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上海市民王某官和赵某先后走进上海市某局某所——这场迟来的报案，指向同一个名字：周某良。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报案后嫌疑人被迅速释放，案件推进的过程，更成了一场新的煎熬。
王某官与周某良本是朋友，2020年9月起，周某良主动向他搭话：“我能帮你多拿拆迁利益。”
正是这句话，让王某官一步步陷入圈套：2020年9月，他给了周某良3万元现金、2000元香烟及3000元餐饮费；同年12月，又被索要1.9万元、3000元香烟（4条）、1000元洗车费与1万元“打点费”；2021年2月，周某良称“能争取20平拆迁面积”，再收8.2万元、3000元香烟（5条中华）；此后，“办事费”“排名次钱”接连而来，截至2022年1月，王某官累计被索要20.1万元现金、14条软中华香烟，所有“拆迁利益”却始终不见踪影。
同样的套路，也落在了赵某身上。2023年，周某良以“能帮你女儿安排事业单位工作”为由，向赵某承诺“名字已排进去”“有空位就安排”，诱使她支付20万元“办事费”。可两年过去，工作毫无进展，周某良仅以“会安排好的”搪塞，分文未退。
2025年6月19日，王某官、赵某分别报案，当天王某官拿到了《案（事）件接报回执》，不久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明确“王某官被诈骗案”符合刑事立案条件
但案件的走向，却让两位受害者始料未及：7月9日周某良被抓获，仅过了38天，8月16日他便被释放。
更让王某官、赵某不安的是办案过程：负责案件的朱某，与受害者沟通时“偏向骗子”，不仅对周某良的狡辩“不辨是非”，还始终未调取关键人证物证，甚至对赵某的案件“避而不提”——赵某报案后，询问时对方只说“两个案件放在一起”，却无任何实质进展。
“他们始终在糊弄我们。”王某官称，每次询问案件进度，得到的只有“在商量”的回复，而周某良家属的话更让他心惊：其家人称“借了15万元搞关系，送给办案部门”。因为骗钱，周某良被抓进去，他也承认这些！周某良请的律师都声称周某良根据诈骗金额至少可以判十年刑期！
王某官、赵某委托的上海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指出，周某良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其一，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周某良明知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安排工作、影响拆迁利益，却多次作出“名字已排进事业单位”“能争取拆迁面积”等虚假承诺，甚至在官方招聘启动后仍谎称“信息是假的，我会帮你安排”；
其二，非法占有目的明确：在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持续收取高额“办事费”，长期拖延且无退款意愿，涉及两名受害者的金额达42万余元，已属“数额巨大”；周某良承认债务但是并不退还；
其三，受害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王某官、赵某均因“朋友关系”轻信其承诺，才陆续支付财物。
律师同时反驳了“民事纠纷”的可能：周某良所谓的“关系”“后台操作”本就违反正规招聘、拆迁程序，且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具备相应能力；而王某官在拆迁事宜中被骗的经历，更体现出周某良诈骗行为的一贯性。
如今，王某官和赵某拿着《立案告知书》与厚厚的证据材料，却只能在“案件推进中”的回复里等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
“希望警方能公正办案，查清周某良诈骗的全部事实，追回我们的损失，也让骗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而这起案件的走向，不仅关系着42万元财物的去向，更关系着普通市民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当“朋友”的信任被当作诈骗的筹码，当立案后的案件陷入拖延，受害者的维权之路，何时能等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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