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名与特征之间——二叠系的命名及其术语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二叠系|地层|地质学|志留系|术语|黄汲清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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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叠系最早在1841年被英国地质学家莫企逊依俄国彼尔姆地区（Perm）的地层命名为“彼尔姆系”（Permian），1859年则被法国古生物学家马尔库根据德国该地层二分的特征命名为“二叠系”（Dyas）。晚清以降，传教士率先将主流二叠系术语Permian译介至中国，并衍生了多种音译名，这些译名还被传入日本。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用汉文“二叠系”新译了Dyas一词，并被官方正式采纳。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大量转译日本地质学成果，“二叠系”术语由此传入中国。民国时期，随着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和术语的规范，“二叠系”得以确立并沿用至今。基于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等人对二叠系的深入研究，二叠系如今采取三分方案，“二叠系”也因此失去了其所表达的本意，但由于使用惯性等各种原因，这一术语却在中国得以保留，而在欧美及日本等国则已被放弃。二叠系概念在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独特传播，不仅反映了优先权在科学术语产生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科学术语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流变。

关键词：二叠系（纪）；地质年代术语；中日地质学交流；西学东渐；跨国科学史

地质年代表是地质学研究的基础工具，通过各类术语来划分和表示地球历史的各个时期，或不同时期形成的地层。年代地层的认定与命名工作兴盛于19世纪近代地质学奠定时期，地质学家或依据发现地层所在地命名，或依据地层特征命名。部分地层则兼有两种命名方式的术语，从而存在术语不统一的情况，这就为其他地区在翻译这些术语时带来巨大困扰。二叠系（Dyas）便是典型例证，如今中文“二叠系”对应的英文术语，为英国地质学家莫企逊（Roderick Murchison，1792-1871）1841年依据俄国彼尔姆地区（Perm）命名的彼尔姆系（Permian），而真正体现“二叠系”本义的术语，则是法国古生物学家马尔库（Jules Marcou，1824-1898）于1859年根据德国地层二分的特征命名的Dyas。这种术语的复杂性根源于二叠系在欧洲命名的争议，又因该术语在亚洲传播过程中的翻译选择而进一步加剧。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我国近代地质学的人物、著作、建制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地质学知识体系的变化、地质学概念术语的形成与演化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对中国地质年代术语的传播与演变仍缺乏系统梳理。中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翁文灏（1889-1971）对地质年代术语极为重视，他曾系统梳理了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地质年代术语翻译情况，指出此类术语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乱象，其中也探讨了二叠系术语中英文不对应的问题。黄汲清总结了晚清至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地质学主要成果，尤其重点分析了这些著作中的地质年代术语。近年来王光旭等明确指出中国主要地质年代术语源于日本，并简要追溯了日本地质年代表的建立过程。另有学者聚焦特定地质年代术语展开专门考证，如王光旭、杨丽娟与韩琦分别探究了“奥陶纪”术语的源流及创名时间。

日本学界对地质年代术语在日本的传播、演变与确立已有探讨。针对19世纪以来日本不同时期地学知识体系的变迁，相关研究已涉及中日地质学交流过程的问题。西方学者对地质年代术语命名与演变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亦有学者以莫企逊为核心，详细阐释其个人特质、学术手段及权力背景对二叠系（Permian）术语在西方学界确立的决定性影响。

作为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地层术语，二叠系在西方的命名及其在中国和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均体现了各种力量的交织，但国内学界对此殊少涉及，对其在东亚的译名流变路径及中英术语不匹配现象尚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文将从跨国科学史的角度，以“二叠系（纪）”为例，梳理该术语在欧洲的命名，在中国以及日本传播过程中的译名选择，探讨近代地质学和科学术语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传播与流变，进而揭示科学术语在跨文化传播中呈现的复杂性与历史惯性。

