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

“记得看看你大衣口袋。”

视频里的声音微弱得像风。

她发疯一样撕开了那件灰色大衣的内衬。

一张纸片飘落。

她捡起,看清,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

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嚎划破了深夜。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啊!”

儿子冲出来,只看到母亲瘫在地上,像一头被全世界遗弃的野兽。

“洋洋啊……妈错了……”

“她这是拿命在赶我走啊!”

那张被泪水浸透的纸上,到底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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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十二年。

这个词从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

可刘翠芬知道,它有多重。

重得像压在她心口的一块石头,搬不走,也碎不掉。

现在,这块石头好像要松动了。

她正在把最后一件换洗的衣裳,叠得方方正正,放进那个已经褪了色的旧皮箱里。

皮箱是她从苏北老家带来的,陪了她十二年。

上面的每一道划痕,都像一道年轮,刻着异国他乡的日与夜。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懒洋洋地躺在地毯上。

空气里有浮尘在跳舞,细细碎碎,像无声的告别。

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背影。

那个背影,刘翠芬也看了十二年。

从一开始的笔挺如松,带着生人勿进的冷漠。

到后来渐渐有些佝偻,透着无法言说的孤单。

再到今天,那个背影僵硬得像一尊雕塑,散发着彻骨的寒意。

那是沈玉珍。

这栋房子的主人,她伺候了十二年的雇主。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老太太一句话也没对她说过。

刘翠芬知道,沈玉珍在用沉默惩罚她。

惩罚她的不告而别,惩罚她的“背叛”。

可她没有办法。

她必须走。

儿子陈洋的电话,像一根无形的线,从太平洋那头牵过来,紧紧地勒住了她的心脏。

儿子要成家了。

一个男人要成家,就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在如今的城里,一间屋子,就是一座山。

她在这里做了十二年的保姆,把每一分带着汗味的澳元都掰成两半花。

她以为自己攒下的钱,已经够儿子翻过那座山了。

可现实告诉她,还不够,还差那么一大截。

她得回去。

作为一个母亲,这是她最后的使命。

她必须亲手把儿子送上安稳的生活轨道,就像当年她的母亲把她送上花轿一样。

这是一种宿命,逃不掉。

在开口之前,她设想过无数种沈玉珍的反应。

她以为老太太会挽留,会不舍,甚至会像以前一样,用刻薄的话语掩饰她的依赖。

她都准备好了应对的说辞。

可她万万没想到,沈玉珍的反应是那样的平静,平静得近乎残忍。

当她低着头,用蚊子般的声音说出“我想回国”时。

沈玉珍只是放下了手里的报纸,抬起那双总是显得很浑浊的眼睛,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走吧,早该走了。”

老太太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也嫌你手脚慢了,做的饭也越来越咸。”

十二年的朝夕相处,十二年的彼此依靠。

好像就在那一瞬间,被这句话轻轻一吹,就散了,了无痕迹。

刘翠芬的心,象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疼得她喘不过气。

她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

她只是默默地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行李。

把这个她住了十二年的房间,一点一点地,恢复成她初来时的模样。

空旷,陌生,带着一股旅店的气息。

现在,箱子已经装满了。

她该走了。

她拖着沉重的箱子,走到客厅门口,停下了脚步。

她想跟那个背影,说一句“保重”。

可那两个字,像被胶水粘在了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最终,还是沈玉珍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她没有回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的律师在外面等你,他会送你去机场。”

停顿了一下,她又补充了一句。

“他有东西要交给你。”

说完,老太太就拄起了放在沙发边的拐杖,一下,一下,缓慢又坚定地,朝着楼梯走去。

木质的楼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每一下,都像踩在刘翠芬的心尖上。

她看着那个孤单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

她知道,十二年,真的结束了。

像一本厚厚的书,被“啪”的一声,决绝地合上了。

没有结尾,也没有序言。

02

记忆这个东西,有时候像一口深井。

平时古井无波,可一旦投下一颗石子,那些沉在井底的画面,就会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刘翠芬还清楚地记得,十二年前,她第一次站在这栋别墅门口时的情景。

