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大笔一挥，本想把权力收回中央，结果却给一个叫傅作义的军阀，亲手递上了一顶“土皇帝”的帽子。
这顶帽子，就是“绥远省主席”。
这事儿背后，藏着四个如今在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的省份——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的离奇身世。
它们的出现和消失，讲透了那个年代，中央和地方怎么掰手腕，大人物们又是怎么在地图上盘算自家利益的。
这事儿得从清朝快完蛋那会儿说起。
那时候的中国北方边疆，就跟一扇破了洞的窗户，成天漏风。
北边，沙俄的熊掌和东边日本的贼眼，一天到晚就盯着咱家内蒙古那片地。
清朝管蒙古那套老法子叫“盟旗制度”，说白了就是让蒙古王爷自己管自己的一摊事。
这法子在游牧时代还行，可到了20世纪，洋人的枪炮都顶到脑门上了，这套稀稀拉拉的管理根本挡不住事儿。
更麻烦的是，关里头的汉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得往外跑。
“走西口”、“闯关东”，一拨接一拨地往蒙古草原上扎根。
人一多，原来的草地就变成了农田，蒙古包旁边盖起了土坯房和村镇。
汉人归汉人的县官管，蒙古人归蒙古人的王爷管，一块地上两套班子，互相扯皮，乱成一锅粥。
辛亥革命一响，袁世凯坐上了头把交椅。
他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蒙古要是丢了，他的老巢北京城就等于没穿裤子，谁都能来踹一脚。
他必须得把这块地抓牢了。
于是，1914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在内蒙古最关键的地段，划出了三个“特别行政区”：热河、察哈尔、绥远。
这招棋下得特别高明。
这三个“特别区”，名义上不是省，但地位跟省一样。
管事儿的叫“都统”，手里攥着军权和政权，是个地地道道的一把手。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谁来当这个都统，得由北京的中央政府说了算。
袁世凯这是想用现代行政区划这把“快刀”，把乱糟糟的盟旗制度给切开，强行把这片广袤的草原，变成他直接能控制的、保卫京城的铜墙铁壁。
这三个特别区的设立，等于给后来的“塞外四省”打好了地基。
一晃十四年过去，北洋政府自己先散架了。
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名义上统一了全国。
可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
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这些大军阀嘴上喊着服从中央，实际上个个都是山大王，自己的地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当年袁世凯设的那三个特别区，也早就不听中央的了，成了各路军阀抢夺的肥肉。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里头有人提议，说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全国应该统一实行省制，干脆把那几个“特别区”改成正经的省得了。
这对天天琢磨着“中央集权”的蒋介石来说，听着确实很诱人。
但他又犯嘀咕，这不等于把军阀们占着的地盘给“合法化”了吗？
让他们从“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封疆大吏”，以后更难管了。
蒋介石决定先试试水温，派人去问问山西王阎锡山的看法。
阎锡山的回话，那叫一个滴水不漏：“绥远那地方没几个县，一年收的税也就几百万，急着改成省，钱怕是不够花。
当然了，要是为了以后开发边疆考虑，我双手赞成改省。”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改省可以，但我阎锡山没钱，你也别指望我往中央交钱。
而且绥远现在是我的人管着，你中央也别想往里头安插自己人。
阎锡山一点头，其他军阀一看，这买卖划算啊！
“都统”的帽子换成“省主席”，官衔还更好听了，地盘还是自己的，中央还给了个正式的名分，何乐而不为？
蒋介石也想明白了，他决定赌一把。
他要的是“国家政令统一”这个面子，至于实际控制权这个里子，可以先放一放。
于是，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拍板决定，热河、察哈尔、绥远正式建省。
没过多久，又从甘肃省划出一块地，加上内蒙古西边的阿拉善、额济纳两个旗，凑成了第四个省——宁夏省。
就这么着，“塞外四省”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中国的地图上。
这场交易里，蒋介石赢得了“统一中国”的虚名，而军阀们则拿到了“合法统治”的实惠。
在这场权力洗牌中，最大的赢家，还真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个叫傅作义的。
傅作义本来是阎锡山手下的一员猛将，是晋系军阀里响当当的人物。
绥远建省，按理说这地方顺理成章就是阎锡山的地盘。
可蒋介石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他要拆散阎锡山这个强大的地方集团。
他使出了一招“阳谋”：绕过阎锡山，直接下了一道命令，任命傅作义当绥远省主席。
这一纸任命，就像一根钉子，狠狠地楔进了晋系军阀的内部。
对傅作义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是一道要命的选择题：是继续在阎锡山手底下当个二把手，还是借这个机会出去单干，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傅作义选择了后者。
他二话不说，欣然接下任命，从此开始了在绥远的“独立创业”。
绥远这个地方，穷得叮当响，北边还紧挨着虎视眈眈的日本人，是个火药桶。
但傅作义硬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根据地”。
他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别人忙着打内战抢地盘，他就在绥远练兵、开荒、搞水利、发展经济，硬是把一个贫瘠的边疆省份，打理得有声有色。
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他还领导了著名的“绥远抗战”，全国闻名。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响。
他的“分化”策略确实成功了，傅作义从此自立门户，不怎么听老领导阎锡山的招呼了。
可问题是，他也不怎么听蒋介石的。
绥远省，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实际上成了傅作义个人的政治资本和军事筹码。
另外三个省也各有归属。
热河省落到了奉系军阀汤玉麟手里，结果日军一来，他跑得比谁都快，热河轻松沦陷。
察哈尔省几经转手，最后也被能干的傅作义给顺手接管了。
宁夏省则成了马鸿逵他们“马家军”的世袭领地。
所谓的“塞外四省”，根本不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区，更像是四个被中央盖了章的军事“藩镇”。
它们的存在，确实往边疆移了不少民，也起到了保卫华北的作用。
但它们也像四把刀子，把完整的内蒙古给割得支离破碎，让原本就复杂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中国的天彻底变了。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塞外四省的存在，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了。
首先，没用了。
以前留着这几个省，是怕北边的苏联打过来，当个缓冲区用。
现在新中国和苏联成了“老大哥”，北边的军事威胁一下子没了，这几个省“看大门”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它们不再是“天子守国门”的前沿阵地，而是国家内部建设的大后方。
思路变了。
国民党那套，是把内蒙古切成几块来管，搞“分而治之”。
新来的共产党不这么干，人家讲的是“民族区域自治”，要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意愿，把之前被切开的地盘重新合到一起，成立一个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
再留着这几个省，明显跟新的民族政策对着干。
最后，太费钱了。
这四个省，一个比一个穷，地广人稀，财政上自己养不活自己，还得中央往里倒贴钱。
保留着四套庞大的省级领导班子，人吃马喂的，纯粹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从经济上算账，把它们撤了合并，才是最划算的选择。
于是，从1952年到1958年，热河、察哈尔、绥远被相继撤销，其土地大部回归内蒙古自治区。
只有宁夏，在一番拆分调整后，成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但曾经划入的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也回到了内蒙古的怀抱。
张明金. 《民国时期塞外四省的设置与内蒙古的分治》.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