二叠系在西方的命名与争议

1.1　莫企逊与二叠系（Permian）的认定

自18世纪起，德国学者莱曼（Johann Gottlob Lehmann，1719-1767）、富克泽尔（Georg Christian Füchsel，1722-1773）等人便对德国图林根地区的二叠系地层展开研究。他们准确辨识出该地区二叠系地层的基本岩石序列，并命名了其中的“赤底统”和“镁灰岩统”。19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塞克威奇（Adam Sedgwick，1785-1873）在英格兰发现了二叠系的相应地层，并进行系统研究和划分，但未提出新的命名。

当今国际上正式使用的二叠系英文术语实为莫企逊偶然命名的。1838年前后莫企逊在完成《志留系》（The Silurian system）时，就有去俄国考察的计划，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他所建立的志留系以及与塞克威奇共建的泥盆系的可靠性。1840年，受俄国委托调查该国北部的自然资源，莫企逊邀请法国古生物学家维尔纳伊（Édouard de Verneuil，1805-1873）一同前往俄国考察（[13]，p.112）。回国后，二人立即向英、法两国地质学会提交考察报告，其中已提及在途中多地发现含红色砂岩的地层，并采集到少量鱼类化石（[13]，p.112）。莫企逊认为这部分新红砂岩层可能属于石炭系上部、德国赤底统、镁灰岩统以及三叠系的一部分。维尔纳伊则推断这套地层可能是介于石炭系和侏罗系之间的一套新地层，但因化石不足，二人仅能依据沉积物作初步推测。

1841年，莫企逊同维尔纳伊再度前往俄国调查。此次考察中，他们根据化石分布研究了俄国志留系、泥盆系和石炭系的地层状况，达成了他们俄国之行的原本目的。而彼尔姆系的命名是意料之外的。随着考察深入，他们在多个地区均发现彼尔姆系的分布，并在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各地的彼尔姆纪地层中岩石与化石情况（[13]，p.190），二人确定这是一套未被人命名的新地层。

考察结束后，莫企逊返抵莫斯科便着手整理考察报告。为确保研究成果能在俄国学术期刊上优先发表，他致函时任莫斯科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费舍尔（Johann Gotthelf Fischer von Waldheim，1771-1853）。信中莫企逊重点阐述了此次考察的进展及新命名的彼尔姆系地层（图1）。费舍尔收到信函后，随即在莫斯科博物学会会议上代为宣读。在其鼎力支持下，莫企逊在年底前将论文刊载于俄国学术期刊（[9]，p.15）。维尔纳伊返回莫斯科后同样迅速整理成果，并将文章提交至法国地质学会，于次年发表，其中亦论及彼尔姆系的命名缘由。为确立术语在学界的权威，莫企逊与维尔纳伊随后又展开多次野外工作且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证了彼尔姆系的合理性。

1.2 二叠系在欧洲的命名争议

虽然学界普遍默认了莫企逊的术语，但仍有学者提出质疑。法国地质学家马尔库对莫企逊的成果及彼尔姆系术语的命名最先提出异议（图2）。1859年，马尔库在考察了德国、英国、美国等地的地层后，依据德国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地层情况，将同一套地层以德语词汇Dyas命名（[19]，p.33）。该词原义为“二分的”，这是由于德国二叠系地层上部呈现黄绿色而下层为红色，具有明显的分层特征（[19]，pp.10-11）。这一新术语获得了部分德国地质学家的支持。莫企逊对此展开反驳，多次用彼尔姆系命名的时间来强调自己的优先权。莫企逊在他1872年再版的《志留纪》一书中明确反对了马尔库的术语，表示很多学者均采纳了该术语。

学界对二叠系地层的归属长期持有争议，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研究提出了多种地层划分方案。其实在莫企逊提出彼尔姆系之前，比利时地质学家哈德罗（Jean-Baptiste Juliend'Omalius d'Halloy，1783-1875）已于1834年将德国的镁灰岩统与赤底统合并，命名为佩内恩系（Terrain Penéen），但这一命名在当时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此外，也有一些地质学家认为石炭系与二叠系地层应划归为同一层系。德国地质学家瓦根（Wilhelm Heinrich Waagen，1841-1900）便统合石炭系和二叠系地层，提出“大石炭系”（Anthracolithic）的新命名。无独有偶，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石炭系划分为密西西比系、宾夕法尼亚系及彼尔姆系，将其纳入石炭系范畴。