那时的她,四十岁,丈夫因病去世没多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

儿子陈洋还在上高中,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她一个苏北农村的妇女,没什么文化,只有一身的力气。

是同村一个远房亲戚介绍她来的,说澳洲这边的雇主给的薪水高,能让她很快把债还清,还能给儿子攒下大学的学费和未来的老婆本。

来之前,中介跟她打过预防针。

说这个雇主,沈玉珍女士,是个早年移民过来的老华侨,家境殷实,但脾气相当古怪,之前的保姆没有一个能待超过半年的。

刘翠芬当时想,脾气再怪,能有穷困的日子更磨人吗?

只要能挣到钱,让儿子过上好日子,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她带着这种近乎悲壮的想法,踏进了这栋房子。

她很快就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沈玉珍的脾气,已经不能用“古怪”来形容了。

那是淬了毒的冰,能把人的尊严一点一点地冻裂。

她来的第一天,按照老家的习惯,做了一盘拿手的红烧肉,希望能讨个好彩头。

沈玉珍用筷子尖在肉皮上轻轻点了一下,连尝都没尝,就冷冷地开了口。

“酱油是不要钱的吗?放这么多,你是想齁死我,好继承我的遗产?”

刘翠芬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

第二天,她用吸尘器给客厅的地毯做清洁。

沈玉珍就站在旁边,像个监工一样看着她。

等她吸完,老太太用她那根昂贵的拐杖,指着地毯上的纹路。

“你是属牛的吗?只会用蛮力?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要顺着纹路吸,这样才不会损伤毛料,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刘翠芬只能重新再吸一遍,两遍,直到老太太满意为止。

最让她感到屈辱的,是第三个星期的那件事。

她擦拭一个古董架上的瓷器时,手一滑,一个绘着青花图案的盘子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片。

她吓得魂飞魄散,连声道歉。

沈玉珍没有骂她,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她只是平静地打了个电话,半个小时后,她的私人律师就来了。

律师公式化地告诉刘翠芬,那个盘子是清中期的物件,价值不菲,但考虑到她是初犯,沈女士决定只让她赔偿五百澳元,会从她这个月的工资里直接扣除。

五百澳元。

那是她男人还在世时,家里一整年的收入。

那天晚上,刘翠芬躲在自己那间狭小的佣人房里,抱着被子,哭得撕心裂肺。

她想回家。

她想念老家那片贫瘠但自由的土地,想念儿子虽然不善言辞但总会偷偷给她碗里夹肉的孝顺。

她拿出钱包里那张已经磨得发白的儿子的照片。

照片上的陈洋,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对着镜头笑得一脸无忧无虑。

她用粗糙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儿子的脸。

她告诉自己,要忍。

为了儿子脸上的笑容,为了他将来能挺直腰杆活在城里,不用再重复自己的命运。

她必须忍下去。

从那天起,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

她学会了分辨十几种不同产地的酱油,精准地控制着每一道菜的盐分。

她记住了地毯的每一个纹路,吸尘器的走向比尺子量的还直。

她把家里每一个易碎品的形状和位置,都刻在了脑子里。

当沈玉珍再次用刻薄的语言挑剔她时,她就学会了在心里默念儿子的名字。

陈洋,陈洋,陈洋。

仿佛那两个字,就是一副坚硬的铠甲,能抵挡住所有的刀枪剑戟。

她以为,她和沈玉珍之间,就会永远这样下去。

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被“雇佣”这条冰冷的法则,无情地隔开。

她那时候甚至在日记本上写过: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分钟都不会多留。

她要逃离这个金碧辉煌的牢笼,逃离这个阴晴不定的老太太。

那时候的她,怎么也想不到。

这副坚硬的铠甲,有一天,会被人从内部,用一种笨拙的方式,轻轻地敲碎。

03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像天气。

前一刻还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下一刻,可能就云开雾散,晴空万里。

刘翠芬和沈玉珍之间的转折,发生在第三年的那个冬天。

那一年的悉尼,格外地冷,连着下了一个星期的雨。

湿冷的气息,像是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

沈玉珍的两个孩子,一个远在美国当大学教授,一个在墨尔本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他们像往年一样,只是寄来了一些昂贵的补品和一张圣诞贺卡,人并没有回来。

