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22岁就当上县长，跟焦裕禄一起治理兰考的风沙盐碱，把自己坐的吉普车、轿车都卖了分给穷苦百姓。
1979年被判刑13年，坐了11年牢，可2004年去世那天，十万兰考人自发送行，沿街磕头，5个小时才走完那条送别的路。
一个坐过牢的干部，为什么能让老百姓如此怀念？他到底为兰考做了什么？
1949年那会儿，张钦礼才22岁，组织上就让他当考城县的县长。
这在当年可不是什么稀罕事，革命年代提拔干部看的是觉悟和能力，年纪轻不代表干不了事。
张钦礼上任后没住县政府的大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里，天天往村里跑。
那时候没汽车，他就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转，哪里有水坑，哪块地碱重，哪家困难户，他心里都有数。
1954年，兰封县和考城县合并成兰考县，张钦礼继续当县长。
这一当就是好些年，他把兰考的每条路、每片林子、每块盐碱地都摸了个遍。
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活地图"，说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兰考哪个地方长啥样。
这不是吹的，是他用脚丈量出来的。
那些年，他的自行车不知道骑坏了多少辆，鞋底磨破了一双又一双。
兰考这地方在黄河故道上，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把老百姓折腾得够呛。
春天一刮风，沙子能把人埋住，夏天一下雨，到处是水，种啥啥不长。
张钦礼心里着急，带着技术员到处找办法。
他发现有些地方的泡桐树长得好，就琢磨着大面积种树挡风沙。
这个想法后来焦裕禄来了以后，两人一拍即合，干得更起劲了。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张钦礼是副书记。
两个人年纪相仿，脾气也对路子，都是那种恨不得把命搭上也要改变兰考的人。
焦裕禄来之前，张钦礼已经在兰考干了十几年，对这里的情况门儿清。
焦裕禄一来，张钦礼就带着他满县跑，哪里风沙大，哪里盐碱重，哪个村子最困难，全都带着看一遍。
那年冬天特别冷，风沙刮得睁不开眼。
两个人裹着棉袄在沙窝子里蹲着，研究怎么治沙。
张钦礼说他这些年试过好些法子，种泡桐效果最好。
焦裕禄听了就说，那咱就大干一场，把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
从那以后，两个人经常一起下乡，蹲在地头跟老百姓唠家常，问收成，问困难。
焦裕禄有肝病，身体不好，张钦礼就主动多跑腿。
有时候焦裕禄疼得厉害，张钦礼就一个人带着人去查看风沙情况，回来再跟焦裕禄汇报。
两个人配合得特别默契，一个出主意，一个跑腿干，兰考的治沙工作就这么一点点推进。
那时候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在全县挖出防风林带，种上几十万亩树。
1964年焦裕禄病逝，张钦礼哭得跟泪人似的。
送走焦裕禄后，他把两个人商量的那些治沙计划全都接过来，继续干。
他说焦书记没干完的事，我得替他干完。
1968年，张钦礼当上了开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按级别配了一辆吉普车。
这在当年可是了不得的待遇，多少干部想都不敢想。
可张钦礼坐了没几天，就觉得别扭。
他想着兰考那些穷村子，连口粮都不够吃，自己坐着车到处跑算什么事。
思来想去，他做了个决定，把车卖了。
这事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作秀。
张钦礼不管这些，他把卖车的钱拿出来，分给了兰考最困难的生产队。
那些队长拿着钱，眼泪都下来了，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干部。
1970年，张钦礼又升了，当上省革委会常委，这回配的是华沙轿车，比吉普车还高级。
结果没多久，他又把车给卖了。
两辆车加起来卖了4.5万块钱，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
他把这些钱全分给了兰考42个最穷的生产队，让他们买农具、修水利、改良土地。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看着老百姓能吃饱饭，比坐什么车都舒坦。
那些年，他还是骑着自行车下乡，从开封到兰考，七八十里地，他一骑就是大半天。
有时候赶上下雨，浑身湿透了也不在乎，到了村里先问百姓的情况，自己的衣服湿不湿根本不提。
卖车的钱解决了燃眉之急，长远的办法还是得治理三害。
张钦礼带着兰考的干部群众，开始大规模种树改地。
他们的目标是挖出19万亩防风林，改造26万亩盐碱地。
这个工程量大得吓人，光靠县里那点人力物力根本不够。
张钦礼就发动群众，一个村一个村地动员。
他跟老百姓说得明明白白，种树是为了挡风沙，改地是为了能种庄稼，这都是为咱自己干的。
老百姓一听有道理，纷纷报名参加。
那几年，兰考到处都是挖坑种树的人，男女老少齐上阵，场面特别壮观。
张钦礼自己也不闲着，哪里活重他就去哪里。
有一回在黄河故道边上挖林带，沙土太松，挖一铲塌一片，进度特别慢。
他二话不说，脱了鞋挽起裤腿，跳进坑里跟大家一起干。
干部们看见了，也都跟着下去。
那一天，他们硬是挖出了好几百米的林带。
种树的活儿又苦又累，春天风沙大，沙子吹进眼睛里，疼得流泪。
夏天太阳毒，晒得脱一层皮。
张钦礼从来不叫苦，还经常给大家打气，说再坚持坚持，等树长起来，咱兰考就变样了。
就这样干了好几年，19万亩防风林真的种起来了，26万亩盐碱地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兰考的风沙慢慢小了，地里的庄稼开始长得好起来。
张钦礼年轻时学过医，懂些中医的门道。
当干部这些年，他一直没把这手艺丢下。
下乡的时候，经常有老百姓找他看病。
