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一天,周家屯街头的商铺如常运转,谁也未曾预料,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风暴正在酝酿。

一名老练的八路军侦查员,在一次例行任务中意外被捕,生命悬于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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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敌人的刑讯室里,当拷问即将降临,一位身穿日军制服的中国翻译官却用极低的声音,在他耳畔留下了三个字“别暴露”。

这是一次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的“营救”,也是敌后战线最动人心魄的瞬间之一

是谁在刀锋之下坚定沉默?又是谁在万众仇视中舍命守义?

落入敌手

1944年,安徽周家屯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一切看似寻常,却又处处透出诡异的沉寂。

临近中午,镇上一家经营多年、颇为冷清的旧货商铺,门帘一掀,一个衣着朴素、步履急促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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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略带尘土的裤脚与油光斑驳的夹袄,不动声色地宣示着身份的普通和平庸。

这个人,正是八路军隐蔽战线的老侦查员,文国才。

推门的瞬间,他下意识地侧身扫视了一眼街角。

他不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却清楚地知道,哪怕一丝一毫的迟疑或松懈,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他走进店中,看似随意地扫视了一圈架上的杂物,目光掠过那排老旧铜器,终于落在了柜台后的老板身上。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着圆框眼镜,正低头翻着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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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国才心中微微一动,这张脸陌生,却又似曾相识。

按任务安排,他此行是前来接收一批急需的军需物资,暗号已经预先通过上级安排传达。

他压低声音,开口说了一句:“今儿的风有点大,纸糊窗都透冷。”

话音一落,他盯着对方的眼神,捕捉每一丝细节。

正常情况,对方若是联络人,听到暗语便会回一句:“天干风急,要多添柴。

这段话已是双方交接数次所用,熟得不能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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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让文国才眉头一皱的是,老板头也没抬,只是机械地应了句:

“是啊,这天气怪冷的。”语调平淡,像是在敷衍,眼神却略显空洞。

不对劲,极其不对劲。

文国才嘴角浮起一丝看不出的笑意,继续说些有的没的家常话,试图引出更多信息。

但他知道,任务已经失败,这个联络点十有八九暴露了。

他并没有再提暗语,而是悄然地将左手伸向腰间,捏住随身携带的小刀,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室内的出口、墙角和窗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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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不是我方人员,甚至可能早已被控制或者被替换。

局势已变,继续停留无异于自投罗网。

文国才并没有慌张,他轻咳一声,装作突然想起什么:

“哎呀,媳妇还在家等我带豆腐回去,我得先走一步,下次再来。”

说罢,他不等对方回话,头也不回地转身出了门。

步出铺子的一刻,他并未加快脚步,而是用一种寻常人的节奏行走在巷中。

可每一步,都是按战时撤退预案在走。

可刚转进第二条巷子,他甚至还未来得及反应,身后已响起清晰的日语呼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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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巷口、围墙后、甚至屋檐上,像突然破土而出的蛇群一般,涌出一批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他。

文国才没有抵抗,对方不是临时路检,而是有备而来。

所有出路都被封死,这分明是一个精心设下的陷阱,而他,不慎踏入了其中。

宪兵将他摁倒在地,反剪双手,押了起来。

他脸上露出害怕又茫然的表情,不断用方言哀求:

“冤枉啊,我就是个做粮食生意的,哪犯啥事了?”

宪兵看不懂他说什么,但仍旧凶狠地将他押往设在镇口的日军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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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他低头不语,神情木然,像个被抓的小贩,但心里,他早已迅速清点随身携带的应对手段,盘算着可能的自救方案。

翻译官的耳语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文国才的双手早已被反绑在身后,脚踝也拴着粗麻绳。

这是日军驻周家屯宪兵司令部的地下审讯室。

椅子上残留着暗红色的血痕和一些毛发碎屑,那些是先前“客人”留下的。

房间内一股浓烈的霉味夹杂着血腥气扑鼻而来,令人作呕。

文国才被人一把按在椅子上,几个日军粗鲁地扯开他衣领,揭开他胸前的贴身棉布检查,又抬起他脚踝翻来覆去地看,好像他随时能从肉里掏出一份作战计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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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三个穿着军服的日军军官缓步入内,最后面,是一个中国人。

他手中拿着本子与钢笔,一副随时准备记录的样子,那是日军配属的翻译官,专门处理对中国人的审讯。

文国才第一眼看见他时,眼神里掠过一丝厌恶。

那种厌恶是刻在骨子里的,一个中国人,竟甘愿为侵略者摇尾乞怜,助纣为虐。

可他随即便低下头,故作茫然,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长官,我冤枉啊,我是收账的,我就认得账本……”

翻译将他的这番话用日语转述给了坐在中间的那名日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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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眯起眼,语气冷峻地说了一通,翻译点头记下,然后转身看向文国才,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去那个老乡家做什么?为什么出现在封锁区?”

