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这怎么分？”妹妹李月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哭腔。
“房子都在我们名下，给了大哥，大嫂那边能同意吗？我的房贷，孩子上学……”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双看尽了半辈子风霜的眼睛，此刻竟有些躲闪。
他掐灭了烟头，用近乎恳求的沙哑嗓音，一字一顿地问我们兄妹俩：
“我知道这很难，但做人得讲良心。你大哥当年……我就是想问问你们，那三套拆迁房，能不能……分你大哥一套？”
父亲的话，像一块千斤巨石，毫无征兆地砸在我心上。
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
二十年前，1999年那个燥热的夏天，连同那个沉默着远去的背影，一下子被拉到了我的眼前。
01
我叫李诚，一名在大城市里挣扎的普通程序员。
接到父亲李建国电话的时候，我正被一个该死的BUG搞得焦头烂额。
“诚子，你和小月这个周末，务必回家一趟。”
父亲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和疲惫，不像商量，更像是命令。
“爸，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好事。”父亲顿了顿，“老家的房子，拆迁的事，定了。”
拆迁？
我脑子嗡的一声，还没等我从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中回过神，父亲又补了一句。
“回来再说，有要紧事跟你们商量。”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留下“嘟嘟”的忙音和满心疑窦的我。
旁边的同事探过头来，“李诚，老家拆迁？可以啊，这下鸟枪换炮，直接财务自由了！”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轻松不起来。
父亲那句“要紧事”，像一根细小的针，扎破了喜悦的气球，让不安的情绪慢慢泄露出来。
我关掉电脑，靠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太阳穴。
窗外是城市璀璨的霓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
可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那个遥远又清晰的1999年。
那年的夏天，比任何一年都要闷热。
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牲口的骚味，知了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将整个夏天的燥热都喊出来。
我和妹妹李月，一人手里攥着一张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另一只手却紧紧地攥着衣角，大气都不敢出。
那两张薄薄的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像是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了父亲李建国的背上。
父亲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自己卷的旱烟，呛人的烟雾缭绕着他沟壑纵横的脸，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十岁。
母亲走得早，是他一个人，靠着几亩薄田和农闲时去镇上工地打零工，像一头老黄牛，生生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扯大。
“两……两个人……这学费和生活费，我就是把骨头砸碎了卖，也凑不齐啊……”
父亲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透着绝望。
我和妹妹对视一眼，李月“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爸，我不读了！我出去打工，给哥哥读！”
我也红了眼圈，把录取通知书往桌上一拍，“我也不读了！我是老二，让妹妹读！”
我们俩争执起来，哭声和吵闹声混在一起，让这个本就贫困的家显得更加悲戚。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着在院子里劈柴的大哥李军，提着斧头走了进来。
他那年刚满二十岁，高中没读完就辍学在家，帮着父亲撑起这个家。
他比我高大，肩膀宽厚，常年的劳作让他的皮肤黝-黑，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
他走到我们面前，拿起那两张被我们眼泪打湿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很久很久。
灯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得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背心，被汗水浸透了。
“都别吵了。”
大哥开口了，声音很沉，像院子里的那口老井，深不见底。
“书，必须读。”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说完，他转身就走出了屋子，只留下一个坚实的背影。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
父亲依旧是整夜整夜地抽烟，唉声叹气。
我和妹妹则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连说话都小心翼翼。