他也不推辞，摸摸脉，看看舌苔，然后告诉人家该吃什么药，该注意什么。
有个村里的老太太，常年腰疼，走不了路。
听说张副主任懂医术，就托人找他看看。
张钦礼专门骑车去了那个村，给老太太仔细诊断，说是腰椎的毛病，得慢慢调理。
他开了个方子，还自己掏钱让人去抓药。
过了一段时间，老太太真的能下地走路了，逢人就说张副主任是神医。
这样的事情多了，张钦礼在兰考的名声越来越大。
他从来不收钱，有时候还倒贴药费。
有人劝他，您这样太亏了。
他说老百姓生活本来就困难，能帮一把是一把。
后来即便他年纪大了，还是有很多人找他看病，他都尽力帮忙。
1979年12月24日，这一天张钦礼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他被判刑13年。
消息传到兰考，老百姓都不敢相信，那个为兰考干了一辈子的张副主任，怎么会被判刑？
很多人去打听情况，想为他说句公道话。
那时候政治环境复杂，老百姓人微言轻，说话也不管用。
张钦礼就这样进了监狱，开始了11年的铁窗生涯。
他在监狱里没有抱怨，每天按部就班地劳动改造，表现一直很好。
监狱在外地，离兰考有几百里。
兰考的老百姓没有忘记他，经常有人千里迢迢去探望。
有的是当年一起治沙的干部，有的是他帮助过的困难户，有的是他看过病的病人。
他们带着家里的土特产，带着自家种的粮食，带着一片心意去看张钦礼。
每次探望，张钦礼最关心的还是兰考的情况。
他问那些树长得怎么样了，问盐碱地改造得咋样了，问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听说兰考一年比一年好，他脸上就露出笑容。
他跟来探望的人说，我这辈子没白干，兰考变好了，我就值了。
1990年5月，张钦礼刑满释放，那年他已经63岁了。
坐了11年牢，身体亏损得厉害，头发全白了，人也瘦了一圈。
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纪大，身体差，安排他去疗养院休养。
张钦礼拒绝了。
他说我要回兰考，我离不开那片土地，离不开那些老百姓。
组织上拗不过他，只好同意。
回到兰考的那天，很多老百姓听说了，自发到路口迎接。
看到张钦礼下车，有人当场就哭了。
这以后的十几年，张钦礼就住在兰考，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他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职务，就是个普通老头。
可老百姓还是喜欢找他，有困难的来，生病的来，家里有纠纷的也来。
张钦礼来者不拒，能帮就帮，能劝就劝。
快70岁的人了，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转。
有人劝他年纪大了该歇歇，他说闲不住，习惯了。
他还是关心兰考的发展，看到哪里建设得好，就高兴;看到哪里还有问题，就着急。
有时候遇到相关部门的人，他还会提建议，说说自己的想法。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病逝于郑州，终年77岁。
消息传回兰考，整个县城都震动了。
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要送张钦礼最后一程。
5月17日出殡那天，十万多名群众聚集在送行的路上。
这个数字不是夸张，是实实在在的十万人。
那天兰考县城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全是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中年汉子，有年轻后生，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
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送张钦礼一程。
灵车缓缓行驶，送行的队伍跟在后面，越走越长。
路边站着的百姓，看到灵车过来，齐刷刷地跪下磕头。
一排人跪下，又一排人跪下，绵延好几里路。
有人边磕头边哭，嘴里念叨着"张副主任，您一路走好"。
这5个小时的送行路程，震撼了所有人。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安排，老百姓就是想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张钦礼的怀念。
有记者采访路边的老人，问为什么来送行。
老人抹着眼泪说，张副主任是好人，他为兰考干了一辈子，我们不能忘了他。
张钦礼下葬后，老百姓还觉得不够，纷纷自发给他立碑。
有的是一家人凑钱立的，有的是一个村集资立的，有的是当年一起治沙的老伙计立的。
碑文上写着各种话，有的写"人民的好干部"，有的写"永远怀念张钦礼"，有的写"兰考不会忘记您"。
就这样，张钦礼的墓前陆陆续续立起了100多座碑，形成了一片碑林。
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一个普通干部，能让老百姓用这种方式纪念，足以说明他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那些碑不是官方立的，不是组织安排的，是老百姓自己掏钱、自己动手立的，每一座碑都饱含着深情。
张钦礼的一生很简单，就是为老百姓办事。
22岁当县长，77岁去世，55年里他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实实在在帮兰考人解决困难。
他被判刑13年，至死没有平反，可十万人沿街磕头送行，墓前立起百座碑林。
这说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你把百姓放心上，百姓就把你记在心里。
权力会消失，职务会卸任，只有真心为民做的事，会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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