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南京城冷得像冰窖。
长江边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
这地方马上就要换主人了，整个城里都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紧张和死气。
大半夜的，一辆黑色的轿车，也不打灯，悄没声地就开到了江边。
车门一开，几个穿便衣的汉子跟抓小鸡似的，把一个男人从车里拽了出来，直接往江中心的黑影里拖。
这个被塞进麻袋、捆上大石头的男人，叫刘亚生。
按说，他不是什么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也不是管着核心机密的头头，可“西北王”胡宗南那边下了死命令，这个人，必须死，而且要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连个坟头都不能留。
胡宗南这么个大人物，为啥非要跟一个关在牢里的“文职干部”过不去？
这事儿，得从两年前说起。
时间倒回1946年夏天，那会儿国共两边彻底撕破脸，内战全面开打。
国民党那边动真格的了，调集了三十万大军，把李先念、王震他们领导的中原军区主力给团团围住，想来个一锅端。
王震带着他的三五九旅，那可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硬是在包围圈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带着大部队往外冲。
刘亚生当时是旅里的政治部副主任，按理说，他应该跟着大部队一块儿杀回延安。
可问题是，他的身体垮了。
常年跟着部队南征北战，饥一顿饱一顿，加上搞政治工作操心劳神，他的肠胃病犯得特别厉害。
在大部队突围那种高强度的行军中，他根本撑不下去。
组织上心疼他，也是为了保护他，就特批他和他媳妇离队，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自己想办法穿过封锁线回延安。
这一下，他就脱离了部队的保护，等于是一个人一头扎进了敌人的天罗地网里。
刘亚生心里清楚，这一路九死一生。
他和媳妇俩人，把那些重要的文件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塞在挑担的最底下，上面盖上破棉絮、干菜叶子什么的，打扮成逃难的农民。
俩人学着当地人的口音，脸上装出一副被战乱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样子，一路上还真就蒙混过了好几个国民党军队的哨卡。
那些大头兵看他们挑着一担子破烂，懒得仔细搜，挥挥手就让他们过去了，哪知道自己放走的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可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在陕南走山路的时候，为了躲开大路上的盘查，专门挑那些没人走的小道。
就是这个小心翼翼的举动，反而引起了一个地方保安团小兵的注意。
那家伙觉得这俩人不像本地逃难的，就悄悄跟在了后头。
刘亚生那时候病得走道都打晃，想甩掉这个尾巴也甩不掉了。
最后，那个保安团的一声吆喝，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给招来了。
就这样，本来马上就能回到延安的刘亚生，落到了胡宗南的手里。
人一抓到，立马就被送到了西安集中营。
那地方，说白了就是个人间地狱，阴森森的，到处都是绝望的气味。
里面关着好几百号人，有共产党员，有游击队员，还有一些支持共产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看守天天换着花样地折磨人，皮鞭、老虎凳都是家常便饭。
时间一长，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扛不住了，心里开始动摇，不知道这革命还有没有盼头。
刘亚生被关进去以后，心里比谁都急。
他看出来了，敌人拿鞭子抽、拿烙铁烫，这都不可怕，最怕的是同志们自己心里那股劲儿散了。
他打定主意，就算是在这监狱里，也得把大家伙儿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让敌人把咱们的精神给打垮了。
他没急着喊口号，而是装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犯人，每天放风的时候，就跟身边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他用一些只有自己人才懂的暗语，比如聊聊家乡的收成，实际上是在问对方的来路；或者哼几句革命歌曲的小调，看看谁有反应。
就用这种笨办法，他一个一个地试探，慢慢地就把一批信得过的硬骨头给找了出来。
没过多久，一个秘密的党支部就在这集中营的铁牢里建起来了。
刘亚生，就是这个地下党支部的头儿。
“咱们是干啥的？
是共产党员！
就算死，也得挺着腰杆死，不能给党丢人！”
他的话不多，但句句都砸在同志们心坎上。
这个小小的党支部，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散落在各个牢房里的人心又给串了起来。
大家伙儿私底下传消息、学习文件，互相打气，整个监狱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了岔子。
一个叫尹剑的叛徒，也是三五九旅的，是个参谋，没顶住酷刑，投降了。
为了活命，他把什么都招了，其中就包括刘亚生的真实身份——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
