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真的没办法。”这是在谈及为什么要借网贷中听到最频繁也最沉重的一句话。没有复杂的金融术语，没有对利率的争辩，只有六个字，道尽了千万人的生存困境。
随着助贷新规落地，关于36%高息贷（含24%+权益模式）是否会被“一刀切”的讨论沸沸扬扬。36%高息贷的争议，本质是金融普惠与风险管控的失衡问题，不能简单用‘好’或‘坏’定义，而要追问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可持续性。
困在36%里的人：无奈之下的“不得不选”
36%高息贷的借款人，从来不是贪婪的逐利者，而是被现实逼到墙角的普通人。央行数据显示，我国普惠金融覆盖率虽已达99%，但仍有近2亿成年人缺乏正规信贷记录，这部分人群与36%高息贷的核心客群高度重合。他们的借款选择，本质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1.刚性需求下的“被动借款”：不借就垮的生存压力
《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报告》显示，36%高息贷的借款用途中，应急周转占比达42%（医疗、房租、经营缺口），日常消费占35%，偿还其他债务占23%。这些需求的共性的是“刚性”——不借就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或经营。
河南27岁的机械加工工人，第一次借款1.8万只是为了付房租、还信用卡，他以为“下个月会更好”，却陷入“还不上就借下一笔”的循环，最终欠款飙升至4万多；四川的年轻父亲，孩子刚出生，收入不稳，借款用途被判决书写为“家庭支出”，背后是尿不湿、奶粉、房租的重重压力，逾期后老父亲被催收电话骚扰得不敢接听。
这类借款人的借款行为，是生存理性而非消费理性。当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缺口出现，而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覆盖时，高息贷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哪怕知道利率高昂，也只能选择接受。
2.金融排斥下的“别无选择”：被正规体系遗忘的尾部人群
监管数据显示，66%的小微企业有贷款需求，但仅有21%能获得银行小微贷款支持，2024年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仅35%。而在个人信贷领域，征信“白户”“灰户”（无信贷记录或有小额逾期）占成年人口的34%，他们几乎被银行信贷体系完全排斥。
县城开小超市的王姐，疫情后遭遇供货商涨价，库存告急却被银行以“经营规模小、流水不稳定”拒绝贷款，只能借35.99%年化的贷款：“不借，超市就黄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就断了”；武汉高先生生意亏损导致征信逾期后，银行大门紧闭，只能求助高息贷，借20万被扣除1.2万“砍头息”，实际到手14.7万，最终陷入“以贷养贷”的绝境。
《互联网信贷行业白皮书》显示，二三线城市及县域居民占高息贷借款人的58%，大专及以下学历群体占网贷用户的73%。这些人群金融知识薄弱，难以接触到正规低息贷款，又容易被助贷平台的模糊宣传误导。金融排斥不是他们的错，而是金融体系服务下沉不足的结果。36%高息贷的存在，本质上是填补了正规金融的服务空白。”
36%利率的生存逻辑：平台不是纯粹作恶，却在加剧失衡
关于互联网平台提供36%利率产品的争议，始终围绕“拯救”与“破坏”展开。客观来看，平台并非纯粹作恶，但其逐利本质与行业畸形模式，最终加剧了社会失衡。
1.风险定价的必然：高利率背后的高风险成本
“36%的利率，本质是风险定价的结果，而非单纯的逐利。”某头部消费金融公司风控总监透露，“年化36%的贷款产品，风险成本约12%-15%，运营成本3%-5%，资金成本4%-6%，综合下来净利率仅8%-10%。”数据显示，这类产品的坏账率高达60%（Vintage口径），意味着一年有7%-8%的客户会成为坏账，五年累计坏账率超35%，与CapitalOne在美国服务次级人群的风险数据基本一致。
这些客户被业内称为“金融ICU客户”——他们的金融生命可能只剩五到八年，还款能力极不稳定。平台之所以定高价，是因为必须用高利率覆盖高坏账成本。从这个角度看，平台提供这类产品，确实满足了部分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资金的人群的应急需求，68%的小微企业“首贷户”正是通过这类产品获得了第一笔贷款。
2.收割式玩法的原罪：不经营客户，只消耗客户