关于二叠系命名的争议直至美国地质调查局承认Permian这一术语才得以平息。1937年，苏联主办的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列宁格勒召开，主办方专门组织了一场“二叠系旅行”，带领各国学者参观了当时莫企逊考察中最重要的二叠系剖面。参与活动的美国地质学家代表团通过实地考察，对该地层及相关术语形成了全新认识。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地质学界权威邓巴（Carl Owen Dunbar，1891-1979）在1940年的论著中特别记述了此次考察经历，并对莫企逊的学术贡献给予明确肯定，推动了Permian术语在美国学界的认可。1941年，美国地质调查局正式将Permian确立为地质系统的标准术语。在莫企逊提出“彼尔姆系”近百年后，术语命名的争议最终落幕，Permian成为该地层系统的国际标准术语。

晚清传教士对“Permian”的译介

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科学著作通过传教士译介至中国。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于1853-1854年初版的《地理全志》，较早地将西方地质学知识体系引入中国。书中地质学内容集中收录于下编第一册卷一的“地质论”一章。该章“磐石方位载物论”一节系统介绍了地层划分知识，并附有“磐石层累图”，其形式与功能类似现代年代地层表（[28]，页4-17）。此章提及的“黄灰石层”即与二叠系概念对应。然而黄灰石层从字面来看与二叠系相差甚远。《地理全志》下卷的“磐石方位载物论”节译自1851年版的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1780-1872）《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通过文本对比，《地理全志》中介绍黄灰石层的内容（[28]，页7）与《自然地理学》中介绍二叠系地层情况的内容一致（表1）。萨默维尔在原文中并列提到了两个术语，分别是“Magnesian limestone”与“Permian formation”，这说明译者在译书时确有看到Permian这一单词，但他选择了“Magnesian Limestone”并意译为“黄灰石层”。

除意译之外，音译亦是当时主要的翻译方式。江南制造局将西方重要的地矿学著作引入国内，其中莱伊尔（原署雷侠尔）所著、美国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口译、华蘅芳笔述的《地学浅释》便是代表性成果。该书1871年付梓，英文底本为莱伊尔1865年出版的《地质学纲要》（Elements of Geology）第六版。书中系统阐述了岩石分类、海陆变迁、地层学等地质学知识，堪称晚清最具影响力的西学译著之一。

《地学浅释》全面地将西方地质学体系引入中国，其中对地层和地质年代的介绍更为专业。书中多数术语采纳音译，因此导致表意不够直观，地质年代术语更是如此。《地学浅释》中分卷讨论了各年代地层的具体情况，卷二十三“论泼而弥安”中就以“下新红砂”“泼而弥安说”“泼而弥安分层”与“泼而弥安草木”四章，介绍了二叠系的情况。“泼而弥安”正是Permian音译而来，书中也解释了“泼而弥安”这一术语实际是依据俄国“佩尔姆”这一地名而命名的（[30]，页1）。

此外，江南制造局还翻译出版了《求矿指南》《金石识别》《相地探金石法》等地质学或矿物学著作。虽同由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但它们均未采用《地学浅释》的地质年代术语。在1899年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与潘松合译的《求矿指南》中，译者对以地区命名的地层术语采用音译，而以地层特点命名的术语则采用意译。该书卷二“论各种土石层”部分，依照从新到老的顺序，系统论述了各地层的岩石类型与化石种类，其中二叠系被称为“剖密安层”，同样是Permian一词的音译。

晚清益智书会发行了大量科学教科书，同时致力于科学术语的统一工作。益智书会教科书《地学指略》于1881年刊行，由英国传教士文教治（George Sydney Owen，1834-1914）口译、李庆轩笔录。译者采用音译策略，将二叠系译为“比尔米安”。在益智书会出版的其他地学书籍中，均采纳了这一译名，且在其20世纪初编纂的两本《术语辞汇》（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中均沿用了该术语。

