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狗案的新进展，两个细节无法回避
↑ 那条咬人的狗生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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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为山西狗案的主要当事人，赵某珍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赵某珍，原传为赵某晖，是被杀者郭某刚的爱人，也是狗的女主人。
身为长治市潞城区的政协委员，赵某珍麾下有多家公司，在当地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强人。
赵某珍对南周记者的描述，与庭审现场检方所描述的细节，有很多出入，与原先申家的描述，更是针锋相对。
比如，赵某珍说当晚进入申家院子的郭家人，一共只有三个人，而不是之前所说的九个人，或者十个人。而且进入院子的人，手里什么都没有拿，也并没有计划要打架，就是想砸几块玻璃撒撒气。
再比如，赵某珍说拴狗的链子并不长，如果申某浩不故意走到狗跟前，狗不会咬人。言外之意，狗咬人一事的责任在申某浩，而不在狗。
赵某珍还透露，被狗咬后把狗摔死的申某浩，其实是一名宠物医生。
涉事当天下午，赵某珍说自己一家人都在家里，门也打开着。
事发之后，赵某珍说自己本来一直都积极解决，还主动给申家打了四个电话，是申家人先态度不好，这才激怒了赵某珍及其家人。
至于砸锁，踹门，赵某珍觉得自己家人也很委屈，因为“多次敲门无果”。
进入申家院子后，赵某珍还看见申母手持一把菜刀，申某浩的姐姐拿着一根擀面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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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是需要听一听赵某珍这一方怎么说。
只不过，赵某珍这些话，却与长治检方的描述，与劝架邻居的证词，与潞城帽子叔叔的记录，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狗绳的长与短，被咬者申某浩是不是宠物医生，都与案情无关。
申母手里的菜刀，申家女儿手里的擀面杖，虽然可能成为伤人的器物，但经过鉴定，并没有在冲突中伤过人。
有关的是一条属于郭家的会咬人的狗，没有拴在郭家院子里，却拴到了院子外对面的路上。
同样是养狗，申家也有一条狗，圈在自家院子里。
路是公共场所，有人路过，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喝了酒，狗都不该咬人。
既然敢把一条会咬人的狗，拴在公共场所，郭家当然得为狗咬人负责。
赵某珍声称自己的女儿把狗当成了家人，但大正月的，一家人都在家里过年，却把狗拴到了院子外，显然说法与事实不符。
另外，赵某珍说进入申家的只有三个人，然而检方资料显示，除了赵某珍，郭某刚（死者）外，还有三人受伤，这说明郭家至少有五个人进了申家，赵某珍的话，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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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与申家各执一词，其他旁观者的证词，显然更加可信。
劝架的邻居贾某回忆，赵某珍砸锁进院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铁锹。
帽子叔叔给赵某珍打电话，赵某珍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
申家人锁门自守，也是在帽子叔叔的指点下做的，目的是想回避郭家人的冲天之怒火。
总之，赵某珍接受南周采访，名义上说自己很后悔，但实际上仍然在为自己开脱，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处置有太大的错。
也许她的记忆的确如此，但客观上与旁观者描述对不上，有说谎之嫌。
随后不久，申家院子外不远处的一处监控，也被邻居传到了网上。
监控之中，郭家三人上蹿下跳，扬起手中的石块，将申家临街的几块窗户玻璃，都砸得稀碎。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赵某珍和郭家人的确很愤怒，愤怒到失去了理智。
也许在赵某珍看来，这样的愤怒，责任都在申家，郭家人都是无奈之举。
但我们看到这样的监控，却只感受到郭家人的嚣张跋扈，并对申家人的恐惧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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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申家和郭家的诉求，注定不能一致。
其实老董认为，无论是郭家人，还是申家人，都把事情想的复杂了。
纠缠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末节，根本无助于法律工作者了解案情，判断基本事实。
从法律的角度看，狗咬人被摔死和闯进院子被反杀，这是两件事。
两件事之间有联系，但两个案子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干。
李圣律师深夜前往现场，探访案发时的环境，才是实事求是。
有很多案情，就是得身临其境，将心比心，才能够找到破案的钥匙，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
果然，经过李圣律师的了解，有两个不易被大家发现的细节，都在法庭上被提了出来。
一是郭家人当中的韩某，曾声称自己“被一把剪刀”所伤，现场伤者和死者的伤口鉴定，也能说明现场的确有除了剔骨刀以外的其他“凶器”，然而到了法庭上，韩某却改了说法，否定了剪刀的存在。
二是在剔骨刀上，只采集到了死者郭某刚的DNA，没有其他三名伤者的DNA。科学不会骗人，除非有懂法医学的人专门去清理痕迹，否则剔骨刀刃上定会留下被伤者的DNA。
也就是说，其他三名伤者的伤，有可能是其他凶器所导致的。
那么这个凶器，到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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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师所发现的这两个细节，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无法回避，是因为这两个细节的确定，能够直接左右案件的定性。
如果案件当中，的确有一把“被消失的剪刀”，而且这把剪刀如申家人所叙述，是由郭某刚带到现场，那么死者郭某刚“意图伤人”的事实就会成立。这和赤手空拳进院子与申家人理论，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
郭某刚 “意图伤人”的事实一旦成立，也就意味着申某良拿起剔骨刀的防卫行为，更加正当。
另外，剔骨刀上没有其他三名被伤者的DNA，就说明现场 至少 还有另外一名伤人者。这个事实一旦成立，那么界定申某良对三名伤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也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这三个人的被刺伤，和人家申某良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又何来防卫之说？
既然没有防卫，又何来正当或者过当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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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由于重要细节没有调查清楚，此案根本就不应该进行到庭审环节。
庭审环节被李圣律师问的哑口无言，有人会很尴尬。
当地的帽子叔叔，需要辛苦一下了，得落实有没有那把“消失的剪刀”，得落实有没有除了申某良以外的其他伤人者。
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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