尽管有风险定价的合理性，但行业的“收割式”玩法，让36%高息贷沦为加剧贫富差距的工具。为什么没有24%到36%之间的定价客群？因为机构知道这些客户没有长期经营价值。大家都抱着‘收割’心态，在短期内能多捞就多捞，不会投入资源帮助客户改善财务状况。
这种模式下，平台通过算法诱导借款人持续借款：按时还款后立刻推送“额度提升”“限时免息”通知，不同平台共享数据，频繁借贷的用户会被贴上“高风险、高借款意愿”标签，利率悄悄升至36%上限。某研究显示，市场新客流入越来越少，大部分借款人都是五年以上的“老司机”，客户池子正慢慢干涸，而机构为了增量不断提额，客户用提额的钱还款，形成“借新还旧”的死循环。
平台的核心问题，是将客户视为‘提款机’而非服务对象。正规金融追求客户长期价值，而36%高息贷的玩家，只追求短期现金流，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客户财务状况恶化，最终引发社会问题。
3.信息不对称的陷阱：用数字游戏误导借款人
更值得诟病的是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设置的陷阱。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显示，72%的高息贷借款人看不懂“年化利率”的真实含义，平台从不直接宣传“年化36%”，而是用“日息0.1%”“月息3%”的数字游戏误导用户。
安徽25岁的客服女孩，借款用途全是分期买手机、直播间购物等琐碎消费，她在法庭上反复说“我不知道利息怎么算，我只知道每个月必须还”，直到逾期后罚息滚雪球，才明白“日息0.1%”背后是36.5%的年化利率。平台的宣传策略，本质是利用借款人的金融知识匮乏，进行非理性诱导。这种信息不对称，让借款行为失去了公平性，也让平台偏离了金融服务的本质。
如何不借？直面现实的务实破局：从“禁止”到“疏解”
解决36%高息贷的问题，核心不是喊“消除不得不借”的口号，而是直面三个残酷现实：金融机构无法承受尾部客群的高违约率、监管不能一味限制、普通人“明知是毒药却难脱身”的困境。破局的关键，是从“堵”转向“疏”，用分层施策、风险共担、提振收入的组合拳，逐步化解矛盾。
1.合理约束而非“一刀切”，给风险定价留合理空间
监管的核心不是消灭36%客群的贷款需求，而是防止需求被畸形利用。一味限制利率会导致两个后果：要么需求转入地下高利贷，要么借款人彻底贷不到款，引发更严重的生存危机。现实是，36%客群的16%坏账率，远超银行4%以下的容忍上限，强行要求正规金融承接，只会导致不良率飙升、金融风险扩散。
监管的务实路径应是“约束+引导”的平衡。明确“利率透明化”底线：禁止“日息0.1%”等模糊宣传，所有产品必须显著标注真实年化利率，包含罚息、服务费等所有隐性成本，让借款人在知情前提下选择；
划定“适度风险定价”区间。参考当前政策导向，将新增贷款利率控制在20%左右，但允许对极特殊高风险应急需求（如重大疾病），在严格审核用途的前提下，保留一定的利率弹性，避免“一刀切”导致应急通道关闭；
建立“债务熔断机制”。对同一借款人的多头借贷总额设限（如月收入20倍），一旦触及上限自动停止新增贷款，防止“以贷养贷”滚雪球；同时设立个人债务重组通道，对陷入绝境的借款人，允许协商延长还款期限、减免超额罚息，避免债务终身绑定。
南通中院在江苏孙某夫妇案中的判决，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不否定贷款的应急价值，但驳回预扣费用、超额罚息等不合理诉求，既保护借款人权益，也未彻底否定这类产品的存在意义。
2.放弃“全覆盖”幻想，构建“分层供给”体系
指望银行下沉服务就能承接所有36%客群，是不切实际的。银行的资本约束、风险考核机制，决定了它无法承受16%的坏账率，强行下沉只会导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监管数据显示，即便是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银行的不良率也仅能容忍5%左右，与36%客群的风险水平相差3倍。
务实的金融供给体系应是“分层对接”，而非“一刀切承接”。银行聚焦“边际改善型”客群：针对征信有瑕疵但收入稳定（如连续社保满1年）、违约率在15%以下的客群，推出年化12%-15%的小额信用贷，通过工资代扣、分期还款等方式降低风险，这类客群约占36%群体的30%，是银行可承受的范围；
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承接“中等风险型”客群。针对收入波动较大、违约率20%-30%的客群，推出年化15%-20%的产品，通过场景绑定（如经营贷仅用于采购）、动态调额等方式控制风险，覆盖36%群体的40%；
规范后的互联网平台服务“高风险应急型”客群。针对违约率30%以上的极特殊应急需求（如医疗、突发经营缺口），在严格审核用途、明确还款计划的前提下，提供年化不超过20%的产品，且单笔额度不超过5万，避免大额负债，覆盖36%群体的20%；