直到第三天晚上，大哥把父亲叫到了他的房间。
我跟妹妹偷偷趴在门缝上听。
“爸，邻村的老张家，想招个上-门-女婿。”大哥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的心上。
“他们家女儿身体不大好，一直没找到婆家。他们愿意……愿意出两万块钱。”
“只要我过去，这两万块，就当是给咱们家的彩礼。”
屋里瞬间安静了。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和妹妹紧张的心跳声。
两万块。
在1999年，对于我们这个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足够我和妹妹风风光光地读完三年高中，甚至还有富余。
“混账！”
一声暴喝，是父亲的怒吼，紧接着是“啪”的一声脆响。
大哥挨了一巴掌。
“你这是要卖了自己啊！让我李建国的脸往哪儿搁？让我死了以后怎么去见你妈？我们李家，到你这儿，就要断了根吗！”父亲的声音在发抖，充满了愤怒和羞辱。
“爸，”大哥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绝，“面子值几个钱？根又值几个钱？”
“我这辈子就是个睁眼瞎了，读不成书，只能在土里刨食。难道还要让诚子和小月也跟我一样吗？”
“他们俩是咱家的希望。只要他们有出息，考上大学，走出这个穷地方，我这个当大哥的，脸上才有光！我这个上-门-女-婿，才当得值！”
门外的我和妹妹，早已泪流满面。
我们冲进去，哭着抱着大哥的腿，求他不要去。
可大哥只是摸了摸我们的头，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温柔，他说：“傻孩子，这是大哥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了。”
大哥“出嫁”那天，我们家没有一点喜庆。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
他就提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他所有的家当。
临走前，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目光扫过我和妹妹，最后落在父亲身上。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身，跟着张家来接亲的拖拉机，消失在村口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
父亲蹲在老槐树下，佝偻着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烟雾模糊了他通红的眼眶。
我和妹妹手里，紧紧攥着那两沓用红纸包着的钱。
崭新，却又无比的沉重，烫得我们手心生疼。
我们知道，这不是钱。
这是大哥的尊严，是他后半生的归属，是他作为李家长子的“根”。
从那天起，我和妹妹就成了这个家的“罪人”，背负着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
02
大哥的牺牲，像一剂强心针，狠狠地扎进了我和妹妹的生命里。
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在学校，我们拼了命地读书，成绩永远名列前茅。
我们把所有的思念和愧疚，都化作了课本上一行行的公式和单词。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大哥用他的人生换来的。
我们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我学了计算机，妹妹学会计。
毕业后，我们都留在了繁华的都市，找到了体面的工作。
我成了一名程序员，每天和代码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收入还算可观。后来，我贷款买了房，娶了妻，生了个可爱的女儿，成了别人眼中标准的城市中产。
妹妹也嫁了人，对方家境不错，她自己也工作稳定，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我们终于过上了大哥当年期望我们过上的生活，彻底摆脱了那个贫瘠的村庄。
而大哥李军，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过着属于他的“他乡”生活。
他入赘到张家后，户口也迁了过去，成了名正言顺的张家人。
刚开始那几年，每次放假回家，我和妹妹都会绕道去张家村看他。
大嫂是个本分老实的农村女人，身体确实不太好，但人并不坏。大哥的岳父母，对他也算是客气，没有打骂，吃穿也从不亏待。
可那种客气，却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始终将大哥隔绝在外。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他家，饭桌上，岳父喊他“李军”，而不是像别家一样喊“军”或者“儿子”。
家里来了亲戚，介绍他时，总会多一句：“这是俺家女婿，李家村过来的。”
那句“李家村过来的”，像一个无形的标签，时刻提醒着他的身份。
家族祭祖，他可以上桌吃饭，但上香磕头的核心环节，永远没有他的位置。
家里商量盖新房、买农具这样的大事，岳父会和自己的亲儿子商量，大哥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听着，插不上一句话。
他就像一个被请来的长工，勤劳，本分，却永远不是这个家的主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哥变得越来越沉默。
他原本就黝黑的脸，被风霜刻上了更深的痕迹。他手上的老茧，一年比一年厚。
为了支撑他在异乡的那个家，他开过小货车，跟着工程队去城里铺过路，养过猪。只要能挣钱的活，他都干。