沈玉珍收到包裹那天,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待了一下午。

出事的那天晚上,刘翠芬正在厨房里给老太太炖一锅暖身的鸡汤。

她正专注地撇着汤上的浮沫,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咚”的一声闷响。

那声音不大,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却显得异常突兀。

刘翠芬心里一紧,赶紧擦了擦手,跑了出去。

眼前的一幕,让她魂都快吓飞了。

沈玉珍倒在沙发旁边的地毯上,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胸口,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咽喉。

刘翠芬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她来澳洲三年,英语还是说得磕磕巴巴,连完整的句子都凑不出来。

急救电话是多少?她不知道。

沈玉珍儿女的电话,她倒是见过,但都锁在老太太书房的抽屉里。

那一刻,恐慌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

她看着沈玉珍越来越痛苦的表情,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她知道,再等下去,人可能就没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翠芬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那股蛮力。

她是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苏北女人,身形瘦小。

可她却一咬牙,硬是把比她高大不少的沈玉珍从地上架了起来,背在了自己身上。

沈玉珍的身体,沉得像一块铁。

刘翠芬背着她,踉踉跄跄地冲出别墅的大门,冲进了外面那片冰冷的雨幕里。

深夜的富人区,街道上空无一人,连一辆过路的车都没有。

雨水打在她的脸上,冰冷刺骨,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她就站在路灯那昏黄的光晕下,用尽全身的力气,声嘶力竭地喊出了她当时会说的唯一一个求救单词。

“Help!Help!Help!”

她的声音,在空旷的夜里,显得那么微弱和绝望。

幸运的是,上帝没有完全抛弃她。

一对开车夜归的年轻白人夫妇听到了她的呼救声,停下了车。

他们帮忙把沈玉珍抬上车,用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最近的圣文森特医院。

抢救室外面那盏红色的灯,亮了整整三个小时。

刘翠芬就那么浑身湿透地守在门口,身上还穿着那件沾着油污的围裙。

她不停地在心里祈祷,求满天的神佛保佑。

如果沈玉珍就这么没了,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后来,医生从抢救室里出来,告诉她,病人是突发性大面积心肌梗塞,幸好送来得及时,再晚个十分钟,就回天乏术了。

刘翠芬听到这话,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沈玉珍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周。

那一周,刘翠芬寸步不离。

她给她擦身,按摩,喂食流质,处理大小便。

这些连亲生女儿都未必愿意做的事情,她做得一丝不苟,没有半句怨言。

沈玉珍的儿女,期间倒是打来了几个电话。

他们隔着电话线,用一种客气又疏离的语气,询问了母亲的病情,然后就说工作太忙,实在走不开,拜托刘翠芬多费心。

沈玉珍出院那天,依旧是刘翠芬一个人去接的。

回到那栋熟悉又显得有些空旷的别墅里,沈玉珍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刘翠芬以为她又要开始挑剔什么的时候。

老太太突然抬起头,看着正在用抹布擦拭茶几的刘翠芬,用一种有些沙哑的声音说:

“翠芬,以后,别叫我沈太太了。”

“叫我珍姨吧。”

