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里,苏大强牵着明玉的手,一本练习册治愈了三十年的创伤——这浪漫化的结局背后,是无数现实版“苏明玉”无法言说的无奈。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十五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神志不清的苏大强牵着中年明玉的手走过悠长小巷,这一幕让许多观众泪目。然而反复审视这部剧后,我发现这个被广泛称赞的“感人”结局,实则是全剧最大的败笔。

它用一本练习册模糊了原生家庭创伤的复杂性,用亲情的糖衣包裹了现实中的无奈与妥协。苏明玉的释怀,不是真正的治愈,而是对现实的妥协。

01 所有人的劝说,唯独不考虑明玉的感受

苏明玉被亲哥哥苏明成打伤住院后,剧中的反应真实展现了家庭暴力中的二次伤害。当她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时,身边所有人却组成了一个“劝和大军”。

大哥苏明哲在电话里说:“明玉,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先把明成给放了。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他甚至没有亲自去医院看望明玉的伤势,就急于平息事端。

就连与明玉关系亲密的柳青也劝她:“你二哥如果真的成了刑事犯了,那就算有案底了。他以后的生存啊,就业,办事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他连他的子女以后都会受到牵连。” 这些话虽然有理,却唯独没有考虑明玉的感受

最令人心寒的是,就连明玉的恋人石天东也在劝她放过苏明成,理由是“放过他人,就是放过自己”。几乎没有人关心明玉的死活,所有人都在关心施暴者苏明成会不会去坐牢。

这种“劝和不劝分”的态度,暴露了社会中对于家庭暴力的普遍漠视。针没有扎到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疼

02 练习册治愈童年?真实的创伤远比这复杂

大结局中,苏明玉因为苏大强神志不清时买的一本练习册而泪流满面,仿佛三十年的创伤在这一刻被治愈。这个情节设置十分牵强,弱化了原生家庭创伤的复杂性。

一本练习册真的能弥补三十年的忽视与伤害吗?苏明玉的成长过程中,母亲赵美兰宁愿把钱给苏明成出去玩,也不愿出钱给明玉买练习册。这种长期系统性的不公平待遇,不是一本练习册可以抵消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苏大强在神志清醒时,从未表现出对明玉的关爱。苏母去世后,明玉被明成打伤住院,苏大强甚至不愿意去医院看她,后来被逼着去了,也没关心明玉的伤势,只顾着劝她原谅明成。

为什么苏大强在神志不清后突然变得充满父爱?这更像是一种叙事上的取巧,为苏家人的洗白提供便捷通道

真实的自闭症案例表明,心理创伤的治愈需要长期过程,而非一瞬间的顿悟。电视剧将这一复杂过程简化为一个煽情场景,无疑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

03 原生家庭创伤,不是“大团圆”能解决的

《都挺好》的大结局选择了传统的大团圆模式,这一安排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符合审查要求和传统价值观。然而,这种处理方式与现实的复杂性相去甚远。

原著小说中的结局更为现实:“与苏家其他人的关系,也别避之唯恐不及了,既然都是姓苏,怎么能避得开。亲情是捡不回来了,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她不寄予厚望,也不恨之入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种“淡淡如水”的态度,比电视剧的强行团圆更有说服力。

现实中的“苏明玉”们很难如此轻易被治愈。原生家庭的伤害可能会伴随一个人一生,治愈需要时间,也需要外部爱的支持。

正如剧中明玉能够逐渐走出阴影,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获得了石天冬无微不至的关爱、老蒙的赏识提拔以及柳青等朋友的陪伴。

与原生家庭和解并非走出创伤的唯一途径。有时不原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 要求受害者无条件原谅,实质上是忽视痛苦、混淆视听的“毒鸡汤”。

04 女性的牺牲与父权的妥协

结局中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设定是:明玉辞去了集团总经理的职务,全心照顾生病的父亲。这一选择背后的性别意识值得深思。

为什么是明玉做出牺牲,而不是大哥明哲或二哥明成?明哲在美国有家要养,明成要去非洲干事业,而明玉“这么有钱,生活得最好”,因此理应承担养老责任。这套逻辑与明玉年少时遭遇的资源分配不公如出一辙。

更讽刺的是,苏大强在立遗嘱时,一边说着明成应该分得最少,一边却把卖房所得的全部存款留给了他。而被亏欠最多的明玉,只得到了“一枚记忆和认知能力都在衰减的苏大强”。

结局试图展现明玉的成熟与包容,实则延续了女性为家庭自我牺牲的刻板印象。这种叙事暗示女性无论多么成功,最终都应以家庭为重,甚至为之牺牲事业。

这令人想起《奇葩说》中马东和蔡康永关于“原谅”的讨论。马东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而蔡康永回答:“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

明玉的“释怀”何尝不是一种“算了”?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而非内心的真正解脱。

或许《都挺好》的原著结局更为清醒:“亲情是捡不回来了,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她不寄予厚望,也不恨之入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现实中多少受过伤的人,正是带着这种“淡淡如水”的态度继续生活。

电视剧结局的阳光下,明玉看见年幼的自己被母亲抱起,画面温馨。而真实的创伤修复远非如此简单——它需要时间,需要真正的爱,更需要社会对创伤的尊重,而非对“大团圆”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