傅兰雅作为益智书会的成员，对科学名词的修订与统一工作有着巨大贡献。傅兰雅于1891年在《格致汇编》第一卷冬发表《地学稽古论》，全文核心内容围绕地层与地史知识展开，并绘制了一份与年代地层表高度相似的表格。该表将地球历史由新至古划分为新迹、中迹、古迹、无迹，其下再细分各类地质地层。文中使用的地层术语与益智书会作品中的术语完全一致，如二叠系在此同样译为“比尔米安”。

晚清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多是西方传教士主导，而此类翻译作品大多缺乏对照，多数术语需要自创，因此造成术语纷乱的局面。傅兰雅早期致力于各类科学术语的统一，他还将部分专门术语整理出版，然该工作始终未获得认可。地质年代术语是早期地质学规范工作中的基本环节，民国以前虽然不少组织从事了编订科学名词的工作，但直至清末，统一科技术语的工作并未取得明显成效。

二叠系术语在中日之间的交互传播

3.1　晚清中译二叠系术语传入日本

晚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的新学书籍虽然对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实际上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并不能很好消化这些书籍中的内容，反而这类书籍传入日本后，受到了日本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推崇，《地理全志》就是此类书籍的代表。19世纪中叶《地理全志》传入日本，随后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与重视。1859年日本翻刻此书，原书中的汉字与插图皆未有改动。因此原书中有关年代地层的内容也全为汉字表述（[7]，页45），书中的二叠系术语也用“黄灰石层”表示且介绍内容完全一致，说明《地理全志》中二叠系地层这一概念已引入日本。

除《地理全志》外，《地学浅释》传入日本后，同样受到了日本学者的推崇。1872年，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1850-1894）从江南制造总局购买了当时新出版的12类书籍，其中就包括《地学浅释》。1873年，日本重刻《地学浅释》，与《地理全志》不同的是，书中在一些主要术语上缀以片假名训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学浅释》的传播。中、日两版内容上完全一致，同为8册38卷，仅插图位置有所不同。在日本翻刻的版本中，书中晦涩的音译术语旁又用片假名辅以注音。以二叠系术语为例，日本翻刻版中在“泼而弥安”辅以片假名“パルミアン”，转为日本音译。

《地学浅释》中的音译术语在现在看来晦涩难懂，但在当时的日本却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日本明治早期的书籍中，可见到使用《地学浅释》中地质术语的情况。对比各类作品中的地质年代术语，日本实业家吉井亨（1837-1917）在1880年出版的《矿业要说》中列举了一份地质年代表，其中二叠系术语便引用了《地学浅释》中“泼而弥安”的音译，且每个汉字术语旁也标注了片假名。

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引进中国汉译洋书接触西方科学知识，成为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日本与中国文字相通，直接研读中国书籍能较快掌握西方知识体系，有效助力日本相关学科发展。此外，地质学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因而日本近代大量引入中国地质学译著，为其即将完成的地质学建制化工作奠定基础，地质学术语的厘定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3.2　“二叠系”在日本的翻译与确立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意识到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本的新式大学由此应运而生。1877年东京大学在文部省的主持下正式成立，并聘请了不少外国学者来任教。在1877年至1884年间，德国地质学家瑙曼（Heinrich Edmund Naumann，1854-1927）等西方学者在东京大学初步建立起日本地质学教育。