从那天起,这栋房子里的天气,彻底变了。

乌云散去,阳光普照。

那道隔在她们之间,厚厚的,冰冷的玻璃墙,好像在那一夜,被刘翠芬用她那瘦弱的后背,硬生生地撞出了一道裂缝。

虽然裂缝还在,但光,已经可以毫无阻碍地照进来了。

04

之后的九年,时光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

日子过得平淡,琐碎,却也透着一股安稳的暖意。

刘翠芬不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保姆。

她成了这栋大房子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空气,像水,像阳光。

她摸清了沈玉珍所有的生活习惯,甚至比老太太自己还要了解她的身体。

她知道珍姨的胃不好,所以每天早上五点就会起来,用小火慢熬一碗养胃的小米粥。

她知道珍姨有失眠的毛病,所以每晚睡前,都会给她泡一杯加了蜂蜜的热牛奶,再在她的房间里点上助眠的薰衣草香薰。

她知道珍姨的降压药和心脏病的药分别放在哪个抽屉,每一种的剂量是多少,什么时间吃,不能和哪些食物一起服用。

这些事情,她都用一个小本子,工工整整地记了下来,生怕自己忘了。

而沈玉珍,也似乎终于放下了她那身带刺的盔甲。

她不再用刻薄的语言来武装自己。

有时候,刘翠芬做了一道家乡菜,她尝过之后,会难得地夸一句:“嗯,这个味道,有点像我小时候,我姆妈做的。”

她开始主动教刘翠芬说英语。

从最简单的“Good morning”开始,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纠正她的发音。

刘翠芬学得慢,她虽然嘴上说着“你比猪还笨”,但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不耐烦。

她甚至让自己的私人律师,带着刘翠芬去考了澳洲的驾照。

然后把家里那辆有些旧了的丰田车,直接过户到了刘翠芬的名下。

她说:“以后去超市买东西就开车去,别再挤那慢吞吞的公交车了,浪费时间。”

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她还会让刘翠芬开车,带她去海边的公园散步,或者去逛那些她以前从不踏足的周末市集。

有一次,她在商场里看中了一件灰色的羊绒大衣,非要买给刘翠芬。

刘翠芬看着那咋舌的价格标签,连连摆手,说太贵了,她一个做保姆的,穿不了这么好的衣服。

沈玉珍当时就板起了脸,说:“我给你的,你就拿着。穿得体面一点,别走出去丢我的人。”

那语气,虽然还是硬邦邦的,但刘翠芬却从中听出了一丝不容置喙的关切。

沈玉珍的儿女,依旧是几年才露一次面。

他们每次回来,都像一阵匆匆刮过的风。

带着精心包装的礼物,说着言不由衷的问候,然后就切入正题,谈自己生意上的困难,谈孩子昂贵的私校费用。

每一次,他们都是带着一张沈玉珍签好字的支票,心满意足地离开。

而每一次他们离开后,沈玉珍的情绪都会变得异常低落。

她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不出来,也不吃东西。

到了晚上,刘翠芬就会默默地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端到她的书房里。

面里只放了猪油,酱油,和一把翠绿的小葱花。

那是沈玉珍最喜欢的,她说有家的味道。

老太太通常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接过碗,一口一口地把面吃完,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有时候,吃着吃着,会有眼泪掉进碗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刘翠芬也不劝,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陪着她。

等她吃完了,再默默地把碗收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些伤口,是无法用语言来抚慰的。

无声的陪伴,或许才是最好的良药。

有一年春节,刘翠芬格外想家,想儿子。

她在视频里看到儿子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心疼得直掉眼泪。

她试探着跟沈玉珍请几天假,说想回国看看。

沈玉珍听完,沉着脸,半天没说话。

刘翠芬以为她不同意,心里正失落着。

没想到第二天,老太太却让律师,直接把陈洋从国内接到了悉尼。

那是陈洋长这么大,第一次出国。

看到母亲生活的地方,那么大的房子,那么漂亮的花园,他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看到了那个传说中脾气古怪的沈奶奶。

沈奶奶虽然表情严肃,但会给他夹他爱吃的红烧肉,会问他在国内工作顺不顺利。

临走的时候,沈玉珍还给了他一个厚厚的红包。

陈洋涨红了脸,怎么也不肯收。

沈玉珍就把脸一板,说:“拿着!这是给你妈的奖金,奖她这么多年,扔下自己的儿子,来陪我这个孤老婆子。这是她应得的!”

