这个她称之为“丈夫”的男人，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认识过他。原来，在他的心里，她和她腹中孩子的性命，竟然是如此的无足轻重，甚至比不上一张火车票。他那浪漫的诗句下包裹的，竟是如此冷血自私的内核。
那一刻，她的心，死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徐志摩不断地催促她，逼着她马上去找医生堕胎。张幼仪在异国他鄉，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无助和绝望。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任凭徐志摩在门外如何叫骂，她都死死地不开门。她要保护这个孩子，这是她唯一的念头。
就在她被逼得走投无路、几乎要崩溃的时候，一线生机出现了。她的二哥张君劢因为要到德国参加会议，顺道来看望她。
当张君劢看到自己那个一向坚韧的妹妹变得如此形容憔悴、精神恍惚时，大吃一惊。在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学者怒不可遏，他冲到徐志摩面前，狠狠地斥责了他。
有了哥哥的到来，张幼仪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她不再害怕，也不再哭泣。她知道，她不能再指望任何人，她必须靠自己。万念俱灰之下，她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决定。
几天后，徐志摩再次拿着一份拟好的离婚协议书，不耐烦地闯进了她的房间，命令她签字。
这一次，张幼仪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哀求或沉默。她平静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接过了那份薄薄的、却又重如千钧的文件。
在二哥的见证下，她拿起笔，一笔一划地，在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张幼仪。
字迹清晰，没有一丝颤抖。
徐志摩看到她终于签字，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狂喜。他几乎是手舞足蹈地收起协议书，连声对她说：“谢谢你！谢谢你成全！” 他那副样子，仿佛是得到了什么天大的恩赐，终于摆脱了一个纠缠他多年的噩梦。
他兴高采烈地拿着那份“自由证书”走了，甚至没有再多看她一眼。
他不知道，在他转身的那一刻，他亲手杀死了那个曾经对他满怀爱意、逆来顺受的张幼仪。
签完字的张幼仪，一个人，挺着三个月的身孕，站在柏林街头那凛冽的寒风中。天色灰暗，雪花开始零星地飘落。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她只知道，从这一刻起，徐志摩是徐志摩，张幼仪是张幼仪。她的人生，只能靠自己了。
寒风吹在她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但她的眼神里，却第一次有了一丝不属于“徐太太”的、决绝而坚毅的光芒。
05
时光的指针，悄然拨过了五个春秋。
一九二六年的上海，早已不是五年前的模样。这座远东最繁华的都市，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巨大机器，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的悲欢离合与兴衰更替。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南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百乐门里传出的靡靡之音，交织成一曲属于这个时代的、喧嚣而又迷人的交响乐。
在车水马龙的静安寺路，一栋新落成的西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刚刚开业不久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下午五点，银行即将结束一天的营业。
一个身姿綽约的女人，从副总裁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她看起来三十岁不到，身上穿着一件做工精良的宝蓝色暗花旗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保养得宜的身形。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洁而时髦的发髻，脸上化着精致的淡妆，眉眼间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从容与练达。
她不再是那个在硖石镇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传统妇人，更不是那个在柏林街头孤苦无依、凄风苦雨的弃妇。
她是张幼仪，上海滩金融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这家银行的副总裁。
“张副总裁，您要走了？”大堂里的职员们看到她出来，纷纷起身，恭敬地向她问好。
她微笑着对大家点了点头，柔声说：“大家辛苦了，早点下班吧。”
她的步伐坚定而有力，高跟鞋敲击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这声音，仿佛是她这五年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路的最好证明。
回到办公室，她拿起桌上的公文包。这间宽敞的办公室，布置得简洁而雅致。桌上，除了处理完毕的文件，还摆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正咧着嘴笑，他叫阿欢，今年八岁了。
这五年，对张幼仪来说，是一场炼狱般的重生。
在德国签下离婚协议后，她跟着二哥辗转到了乡下。在那里，她生下了次子彼得。那个金发碧眼、像天使一样可爱的孩子，给她孤寂的生活带来了短暂的光明。可惜，命运再次跟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九二五年，不满三岁的彼得因病夭折。
丧子之痛和离婚的打击，像两座大山，几乎将她彻底压垮。她一度想过随儿子而去。但每当看到长子阿欢从国内寄来的照片，看到信上那稚嫩的笔迹写着“妈妈，我想你”，她就告诉自己，必须活下去。
为了阿欢，也为了自己。
她擦干眼泪，将所有的悲痛都埋在心底，然后申请进入了德国的裴斯塔洛齐学院，主修幼儿教育。她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她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寄宿家庭的孩子来换取食宿。那段日子很苦，但她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安定。她学会了流利的德语，也学会了如何依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立行走。
一九二六年，她带着一身学识和一颗经过淬炼的心，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她的人生像开了挂一样。在八弟的支持下，她先是出任了上海一家名为“云裳”的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她将德国学到的现代化管理模式运用到公司的经营中，大胆进行改革，很快就让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云裳”牌时装一度成为上海滩名媛们追捧的潮流。
她的商业才能，引起了兄长和银行家朋友们的注意。不久后，新成立的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向她伸出了橄欖枝，聘请她担任副总裁。
从一个只知“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到一个叱咤商场的“新女性”，张幼仪只用了五年时间。
她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活成了五年前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样子。
只是，她内心深处那道被徐志摩和夭折的彼得划开的伤疤，从未真正愈合。它只是被她用一层名为“坚强”的硬壳紧紧地包裹了起来。
她不再相信爱情，更不再期待婚姻。她的世界里，只剩下两件最重要的事：儿子阿欢和自己的事业。
她活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也比任何时候都孤独。
这几年，关于徐志摩的消息，也零零星星地传到她耳朵里。他如愿以偿地成了“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但他并没有追回他的女神林徽因，因为林徽因最终选择了与她门当户对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后，他又轰轰烈烈地爱上了另一位社交名媛陆小曼，并且不顾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与她结了婚。
报纸上时不时会刊登一些关于他们的新闻，说他们的婚礼如何盛大，婚后生活又如何奢靡。偶尔也会有一些花边消息，说徐志摩为了满足陆小曼巨大的开销，不得不同时在好几所大学兼职教课，甚至还去做一些贩卖古董的生意，生活过得颇为窘迫。
每次听到这些，张幼仪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听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故事。她与徐家父母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二老早已认她做干女儿，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而她也像从前一样孝顺他们。至于那个名义上的“前夫”，早已淡出了她的生活。
她以为，他们的人生，再也不会有交集了。
这天张幼仪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学校接阿欢放学。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她的秘书走了进来，是一个年轻干练的女孩。只是此刻，女孩的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欲言又止的表情。
“张副总裁，”秘书迟疑地开口，“外面……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张幼仪头也没抬，一边将文件锁进抽屉，一边随口问道：“有预约吗？是谁？”
秘书压低了声音，几乎是用气声说的，仿佛怕被别人听见：
“他没有预约，但是……他说他叫徐志摩。”
秘书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观察张幼仪的反应，然后又补充道：“他看起来……情况不太好，已经在会客室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怎么劝都劝不走。”
张幼仪正要去拿公文包的手，猛地在空中停住了。
“徐……志摩？”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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