莫企逊与马尔库的命名争议并未止步于欧洲，随着19世纪西方地质学知识东传，这一争议也被带入东亚语境。瑙曼师承德国古生物学大师齐特尔（Karl Alfred von Zittel，1839-1904），承袭了其地质学知识体系与术语规范。齐特尔在1876年出版的《古生物学手册》（Handbuch der Palaeontologie）中，将二叠系表述为“Dyas oder permische Formation”，即“二叠或彼尔姆地层”。在瑙曼的学生小藤文次郎（1856-1935）的笔记中，小藤氏用英语将二叠系术语记录为“Dyassic or Permian formation”（图3）。这印证了瑙曼已将Dyas术语引入日本，并系统传授给日本首批地质学家。随着外国学者撤离，日本学者逐步接手本国地质学教育及考察工作，地质学本土化进程由此加速，各类术语开始采用日语表述。1884年小藤文次郎《金石学》问世，书中呈现了一套汉文标注的地质年代表，其中二叠系相关术语均以英文“Dyas”标注，将“Dyas System”译为“旧红砂石系”，“Dyas Period”译为“旧红砂石劫”。此时日本开始以Dyas为基准术语，尝试与中国不同的翻译路径。

在日本学者接手地质调查机构并独立开始地质考察工作后，地质图则多使用日语表示。1888年日本地质学家铃木敏在其《东京地质图说明书》中最先使用“二叠”一词。该书第二章中简介了地质年代与地层，并列有一表（图4），表头为“纪、年、类、层”，其中二叠纪术语称“二叠期”，对应的英文是“Dyassic Period”，二叠系术语则称“二叠系”，对应英文为“Dyassic System”。

新译术语“二叠系”迅速赢得日本学界广泛支持。1891年，在日本地质学家神保小虎（1867-1924）出版的《新编小地质学》附录《地球历史各时代表》中，已使用“二叠系”（Dyas or Permian System）与“二叠纪”（Permian Period）的表述。短短三年间，这一译名便获得同行采纳。与此同时，英文术语Permian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持续增强，日本学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在年表中启用Permian一词，但仍保留“二叠系”的译法，未另创新名。横山又次郎（1860-1942）于1896年出版重要著作《地质学教科书》，后于1898年推出《地质学简易教科书》。书中地质年代表及地史相关章节，均以“二叠系（纪），Permian System（Period）”作为唯一对应形式，未曾提及Dyas一词，此时日本学界已接纳此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术语的本源含义与其译名在日本学界已形成明确分野，二者却承载着完全相同的学术概念。

日本选择“二叠系”而非音译Permian，既因Dyas术语源自德国学派，也因汉字表意功能更符合本土知识整合需求。不足十年间，二叠系术语在日本完成了从翻译引进、实践应用到官方认定的历程。早期日本地质学家对地质年代术语的译介尚处于摸索阶段，但随着本土地质学体系的发展，该术语迅速在日本学界确立并广泛运用，其对应的英文名称也从Dyas逐渐过渡为Permia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官方才将二叠系术语调整为音译Permian的片假名形式。

3.3　留日学生与“二叠系”的引入

随着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广，留日热潮兴起，许多致力于矿路的学生选择到日本深造，翻译日式教科书成为学科发展的潮流。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成立，拟按中小学堂课程编纂教科书，日式教科书在此极盛一时，地质学教科书多以横山又次郎教科书为底本。1902年，虞和钦、虞和寅合译《地质学简易教科书》，翻译自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简易教科书》，书中历史篇主要介绍了地质年代表及其具体情况。二叠系术语应是通过这本书中首次传入中国，但此书中术语并未附有英文，所以此时仅是初步将日本汉文所写的二叠纪术语引入中国，其对应的西文无论是“Dyas”还是“Permian”都均未提及。

除此之外，虞和钦在1903年4月和5月于《科学世界》发表了《中国地质之构造》。该文第三节“地质之发育史”中对原始代、太古代、中生代、近古代的海陆变迁、地质构造运动和地层分布及成因作了介绍，文章后还附有地史系统简表。虞和钦采用了与横山又次郎一致的术语体系，同样使用了术语二叠纪。

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积极向中国介绍日本的地质学。他早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采矿，后到日本进修。鲁迅刚到日本不久，国内发生了护矿运动，不少留日学生因此在《浙江潮》声讨买办和清政府。鲁迅毅然加入其中并于1903年10月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该文虽以谴责清政府为主旨，但亦涵盖主要地质学知识。在第三章“地质之分布”中，详细阐述了各时代的化石环境及其在中国的分布。文中地质学知识与地质年代术语多来自佐藤传藏1898年出版的《地质学》一书。《地质学》沿袭了横山又次郎的术语体系，故鲁迅使用了汉文术语二叠系并对应了英文Permian。