那一刻,刘翠芬站在旁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突然觉得,她和沈玉珍之间,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雇佣关系。

那是什么呢?

她也说不清楚。

或许,就像两棵在寒风中互相依偎的树。

没有血缘,却在漫长的岁月里,把根系,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

05

分别的念头,像一根细小的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毫无预兆地扎进了刘翠芬的心里。

那天,她接到了儿子陈洋的视频电话。

视频那头的儿子,脸上带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夹杂着喜悦和羞涩的表情。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才告诉她,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是他的同事,一个很温柔很善良的城里姑娘。

他们很相爱,准备结婚了。

刘翠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她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儿子要成家立业了。

可陈洋接下来说的话,却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把她浇了个透心凉。

女方的父母提出,结婚可以,但有一个硬性条件。

必须在男方户口所在的那个二线城市,有一套全款的婚房。

他们说,女儿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没吃过苦,他们不希望女儿一结婚,就要跟着还几十年的房贷,过那种紧巴巴的日子。

这个要求,在当下的社会,并不过分。

挂了电话,刘翠芬马上查了自己的银行账户。

十二年,她在这里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

不买新衣服,不化妆,不去外面吃饭,把沈玉珍给她的每一份工资,都小心翼翼地存了起来。

账户里的余额,换算成人民币,有一百三十多万。

这笔钱,在她的苏北老家,足以盖一栋漂亮的小楼,风风光光地给儿子娶媳妇。

可是在儿子所在的那个飞速发展的城市里,面对那令人咋舌的房价,这一百多万,离一套地段尚可的两居室的全款,还差着好几十万的缺口。

那个晚上,刘翠芬失眠了。

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未合眼。

一个念头,在她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她该回家了。

她已经五十二岁了,鬓角已经染上了风霜。

她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漂泊下去了。

儿子的终身大事,是她这辈子最大的责任和牵挂。

她必须回去,想办法填上那个窟窿,帮儿子把这个家,稳稳当当地立起来。

可是,她该怎么跟珍姨开口呢?

她环顾着这个自己生活了十二年的房间,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她和珍姨共同生活的痕迹。

窗台上那盆长势喜人的兰花,是珍姨手把手教她养的。

衣柜里那件她一次都舍不得穿的羊绒大衣,是珍姨硬塞给她的。

还有珍姨,这个和她相依为命了十二年的老人。

她走了,谁来照顾她?

谁知道她晚上睡觉会踢被子,需要把被角掖好?

谁知道她最爱看的粤语老电影,是哪一部?

谁知道她嘴上骂着自己的儿女,却会在深夜里,偷偷拿出他们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夜?

刘翠芬的心,像被撕成了两半,一半是儿子,一半是珍姨。

无论选择哪一边,另一边都会血流不止。

她就这样在痛苦和纠结中,煎熬了好几天。

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最终,对儿子的责任感,还是战胜了一切。

她在一个晚饭后,趁着珍姨心情还不错,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她走到正在看电视的沈玉珍面前,像个即将上刑场的犯人,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

“珍姨……我……我想回国了。”

“我儿子……他要结婚了,钱……还差一点。”

她说完这句话,就紧张地绞着自己的手指,等待着审判的降临。

客厅里,瞬间变得一片死寂。

只有电视里传来模糊不清的对白声。

刘翠芬甚至能清晰地听到墙上那只老式挂钟,秒针走动的“嗒、嗒”声,每一下,都象是敲在她的心上。

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沈玉珍才缓缓地,缓缓地抬起头。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刘翠芬预想中的惊讶,或者悲伤。

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和一种让刘翠fen感到陌生的,冰冷的眼神。

“想好了?”

