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那个春天，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设计室里气氛凝重。
几个学生拿着精心绘制的国徽草图，等待林徽因的审阅。
图纸上是典型的康熙乾隆年间流行的繁复花纹，雕龙画凤，层层叠叠，看起来华美无比。
林徽因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只说了一句话："去陕西，去霍去病墓前看看。"
病榻上的她为什么要否定学生们辛苦设计的方案？一个汉代将军的墓地，又能给国徽设计带来什么启发？
1949年夏天，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政协就开始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了。
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大事，马虎不得。
当时组织了两支设计队伍，一支是清华大学建筑系，领头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另一支是中央美术学院，带头人是画家张仃。
这两个团队各有特点。
清华建筑系的优势在于建筑设计功底扎实，懂得结构和比例，做出来的东西庄重大气。
中央美院那边擅长绘画和色彩，艺术感觉更强一些。
从1949年到1950年，两边都在埋头苦干，谁也不知道最终会选哪一家的方案。
国徽这东西可不是简单的图案设计，它要代表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
往大了说，这是要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形象的符号;往小了说，老百姓抬头看到这个徽章，心里要觉得自豪、觉得有归属感。
所以设计团队的压力都很大，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体现新时代精神，还得让人一眼就能记住。
林徽因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了。
她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需要卧床休息，但她还是坚持参与国徽设计的指导工作。
梁思成主要负责整体协调和对外沟通，具体的设计指导很多时候都是林徽因在把关。
学生们拿着图纸去她的病房汇报，她就靠在床上一张一张地看，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
她对设计的要求特别高，不光要好看，更要有深意。
国徽不是装饰品，它要能体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还要展现新中国的朝气。
那段时间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说话都费劲，但她对国徽设计的事情却格外上心。
她深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也明白这可能是她人生中参与的最后一个重大项目。
所以哪怕躺在病床上，她也要把自己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解，对新时代精神的认识，全部倾注到这个设计里。
清华团队最初的设计方案走的是康乾时期的装饰路线。
什么是康乾风格？就是康熙、乾隆那个时代流行的艺术风格，特点是极其繁复华丽，讲究精雕细琢。
你去故宫看那些清代的器物就知道了，满满当当的花纹，各种吉祥图案堆砌在一起，恨不得每一寸空间都填满。
学生们当时的想法也能理解，他们觉得国徽应该显得富丽堂皇，要有皇家气派。
康乾盛世在历史上名声在外，那个时期的艺术风格确实精美绝伦。
所以设计图纸上到处都是繁复的纹饰，龙凤呈祥，云纹缠绕，看起来富贵逼人。
林徽因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直接摇头了。
她只说了一句话："这是衰败的美，是病态的美。"
学生们都愣住了，明明设计得这么精致，怎么就成病态了？
林徽因接着解释，康乾时期表面上看起来繁荣，实际上已经是走下坡路了。
那种过度装饰的风格，恰恰反映了内在的虚弱和没有自信。
就像一个人身体不好了，才需要用华丽的衣服来掩饰。
真正强盛的朝代，艺术风格应该是质朴有力的，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来撑场面。
新中国刚刚成立，应该展现的是朝气蓬勃、开放进取的精神面貌，怎么能用一个衰败王朝的美学标准呢？这话一出，学生们都明白了，但新的问题来了：那应该怎么设计？
林徽因给学生们指了一条路："去陕西，去霍去病墓前看看。"
这句话说得特别简单，但学生们听了都觉得摸不着头脑。
霍去病是汉代的大将军，他的墓地跟国徽设计有什么关系？
学生们还是听话地出发了。
一路颠簸来到陕西，在霍去病墓前，他们看到了那尊著名的石刻《马踏匈奴》。
这是一座巨大的石雕，一匹战马威风凛凛地踏在匈奴士兵身上，整个雕像的线条极其简练，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但那种力量感扑面而来。
汉代的石刻艺术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
不像后来那些朝代追求细腻精致，汉代的东西讲究气势，讲究神韵。
几刀下去，简简单单，但那股子劲儿就出来了。