我们每次去看他，他从不诉说自己的不易。
他总是笑着问我：“诚子，工作还顺心吧？房贷压力大不大？”
又转头问妹妹：“小月，妹夫对你好不好？外甥学习怎么样？”
他关心着我们的一切，仿佛我们过得好，就是他最大的慰藉。
可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却越来越少。
我们聊的是城市的房价、股票的涨跌、孩子新报的钢琴班。
而他聊的是今年的玉米收成、猪肉价格的波动、村里新修的水泥路。
我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被现实的鸿沟越拉越远。
但我和妹妹心里都清楚，那份沉甸甸的恩情和亏欠，从未消失。
它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底，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扎越深，偶尔触碰，便会隐隐作痛。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年过年，给他包一个厚厚的红包，给他的孩子买最好的衣服和玩具。
可我们知道，这些物质上的弥补，和他当年的付出相比，轻如鸿毛。
直到那通电话的到来，打破了这维持了二十年的平静。
老家的村子，被划入了城市发展新区，整村拆迁。
消息很快就明确了，按照户口本上的名字和老宅的宅基地面积，父亲李建国的名下，可以分到三套一百平米的安置房。
三套房！
这个消息对我跟妹妹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了一个巨大的馅饼。
我第一时间给妹妹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尖叫起来。
“哥！三套！咱们发了！”
“爸住一套，剩下两套，咱俩一人一套！我的天，我那套卖了，就能把房贷还清，再换辆好车了！”
“你的那套地段也好，留着给侄女当学区房，或者租出去，每个月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妹妹兴奋地规划着未来，她说的，也正是我心里想的。
一套房，对于我们这种背负着沉重房贷的城市家庭来说，意味着可以瞬间卸下多年的重担，生活质量直接提升一个档次。
在我和妹妹的潜意识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三套房，就该是我们和父亲的。
毕竟，大哥的户口早就迁走了，从法律上说，他已经是张家的人，和李家的财产没有任何关系。
那时候的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财富冲昏了头脑，完全没去深思，父亲电话里那句“要紧事”，究竟指的是什么。
周末，我开车载着妹妹李月，一起回了老家。
因为老宅已经画上了大大的红色“拆”字，父亲暂时被安置在村委会提供的一间平房里。
回去的路上，妹妹依旧沉浸在兴奋之中，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哥，你说那房子会是什么户型？三室一厅肯定有了吧？地段听说也不错，以后肯定升值。”
“等房子到手，我那套就挂出去卖了，我早就看中一辆宝马了。再给我儿子报个国际夏令营，他同学都去了，就他没去。”
我握着方向盘，听着妹妹对未来的美好构想，心里也一阵火热。
是啊，一套房子，能解决太多太多的问题了。
对于父亲电话里的严肃语气，我们俩私下也讨论过。
“爸估计是想提前跟我们商量，三套房具体怎么分，比如谁要楼层好一点的，谁要位置好一点的。他那个人，就爱操心。”妹妹满不在乎地说。
我也觉得很有可能。父亲一辈子讲究个“公道”，肯定是要把我们叫到跟前，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车子在临时安置点停下。
父亲正站在门口等我们，背着手，身形比上一次见又佝偻了一些。
他看到我们，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但那笑意却未达眼底。
“回来了，快进屋，饭都做好了。”
屋子很简陋，但父亲收拾得很干净。
桌上摆着四五个菜，有我爱吃的红烧肉，也有妹妹爱吃的糖醋鱼，还有一瓶我们过年时给他买的好酒。
然而，大哥李军没有来。
这让我的心，莫名地往下沉了沉。
按理说，这么大的事，父亲应该会把大哥也叫来。
饭局在一种诡异的沉默中开始。
父亲一反常态地没有多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只是一个劲地给我们夹菜，然后自己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
我和妹妹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解。
压抑的气氛在小屋里弥漫，连咀嚼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爸，您少喝点。”我忍不住开口劝道。
父亲放下酒杯，杯底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他抬起头，那双因为酒精而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
“诚子，小月，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咱家有多穷？”
他没有头绪地开了口，我和妹妹都愣住了。
“那时候，我一个人拉扯你们三个，吃了上顿没下顿。最难的时候，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
“后来你们考上高中，我看着那两张通知书，是又高兴又发愁啊。我愁得几天几夜睡不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父亲的声音很慢，像是在讲述一个与他无关的故事，但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轻轻地敲打在我和妹妹的心上。