她的声音,也平静得可怕。

刘翠芬艰难地点了点头,她不敢去看珍姨的眼睛。

“好。”

沈玉珍只说了一个字。

一个字,就宣判了她十二年青春的终结。

然后,就是那句像刀子一样,插进刘翠芬心里的话。

“走吧,早该走了。”

“我也嫌你手脚慢了,做的饭也越来越咸。”

刘翠芬彻底愣住了。

她准备了一肚子解释的话,道歉的话,感激的话。

可沈玉珍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一道坚固的闸门,把所有的话,都死死地堵了回去。

那晚,沈玉珍把自己关进了房间,没有吃刘翠芬端进去的消夜。

第二天,她也没有下楼吃早饭。

刘翠芬知道,珍姨是真的生她的气了。

可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股气,为什么会带着如此伤人的寒意。

06

开往机场的专车里,车厢内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刘翠芬的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

那是临走时,沈玉珍的私人律师在别墅门口交给她的。

那个总是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律师,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对她说:

“刘女士,这是沈女士让我转交给你的。她说,祝你一路顺风。”

刘翠芬接过信封,感觉它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

她的心里,更是五味杂陈,像打翻了调味瓶。

坐在平稳行驶的车里,她颤抖着手,打开了那个没有封口的信封。

里面掉出来的,是一张崭新的银行卡,和一张用打印机打出来的A4纸。

纸上,清晰地印着银行卡的六位数字密码。

密码下面,还有一行加粗的宋体字,像一句冷冰冰的判词:

“这里面是三十万人民币,算作你这十二年的遣散费和额外奖金。我们的雇佣关系,到此为止。拿了钱,就别再回头。”

三十万。

刘翠芬的脑子“嗡”的一声。

这笔钱,加上她自己所有的积蓄,正好能填上儿子买房的那个缺口。

不多不少,刚刚好。

沈玉珍,这个精明了一辈子的商人,连在最后分别的时候,都把账算得如此清楚。

她用这笔钱,为她们之间长达十二年的情分,画上了一个冷酷而决绝的句号。

刘翠芬攥着那张冰冷的银行卡,手心却沁出了冷汗。

她的心里,一半是感激,一半是寒心。

她感激珍姨在她最需要钱的时候,给了她这么一大笔钱,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可她更感到寒心。

原来,在她眼里,这十二年的日夜陪伴,这十二年超越主仆的情感,终究,只是一场可以明码标价的交易。

交易结束,两不相欠。

连一句温暖的道别,一句体己的嘱托,都显得那么多余。

车窗外,悉尼熟悉的街景在飞速地倒退。

那些她每天都会路过的咖啡馆,那些她经常光顾的菜市场,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就像她和珍姨的那些过往,那些曾经温暖过她的点点滴滴,也正在被现实的车轮,无情地碾过,迅速地离她远去。

她突然想起了临走前,她最后一次去打扫沈玉珍的房间时,看到的一个细节。

在老太太的床头柜上,那个原本放着她和她已故丈夫合影的位置,换上了一张新的全家福。

照片上,是沈玉珍和她的儿子、女儿,以及几个孙子孙女。

应该是上次他们回来时,在花园里拍的。

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

沈玉珍被簇拥在中间,脸上虽然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严肃表情,但刘翠芬却敏锐地发现,她的嘴角,似乎挂着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满足的笑意。

刘翠芬当时心里想,或许,自己是真的多余了。

她真的该走了。

有了家人的陪伴,珍姨不再需要她这个外人了。

她的离开,对珍姨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

对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然后猛地一跃,冲向了云霄。

刘翠芬透过小小的舷窗,最后看了一眼下面那片她生活了十二年的土地。

城市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光斑,消失在了茫茫的云海里。

她缓缓地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一滴滚烫的泪,终究还是没忍住,从紧闭的眼角滑落,迅速隐没在鬓角的白发里。

再见了,悉尼。

再见了,珍姨。

从此以后,山高水长,愿你安好。

我们,后会无期。

07

从悉尼到老家,像是从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一下子跌回了充满烟火气的后台。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当那股熟悉的,夹杂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空气涌入鼻腔时,刘翠芬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回来了。

儿子陈洋早早地等在了出站口。

看到母亲拖着箱子走出来,看到她比视频里更憔悴的面容和鬓角刺眼的白发,这个二十六岁的男人,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冲上去,接过母亲手里的箱子,千言万语,只汇成了一句:

“妈,你回来了。”

“嗯,回来了。”刘翠芬笑着,拍了拍儿子已经宽厚结实的后背,“妈回来了。”

回到家里,迎接她的是久违的热闹和亲情。

亲戚邻居们听说她从澳洲回来了,都提着东西来看她,把小小的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大家七嘴八舌地问着她在国外的生活,言语里充满了好奇和羡慕。

刘翠芬只是笑着,简单地应付着。

那些在异乡的苦与泪,她一个字都不想提。

她把那张承载着她十二年青春和沈玉珍冷漠的银行卡,交到了儿子的手里。

当她看到儿子脸上那种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的表情时,她觉得,自己这十二年所受的一切委屈,在这一刻,都得到了补偿。

都值了。

有了这笔钱,儿子的婚事进行得异常顺利。

看房,下定金,签合同,办贷款(虽然是全款房,但为了流程还是走了形式)。

家里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刘翠芬也努力地让自己融入这种久违的热闹之中。

她跟着邻居家的阿姨们,去村口的广场上跳起了广场舞。

她学着使用智能手机,笨拙地在微信上和未来的亲家沟通婚礼的细节。

她还拿起了久违的棒针,开始给未来的儿媳妇,织一件红色的喜庆毛衣。

可不知道为什么,越是身处在这样热闹的环境里,她的心里,就越觉得空落落的。

好像有一个角,塌了下去,冷风“嗖嗖”地往里灌。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所有人都睡下之后。

她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

她知道,悉尼的月亮,和这里的,是同一个。

可看月亮的人,却不一样了。

她会习惯性地拿起手机,点开那个她备注为“珍姨”的号码。

那个号码,自从她回来后,就一直安静地躺在通讯录里,一次都没有响起过。

她有无数次冲动,想把电话拨过去。

她想问问她,身体还好吗?新找的保姆,做饭合不合胃口?晚上睡觉,还会不会踢被子?

可每一次,当她的手指即将按上拨号键时,那张打印纸上冰冷的字句,就会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拿了钱,就别再回头。”

是啊,人家已经用钱把关系买断得一清二楚了。

自己又何必再去自作多情,自讨没趣呢?

她只能苦笑着,把手机放下。

她努力地告诉自己,要向前看,要开始新的生活。

可那些和沈玉珍一起度过的,长达十二年的记忆,就像藤蔓一样,早已深深地扎根在她的生命里。

不是说斩断,就能斩断的。

她时常会走神。

在厨房里切菜时,会突然想起珍姨最爱吃的那道清蒸鱼,火候要刚刚好,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

在电视上看到天气预报说悉尼降温时,会下意识地担心,珍姨那双老寒腿,有没有记得穿上厚实的护膝。

她发现,自己的身体虽然回来了,可好像有一半的灵魂,还留在了南半球那栋空旷的大房子里。

她像一个被劈成两半的人,无论在哪一边,都无法完整。

08

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出刺耳的转动声。

那天晚上,家里特别热闹。

未来的亲家第一次正式上门,两家人聚在一起,商量着婚礼的具体流程和彩礼的细节。

客厅的灯开得雪亮,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男人们在推杯换盏,女人们在热络地拉着家常。

空气里,弥漫着酒精的味道,和一种对未来充满期盼的,世俗的幸福感。

刘翠芬的手机,就在这个时候,突兀地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一个她不认识的,来自澳大利亚的陌生号码。

在这一片欢声笑语中,那单调的铃声显得格外刺耳。

刘翠芬跟大家说了声抱歉,拿着手机,走到了相对安静的院子里。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并且习惯性地点开了视频通话。

屏幕闪烁了一下,亮了起来。

出现在屏幕里的,不是她想象中的任何人。

而是一张陌生的,带着倦容的西方中年男子的脸,背景似乎是白色的墙壁。

“Hello? Is this Ms. Liu Cuifen?”对方用着有些生硬的中文,试探着问道。

刘翠芬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我是,请问你是?”

