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迪斯雷利急速推进的帝国主义活动，赢得普遍的支持|世纪|大英帝国|帝国主义|本杰明·迪斯雷利|罗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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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拜特的第一笔财富并非来自钻石，而是来自房地产投机。为了满足对经营场所的需求，他买了一块地，搭建了十几个波纹铁皮棚子作为办公室，除留了一个自用外，其余的均以每月1800英镑的租金出租。12年后，他以26万英镑的价格出售了这块土地。

在金伯利，拜特是一群德国单身汉里的一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德国帮”，类似于罗德斯的“英国帮”。成员中有朱利叶斯·沃尔德赫（JuliusWernher），他是一个年轻的德国贵族，1873年被朱尔斯·波吉斯派到金伯利负责掌管公司。拜特和沃尔德赫建立了持久的商业合作关系，但他们却是一对奇怪的搭档。沃尔德赫是个高大英俊的前龙骑兵，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服役于普鲁士骑兵队。

拜特身材矮胖，相比身体，他的头显得过于大了，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他会浑身难受，似乎有一大堆神经质的举止，时而扯扯衣领，时而捻捻胡子，时而咬咬手帕角。拜特的钻石利润集中在金伯利矿。尽管他也涉足了当地的其他几家公司，但他的主要注意力还是集中在金伯利中央公司，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一个扩张工具。

在金伯利中央公司崛起的过程中，拜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给罗德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开始与拜特“拉关系”。和詹森一样，拜特也被罗德斯所说的“大计划”迷住了。拜特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抱负，尽管他想要取得非凡的成就，但他的喜好很简单。罗德斯说，最能打动他的，是“足够富有，每年能给他母亲1000英镑”。

拜特回德国

当拜特第一次回德国时，他带着他的母亲去兜风，询问她对他们坐的马车、使用的马和雇佣的车夫是否满意，然后把这些都留给了她。他说：“妈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有足够的钱给你买一辆马车，再配上一匹马，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拜特喜欢赌博，也喜欢赢钱，尽管他功成名就，但他仍然是一个温和谦逊的大亨，以许多善举而闻名。

弗兰克·哈里斯写道：“实际上，拜特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这是他好的一面，也是罗德斯要利用的一面。”罗德斯与他们交往的一般动机，是认为他们有用，能帮助自己实现计划。但在遇到无忧无虑且毫无野心的青年内维尔·皮克林时，罗德斯与他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系。皮克林是伊丽莎白港一个牧师的儿子，比罗德斯小4岁。

直到1881年罗德斯聘请他做戴比尔斯公司的秘书和首席办事员之前，皮克林一直在金伯利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他聪明能干，热爱交际，性格开朗，金伯利的年轻小姐们对他赞不绝口。罗德斯对皮克林很满意。在皮克林接受戴比尔斯职位几个月之后，他与罗德斯一起搬进了一间面朝金伯利板球场的波纹铁皮小屋。尽管罗德斯拥有财富和地位，这间小屋的陈设却少得可怜：只有木椅、空桌子、铁床架和马鬃褥子，虽然并不舒适，但却很适合罗德斯。

一个有色人种男仆负责照看他们，充当管家、厨师和贴身男仆。对罗德斯来说，这是一次充实的经历。用伊恩·科尔文的话说，罗德斯找到了一个“知心朋友”和“梦寐以求的知己”。科尔文写道：“他们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起工作，一起玩耍，一起骑马，一起射击。”

但是，这段昙花一现般的友谊，注定要被残酷地缩短。除了在商业上赚得盆满钵满之外，罗德的政治视野也日益宽广。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有着宏伟的梦想，渴望获得权力和荣耀。不寻常的是，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实现了它们。他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期，英国自认为是文明的旗手，将殖民者、传教士、官员和工程师派遣到海外开拓新大陆，为工业产品开拓市场，传播基督的福音。

帝国的扩张既被视为经济上的需要，也被视为对其他人类的道德责任。用戴维·利文斯通的话来说，有“两个文明的先驱：基督教和商业”。利文斯通是传教士和探险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英雄典范之一。1873年，利文斯通在非洲中部孤独地死去，当时，他正在徒劳地寻找尼罗河的源头。利文斯通之死激起了一股帝国主义情怀，使世界大国的托管责任与强烈的经济投机主义杂糅在一起。

帝国主义活动

19世纪70年代，迪斯雷利急速推进的帝国主义活动——吞并塞浦路斯、斐济，占有大量苏伊士运河股份——赢得了普遍的支持。《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编辑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在1876年写的小册子中这样说：“从开普敦到开罗”，这展现了帝国野心的庞大规模。187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本人的建议下，议会授予她“印度女皇”的称号，她为此欣喜异常。

同样是在1877年，24岁的罗德斯在牛津大学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完整学年后，起草了后来被他称为“我的一些理想蓝图”的文章，并取名为《信仰的自白》。这是一份奇怪而杂乱无章的文件，充满了幻想和怨气，以少年气的方式总结了他对于困扰人类的难题的看法，并给出了解决之道。

1891年，罗德斯认为，把这本书交给伦敦记者斯特德（W．T．Stead）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它才能最终出版。“你会发现，”他对斯特德说，“我从没忘记我的初心。”在某种程度上，《自白》反映了他对所敬佩的作家们著作的浓厚兴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罗德斯也受到了两本最近出版的著作的影响：一本是1872年出版的《人类的殉难》，作者温伍德·里德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无法期盼来世，也不会在死后上天堂，唯一的回报就是人类的进步。里德写道：“要最大限度地把我们的才华和博爱发扬光大，这是唯一的也是真正的宗教。”罗德斯将《人类的殉难》描述为一本“令人毛骨悚然的书”，但又神秘地补充道，它“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

另一份出版物来自约翰·罗斯金于1870年成为牛津大学的斯莱德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其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热情：我们现在面临一种可能的命运，这是一个民族将要接受或拒绝的最崇高命运。我们在种族上一直没有退化，我们是融合了北方血统精华的种族。但我们并不放荡成性，仍然国泰民安，优雅文明……

英格兰的青年们，你们会让自己的国家再创辉煌，让它成为国王们的神圣宝座、帝王统御的岛屿，因为它是整个世界光明的源泉，和平的中心，学习和艺术的主宰，诸多经受时间考验的原则的忠实守护者……

大英帝国的扩张

英国必须去做这些事，否则还不如灭亡：她必须尽她所能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将由她最有活力和最有价值的子民占有；占据她可以涉足的每一块肥沃的荒地，并且教导殖民者们明白，他们的主要美德是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让英国的势力进军陆地和海洋……

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要为国家和你们自己树立一个毫不动摇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受到多么严格的限制，它都应该是毫不动摇的、大公无私的。1877年6月，罗德斯在自己的“理想蓝图”里大量引用了这样的劝告。他以亚里士多德式的方式开篇：有些人想到的是幸福的婚姻，等等，每个人都抓住这个想法不放，因为他的余生或多或少都是为了实现它而工作。对于思考着同样问题的我来说，是希望使自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