《马踏匈奴》用最质朴的手法，表现出最强大的气魄，这才是真正的盛世之音。
学生们站在墓前，突然就明白了林徽因的用意。
她是在告诉大家，真正强盛的时代，艺术不需要繁复的装饰来显示自己。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汉武帝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是简洁有力的。
这种自信，这种气度，才是新中国应该展现的精神。
从陕西回来以后，清华团队的设计思路完全变了。
他们推翻了之前所有的繁复方案，开始追求简洁刚劲的风格。
国徽的每一个元素都精简再精简，把所有不必要的装饰统统去掉，只保留最能体现新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
天安门作为主体图案，代表新中国的政治中心。
齿轮和麦穗，象征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
整个设计简洁明了，一眼就能看出每个元素的含义，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
线条的处理也完全改变了。
不再是那种弯弯曲曲的装饰线条，而是用直线和简单的曲线，刚劲有力。
色彩也不搞花里胡哨，就是红色和金色，鲜明醒目。
整个国徽看起来庄重大气，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
这个转变其实挺不容易的。
学生们从小接受的审美教育，都是觉得越精致越好，越复杂越显得有水平。
林徽因通过霍去病墓的那次参观，让他们明白了另一种美学标准：真正的强者不需要用复杂来证明自己，简单才是最大的自信。
1950年6月，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最后一次国徽方案评审会。
清华和中央美院的方案都拿出来了，中央领导要做最后的决定。
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他对清华的方案评价很高，说这个设计"气魄很大，有民族特点"。
他特别欣赏国徽体现出来的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觉得这才符合新中国的形象。
评审会上周恩来也提出了一些细节修改意见。
比如天安门的画法要更准确一些，齿轮和麦穗的比例要再调整调整，五角星的大小位置也需要优化。
这些建议都很具体，可以看出他对国徽设计的重视。
清华团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完善。
几个来回之后，最终版本的国徽方案确定下来了。
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正式公布新中国国徽图案。
几天之后，第一枚国徽就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从那以后，这个简洁刚劲、气魄宏大的国徽，就成了新中国的象征。
无论是重要的国事活动，还是日常的政府办公场所，到处都能看到国徽的身影。
它代表着国家，也代表着人民，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不靠繁复华丽的外表，而是用内在的力量来展现大国气象。
国徽设计的这个转变，其实代表了新中国对自己文化定位的选择。
中国历史这么长，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到底该继承哪一个？
清朝离我们最近，很多人对清代的器物、建筑都很熟悉。
康乾时期确实出了很多精美的东西，工艺水平达到了极致。
选择这种风格似乎也说得过去，毕竟它代表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巅峰。
林徽因看得很清楚，康乾盛世表面繁荣，内里却已经腐朽。
那种过度装饰的风格，恰恰是衰败的征兆。
真正强盛的时代，比如汉唐，艺术风格反而是质朴大气的。
汉代的石刻，唐代的书法，都是用最简洁的手法表现最强大的精神。
新中国不是旧王朝的延续，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国徽的设计必须体现这种新生的力量，必须跟过去那种衰败的美学彻底决裂。
选择汉代那种质朴雄健的风格，就是在宣告：我们要继承的是中华民族最强盛时期的精神气质，而不是末代王朝的华而不实。
这个选择影响深远。
国徽确定下来以后，整个新中国的视觉形象系统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风格——简洁、有力、现代。
这种美学标准一直影响到今天，成为中国设计的一个重要传统。
林徽因那句"去霍去病墓前看看"，改变的不只是一个设计方案，更是一种审美观念的转变。
她用一个汉代将军的墓地，告诉年轻的设计师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盛世气象。
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徽，简洁而庄重，质朴而有力，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从繁复到简约，从华丽到质朴，这不仅是一次设计上的突破，更是新中国在文化自信上的一次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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