“哦,太好了。”对方似乎松了一口气,“刘女士,你好,我是沈玉珍女士的家庭医生,我叫戴维。”

家庭医生?

刘翠芬的心,毫无预兆地“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蛇,瞬间缠上了她的心脏。

“珍姨……珍姨她怎么了?”她的声音,不受控制地开始发抖。

戴维医生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他的脸上露出了为难和同情的神色,只是默默地,把手机的摄像头,转向了他的旁边。

随着镜头的移动,屏幕里的画面变了。

一张雪白的病床,出现在刘翠芬的视野里。

床上,躺着一个异常瘦削的老人,鼻子里插着透明的氧气管,脸上罩着呼吸面罩,双眼紧闭。

老人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和灰败的死气,瘦得脸颊都凹陷了下去。

如果不是那熟悉的,倔强的下巴轮廓,和床头卡上“Shen Yuzhen”的名字。

刘翠芬根本无法把眼前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和几个星期前那个虽然刻薄但精神头十足的沈玉珍,联系在一起。

“她……她这是怎么了?”刘翠芬的嘴唇开始哆嗦,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沈奶奶的情况很不好。”戴维医生的声音里,充满了医者的无奈,“其实在您离开之前,她就已经住进来了。她一直不让我们联系您,她说,不想打扰您的新生活。今天,她……她的各项指标都在下降,她好像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才终于松口,让我们给您打这个电话。”

视频里,躺在病床上的沈玉珍,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她的眼皮,费力地颤动了几下,然后,缓缓地睁开了一条缝。

那双曾经犀利又明亮的眼睛,此刻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失去了所有的焦点。

她的目光,在虚空中茫然地搜寻着,最后,仿佛穿透了时空的距离,落在了手机屏幕上,刘翠芬那张写满了震惊和泪水的脸上。

她的嘴唇,在呼吸面罩下,无声地翕动着。

她想说话,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只是用尽了全身最后一点力气,缓缓地,缓缓地抬起了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指向了屏幕。

旁边的戴维医生见状,立刻俯下身,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仔细地倾听着。

片刻之后,他直起身子,对着手机,一字一句地,替她传达着最后的遗言。

“刘女士,沈奶奶说,让你……别怪她。”

“她还说,让你……让你现在,马上去看看你那件……那件灰色的羊绒大衣的……内侧口袋。”

“记得,看看你大衣口袋。”

这句话,像一道晴天霹雳,轰然在刘翠芬的脑海里炸响。

挂断视频的那一刻,她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手机从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屏幕瞬间碎裂。

下一秒,她像是突然被注入了电流,猛地转过身,发了疯一样,跌跌撞撞地扑向屋门口的衣架。

那件她一次都舍不得穿的,叠得整整齐齐的灰色羊绒大衣,就安安静静地挂在那里。

这是临走那天,沈玉珍非要逼着她穿上的。

她还记得,自己当时嫌这衣服太金贵,穿着干活不方便,更怕回村里被人指指点点。

可沈玉珍当时就板着一张脸,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说:

“穿着!悉尼的风冷,别在路上冻着了!”

原来,那句话的意思,不是怕她被风吹到。

是怕她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

刘翠芬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好几次,都抓不住那顺滑的衣料。

她发疯似的,把手伸进大衣的内侧,胡乱地摸索着。

果然,在左手边那个平时用来装些零钱的内兜口,她摸到了一排细密而坚硬的针脚。

那个口袋,被人从里面,用线死死地缝住了!

“剪刀……剪刀呢!我的剪刀在哪里!”

她在院子里四处寻找,却什么也找不到。

她等不及了,她一秒钟都等不及了。

她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张开嘴,用牙齿,狠狠地咬住了那根坚韧的线头。

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像一头被困的野兽,拼命地撕扯着。

“嘶啦——”一声刺耳的脆响。

昂贵的真丝里衬,被她粗暴地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一个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方方正正的硬物,从破口处滑落,“啪”的一声,掉在了她脚下的青石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