在横山氏版本上又做修订和增补的有陈文哲、陈镜荣于1906年出版的《地质学教科书》，此书有一特殊之处便是其地质年代表中的多数术语，已与今日中国所用术语无异。书中的地质年代术语又作简化，如将日本术语寒武利亚纪简写为寒武纪等。该书中二叠系术语继续沿用二叠系汉字且对应英文Permian。

晚清文献中，与“二叠系”对应的西文术语Dyas，目前仅在留日学生顾琅和鲁迅合写的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类著作《中国矿产志》见到。书后附地质年代表一份，其中有写“二叠纪”（Dyas or Permian Period），此处对应了两个英文术语，同齐特尔、瑙曼以及小藤氏讲义中的表示方法一致。顾琅于1904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就读，主攻专业为化学兼冶金采矿，因此承袭了日本主流地质学知识体系，与仅做翻译书籍的学者不同，他有着更为专业的知识，也可能因此将Dyas加入书中。随着日本地质学著作的传入以及留日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译介，源自日本的“二叠系”术语逐步进入中国学界。

二叠系术语在中国的确立与变化

4.1　二叠系术语的审定与规范

中国近代地质学事业在章鸿钊、丁文江与翁文灏的推动下开始了建制化工作，术语的规范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地质研究所成立初期，三人针对地质年代术语有过讨论。当时有一种趋势是要将地质学及其相关诸学的专门名词彻底重译，凡日本人的名词皆不要用。章鸿钊认为我国应全盘使用日本人所用译名，不宜另起炉灶。丁文江则不赞成，认为日本术语虽使用汉字，但却不是中文发音，难以匹配，应重新勘定中式术语。

翁文灏的主张略有不同，他认为之前基本相同的各种文字，所用的术语应当也是尽量相同的，以便互相交换知识，欧洲国家皆是如此。而日本文字本身来自中国，中日文化之间同源且相通，且日本科学术语本身都使用汉字，很多来自中国旧名。所以翁文灏主张在中国旧名的基础上，结合日式新词，若又出现新的术语只得再造。此外，他也希望日本也能与中国保持一致，为方便交流进步，尽量保持术语上的统一。

关于地质年代术语不统一的问题，翁文灏专门剖析了民国时期地质年代术语的混乱状况，指出仅二叠系术语就存在“培耳米”“二叠”“白耳米亚”等多种译法。翁氏表示日本当时通用的二叠系英文术语实际源于地名，但由于日本地质学界前辈沿用德国旧称已久，后辈又多承袭前人体系，这套以汉字表述的术语得以一脉相承而未作变更。尽管对应的西文术语已发生变化，但因日本地质年代术语早已统一，导致术语翻译与原文出现偏差。翁氏反对另创新词，主张“从先从众”为最优选择。他认为既然已有通用词汇，再造新词只会如前人创制术语般，令后人更难辨别统一，唯有保持术语传承性方为根本解决之道。

针对学校教材的编纂，更应避免生造新词，否则将引发更多歧义。对读者而言，术语统一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消除混淆。1916年翁文灏与章鸿钊合著《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该书集中呈现了地质研究所学生的野外实习成果。翁文灏特别指出，书中术语严格遵循其提出的命名原则。书中已明确采用中文“二叠系”的表述，表明这一术语在中国地质学建制化初期便获得了学界认可。

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官方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正式启动。地质学名词审定稿于1934年5月完成编订，1936年经中国地质学会复审通过后正式成册。审定原则以沿用旧名为基准，仅对存误或不妥术语进行修订，多数遵循意译准则，如有必要，方采用音译。就地层术语而言，此次审定仍延续既往体系，“二叠系”术语及其对应英文表述均未作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主管。历经两年多审定，《地质学名词》于1954年正式公布。该版本中二叠系对应英文“Permian system”，二叠纪对应“Dyas，Dyas，Permian period”。Dyas一词虽在学界鲜少使用，却依然存在。