政府主导的应急救助填补剩余缺口。对不符合任何信贷条件的极端困难群体（如无收入、重大疾病），由民政、医保等部门联动提供临时救助金、医疗垫付等支持，而非将其推向信贷市场。
这种分层模式，既承认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上限，也避免了部分群体“贷不到款”的绝境，让不同风险水平的客群都能找到对应渠道。
3.提振收入是根本，素养提升只是辅助
借款人陷入高息贷，核心不是不懂‘年化利率’，而是收入跟不上刚性支出的缺口。当一个人月入5000，要承担房租2000、赡养老人1000、孩子教育1500，再遇到突发疾病，哪怕知道36%利率是毒药，也只能喝下去。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4.2%，低于GDP增速，而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增速达8%-10%，收入与支出的剪刀差，是“不得不借”的根源。
解决问题的核心，是从“提升素养”转向“提振收入+降低刚性支出”。拓宽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渠道：针对县域青年、灵活就业人员等36%客群的主力，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对接县域产业园区、电商平台等资源，提供更多高薪岗位；对小微企业主，落实税收减免、租金补贴等政策，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其还款能力——只有收入增长跑赢支出增长，借款需求才会从“刚性”变为“可选”；
降低核心刚性支出压力。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将更多重大疾病特效药纳入目录，降低45%的自费比例；规范租房市场，加大公租房供给，缓解房租压力；对教育、育儿等支出，提供专项补贴，减少家庭现金流压力——当应急缺口缩小，借款人就不会被迫选择高息贷；
金融素养提升要“接地气”。与其讲“年化利率计算”，不如制作“借1万还多少”的直观对照表，在贷款APP、社区宣传栏显著位置公示；针对老年人、县域居民等群体，开展“防坑实战课”，用真实案例讲解“砍头息”“以贷养贷”的危害，让素养提升真正服务于决策，而非空洞说教。
4.打破“以贷养贷”循环，需要“退出通道”而非“道德指责”
现实中，很多借款人明知高息贷是毒药，却因“还旧贷要借新贷”的循环无法脱身。武汉高先生就是典型：借20万实际到手14.7万，到期无力偿还只能借新贷，最终债务从20万滚到470万。这种循环的本质，是“短期债务与长期还款能力不匹配”，而非借款人“贪婪”或“愚蠢”。
给个体的务实出路，是提供“体面退出”的通道。主动停止“以贷养贷”：一旦发现还款额超过月收入的50%，立刻停止新增借款，哪怕逾期也优先保障基本生活，避免债务进一步扩大；
协商债务重组。主动联系贷款平台，说明实际情况，申请延长还款期限、减免超额罚息（如超过LPR四倍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多数平台为避免坏账，愿意协商；
寻求公益法律援助。各地法律援助中心、消费者协会均提供免费咨询，若遭遇暴力催收、砍头息等违规行为，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借助司法力量打破债务陷阱。
36%高息贷的存在，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复杂命题。它既不是纯粹的“恶”——填补了正规金融的服务空白，帮助部分人渡过难关；也不是正当的“善”——其收割式玩法、信息不对称陷阱，加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平台定义为“作恶者”，也不能忽视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上限，更不能用“提升素养”掩盖收入增长滞后的根本问题。理性看待的核心，是承认“明知是毒药却不得不饮”的现实困境，用“分层供给、合理约束、提振收入”的务实路径，逐步疏解矛盾，而非一味禁止或指责。
当正规金融能分层承接不同风险客群，当监管能平衡“约束与包容”，当普通人的收入能覆盖刚性支出，当陷入债务的人有体面退出的通道，36%高息贷自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这一天的到来，需要监管的智慧、行业的担当，更需要社会对“无奈选择”的包容与共情——毕竟，没有谁愿意主动跳进债务的泥潭，大多数人只是想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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