我们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凝重。
“后来，是你们大哥……”
父亲提到了大哥，我的心猛地一揪。
他一字一句地，复述着二十年前那个夜晚，大哥在他房间里说的话。
“……他说，他读不成书了，不能让你们也跟他一样。”
“……他说，只要你们有出息，他这个上门女婿就当得值。”
“……他说，你们有出息了，他脸上才有光。”
父亲每说一句，我和妹妹的头就低一分。
那段被我们刻意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往事，被父亲无情地翻了出来，晾晒在现实的阳光下，让我们无处遁形。
饭桌上的红烧肉和糖醋鱼，仿佛瞬间失去了味道。
父亲的目光从我们脸上扫过，最后，他看着我们，用一种近乎呢喃的声音问道：
“诚子，小月，你们现在，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都挺好。”
“爸问你们一句，你们现在……算有出息了吗？”
“嗯。”我艰难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妹妹也低着头，小声应了一声。
我们心底那根名为“愧疚”的刺，在这一刻，被父亲狠狠地按了进去，痛得我们几乎无法呼吸。
我们预感到，父亲接下来要说的话，才是今天的正题。
那一定是一个，我们不愿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问题。
03
父亲看着我们俩低着头的样子，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不忍，有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容退缩的坚定。
他从口袋里摸索出烟盒，抽出一根烟，但因为手抖，几次都没能点着。
我起身，拿起桌上的打火机，帮他点燃。
“滋”的一声，火光映照出他那张布满皱纹和愁苦的脸。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将他的表情笼罩得有些模糊。
整个屋子，安静得只剩下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和父亲沉重的呼吸声。
他掐灭了才抽了没几口的烟，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他抬起头，目光再次锁定在我和妹妹的脸上。
“我知道，按政策，按户口本，这三套房子，都没有你大哥的份。”
父亲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加沙哑。
“他的户口，二十年前就迁走了。从法律上讲，他早就不是咱老李家的人了。”
他的话，像是在为我们开脱，又像是在陈述一个冰冷的事实。
妹妹的身子，微不可查地松弛了一些。
父亲停顿了一下，视线转向我，又转向妹妹，似乎在观察我们的反应。
“我也知道，你们在城里不容易。”
“诚子，你背着一百多万的房贷，每个月睁开眼就是银行的账单。你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了，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小月，你家条件是好点，可你也想换个更大的房子，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们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难处，爸都懂。”
父亲的话，句句都说在了我们的心坎上。
他懂我们，他理解我们的压力和渴望。
这让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稍稍落了地。我甚至开始觉得，或许，父亲只是想让我们在金钱上，多补偿一下大哥。
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将我所有的侥-幸，击得粉碎。
他上身微微前倾，双手交握着放在桌上，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因为用力，指节有些发白。
他盯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恳求，甚至，还带着一丝作为父亲向儿女开口的卑微。
“但是……”
他拖长了音调，这两个字，像两座山，轰然压下。
“……做人，得讲良心。”
“咱家能有今天，你们俩能有今天，是谁换来的？”
“那两万块钱，是你们读出来的敲门砖。可那也是你大哥，用他一辈子的‘脸面’和‘归宿’换回来的！”
“这二十年，他在张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心里不清楚吗？他为什么不回来？他不是不想，他是没脸回来！他觉得他是外人！”
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了二十年的心疼和不甘。
“现在，咱家时来运转，分了三套房，这是祖上积德，是老天爷开眼！”
“我今天把你们俩叫回来，不为别的，就是想问一句……”
父亲说到这里，停住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他的嘴唇翕动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沉重无比，狠狠地砸在我和妹妹的心尖上。
“……你们……能不能……分你大哥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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