尽管地质学术语历经多次官方审定，专业文献中仍存在术语简写或替换用字现象，如二叠系与三叠系在诸多文献中被简写为二迭系和三迭系。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1987年，中国地质学会组建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88年形成草案初稿，最终于1993年正式出版。此次审定对长期争议、用法混乱乃至错误的术语进行了系统修订。二叠纪与二叠系中文术语此次审定都仅同Permian对应，并未再提及Dyas。

4.2　黄汲清与二叠系三分方案的提出

二叠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始终备受重视。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齿菊类化石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发现，在二叠系上部划分出一个以含齿菊类为特征的上统的观点日益成为主流，关于二叠系应采用二分法还是三分法的争论成为20世纪地质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学者对二叠系地层的研究尤以黄汲清最为关键，他在推动二叠系“三分”及其下界标准化方面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自1932年起，黄汲清便潜心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珊瑚化石与腕足动物化石，并初步提出二叠系三分方案。在其著作《中国南部之二叠系地层》中，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南方二叠系三分的观点，通过动植物群的对比以及岩性和地层分析，将中国中部、西南部及东南部的二叠系地层划分为三部分：上部为乐平统，中部为阳新统，下部则为船山统。尽管如此，当时国内主流思想仍坚持二分法。1942年后，黄汲清持续考察研究中国二叠系地层，深入探讨其三分方案。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黄汲清的三分方案才获得广泛认可。

1999年，第14届国际石炭系、二叠系会议在加拿大召开，此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叠系“三分”方案。2000年，我国召开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会上正式确立并推广了黄汲清的三分观点，实现了与国际地层方案的接轨。二叠系三分观点现已成主流，从上至下依次分为乐平统、瓜德普鲁统、乌拉尔统。

随着二叠系地层研究的深入，“二叠系”一词的各种含义都已消解，其对应的词源Dyas在国际上亦被废弃。该术语在中国地质年代表中仅具指代意义，与其现今划分为三个统的实际情形存在显著差异。这正是二叠系术语的特殊性所在，亦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之一。

结论

地质年代或地层的识别与命名是近代地质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深入探索地球历史的必要途径。然而，由于地层术语存在两种命名体系且命名者众多，许多地层术语的命名与研究历程颇为复杂，这导致地质学在全球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术语不统一的现象。中国当前使用的二叠系术语集中体现了这一问题，其命名与传播过程的错综复杂，最终致使中国采用了一个废弃术语的译名，如今只能以“二叠”这一“旧词”指代内涵已发生显著变化的“新”地层。术语一旦被学术共同体广泛接受，即便与科学事实脱节，仍会因路径依赖而持续使用，这一现象在历史中并非孤例。

二叠系术语的争议始于欧洲，地名命名（Permian）与特征命名（Dyas）的竞争为亚洲国家引入该术语带来了困扰。晚清时期，中国在缺乏专业参照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音译或意译引入此术语，造成多种译名并存的混乱局面。这一情况同样影响了效仿中国的日本。不过，日本很快参照德国建立了自己的地质学体系，将德国术语Dyas译为“二叠系”。中国在地质学发展与建制化的过程中，采用了日本翻译的术语“二叠系”，并经官方认定沿用至今。随着地层学研究的深入，“二叠系”这一术语已无法准确反映该地层三分的具体情况。尽管国际学界（包括日本）普遍采用Permian这一表述，但由于术语的稳定性和使用惯性，“二叠系”仍在中国使用。

从西方的命名到在东亚的传播，二叠系术语始终交织着地名命名与特征命名的双重性。虽然现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均已接受以发现地命名的Permian，而中国还保留着“二叠系”（Dyas）这样的名称。这不仅揭示了地层命名及其在跨国流动中的复杂性，也表明由于概念或理论的发展，术语与其概念之间尽管常有不匹配的现象，但往往会被赋予新的含义，从而形成新的指代，在地名与特征之间的二叠系正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