这消息传到胡宗南耳朵里，他简直是喜出望外。
他原以为抓了条小杂鱼，没想到是条大鱼。
一个旅的政治部副主任，这分量可不轻。
胡宗南觉得，要是能把刘亚生给策反了，那对共产党的士气绝对是个沉重的打击。
于是，一场专门针对刘亚生的攻心战，立马就开场了。
胡宗南先是唱红脸，玩“优待”这一套。
他下令把刘亚生从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弄出来，安排到一栋独立的小楼里住。
房间里有软床，每天有专人送来可口的饭菜，想用这种安逸的生活磨掉他的革命意志。
接着，又安排了一出“美人计”。
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特务，端着饭菜就进了刘亚生的房间。
她装出一副特别崇拜英雄的样子，说话柔声细语，想用女人的温柔来打动刘亚生。
“刘主任，你这么有才华，何必跟着共产党吃苦受罪呢？
只要您点个头，到我们国民政府这边来，保您高官厚禄，前途无量。”
那女特务腻声腻气地劝。
刘亚生连眼皮都没抬，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等那女特务看软的不行，开始说些更露骨的话，想动手动脚的时候，刘亚生猛地一拍桌子，指着门外大吼：“滚出去！
我刘亚生不是那种出卖同志、出卖信仰来换命的人！”
美人计失败，胡宗南的脸也挂不住了，干脆撕破脸皮，直接来硬的。
他亲自出马，把高官、金条、家人的安危，所有能当筹码的东西都摆在了桌子上，可刘亚生从头到尾就一句话：“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胡宗南彻底被激怒了，使出了最毒的一招。
他在集中营里搞了一个所谓的“反毛小组”，强迫所有被关押的人每天开会，公开站出来批判毛泽东，谁不骂就用大刑。
他想用这种办法，从根子上摧毁这些共产党员的精神信仰。
一时间，整个集中营里死气沉沉，每个人都压力巨大，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刘亚生站了出来。
他当着所有人和看守的面，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谁都可以反，帝国主义可以反，封建主义可以反，蒋介石也可以反，但毛主席决不能反！
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这一嗓子，就像在黑夜里炸了个响雷，把所有人心里的火都给点着了。
牢房里的人们纷纷跟着他高喊起来。
本来是敌人用来羞辱他们的一场政治闹剧，硬生生被刘亚生扭转成了一场共产党员捍卫自己领袖和信仰的宣誓大会。
这下，胡宗南知道，他彻底输了。
他明白，只要刘亚生还活在世上一天，他这个集中营就别想安生，刘亚生的存在，就是对他统治最大的打脸。
恼羞成怒之下，他下令动用最残酷的刑罚。
特务们把刘亚生拖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槐树下，用绳子把他吊起来打。
蘸了盐水的鞭子抽在身上，血立马就顺着裤腿往下流。
你到底反不反毛泽东？”
特务们一边抽一边声嘶力竭地吼。
刘亚生疼得满头大汗，血水和汗水糊住了眼睛，但他嘴里还是那两个字：“决不！”
看鞭子没用，特务们又把他押上了老虎凳，往他腿下面一块一块地加砖头，骨头被压得咯吱作响，人几次都疼得晕死过去，可他硬是没吭一声。
这些酷刑把他的身体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他的精神却好像更硬了。
1947年，他被秘密转移到南京的国防部监狱。
在这里，他因为近视度数特别高，看东西总是眯着眼，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刘瞎子”，还让难友们都这么叫他。
这个带着点自嘲的外号，反而让大家在绝望的牢狱生活中找到了一点苦中作乐的感觉。
到了1948年底，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一败涂地，老蒋的江山眼看就要保不住了。
在最后的疯狂中，他们开始对自己监狱里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
刘亚生这个让胡宗南丢尽了脸面的“硬骨头”，自然是他们第一个要除掉的目标。
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刘亚生被带出了牢房。
他走过长长的过道时，两边牢房里的难友们都扒在铁窗上，含着眼泪看着他们敬爱的“刘瞎子”一步步走向死亡。
最后，在冰冷刺骨的长江水里，这个年仅33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江水奔流，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却冲不掉他留下的痕迹。
《铁骨铸丰碑——忆革命烈士刘亚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胡宗南传》，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中原突围亲历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南京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刘亚生》，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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