文国才埋头,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我就是要账的……那家拖了我们铺子的谷钱,托人说那天有钱,才让我去拿的,我不懂啥封锁不封锁……”

说话时,他眼睛泛红,语气发颤,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连着呼吸都在发抖。

日军军官听罢,略有迟疑,他瞥了一眼翻译官,后者凑过去耳语几句。

那军官皱眉,叽哩哇啦地回了两句,像是在权衡是否继续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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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那名翻译官忽然走向文国才,动作迅速而凶猛,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低头对准他鼻尖大吼:“你说不说实话?!”

文国才不由自主地一惊,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翻译忽然压低声音,在他耳边快得几乎听不清地吐出三个字:“别暴露。”

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滞。

文国才的心脏重重地跳了一下,所有肌肉都紧绷起来。他知道,自己刚才并未暴露姓名,也未透露任何组织信息。

那这三个字,不可能是试探。

这是一条暗中发出的生死讯号,翻译官,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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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潜伏在日军体系内部的同志,是用“汉奸”身份作掩护的隐蔽战线战士。

而此刻,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低声提醒自己坚持原说辞,那套“收账”的说法是组织预先设定的统一口供。

文国才强行压下眼中闪烁的惊诧,重新低头啜泣:

“我就是个小贩,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连共产党是个啥都不懂哇……”

翻译冷哼一声,把他的这番话译成日语。

日军军官听完,神情渐渐缓和了一些,又叮嘱几句,翻译转过身来,不再看文国才,只说:

“皇军决定先关押你,等查清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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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两个宪兵将他从椅子上拉起,架着往外走。

他步履虚浮,但内心却前所未有地清明。

他不知道这位翻译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会因为刚刚的举动被怀疑,但他知道,他此刻能免受酷刑,能活下来,是因为这位同志甘愿以自身安危为赌注。

寻生机

文国才被推进一个昏暗的囚室,四周是泥土砌成的围墙,角落堆着几把稻草,连老鼠都不屑在里面筑窝。

虽然暂时避开了酷刑逼供的厄运,但他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反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危险,如果敌人再次起疑,那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永无天日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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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法和外界联络,不知道同批同志是否已被捕,也不知道接头点的暴露会不会牵连更多战友。

他只能一遍遍地在脑中回忆、重演审讯中的每一句话,试图找出是否有哪个细节可能给同志们带来危险。

而最让他无法释怀的,是那位翻译官。

他无法想象,对方为这句话付出了多大的风险。

如果那一瞬间被察觉,对方的身份就可能彻底暴露,他甚至无法确信,对方如今是否还安然无恙。

监牢的日子枯燥至极,每日除了喝一口发馊的稀饭,就是听周围牢房里断断续续传来的咳嗽声与呻吟声,但转机总在不经意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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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傍晚,牢门又一次开启,两个兵痞模样的日军押解着一名新囚犯走了进来。

那人皮肤黝黑,肩头扛着一包盐袋,满脸不服地骂骂咧咧:

“老子不过是贩点盐,又不偷不抢,也要坐这破牢?”话语粗鲁,声音却硬朗。

等守卫离开,文国才这才低声问了一句:“你是私盐贩子?”

那人一愣,看他不像汉奸,也不像鬼子的走狗,便嘀咕:

“不然还能是你八路不成?”

两人目光交汇,虽未表明身份,却都从彼此眼中看出一种共同的仇恨,那是对侵略者的怒火,是对自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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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盐贩子姓陆,活了三十来岁,一辈子跑江湖,见惯了兵荒马乱。

他性格泼辣,敢拼命,几日下来,两人悄悄结成“盟约”,开始在牢中策划逃脱。

监牢虽然破败,但因年久失修,有些地基松动。

文国才曾观察过牢房的一角,那里靠近墙根,夜里总有风透进来,说明下方可能是空的。

他们等了一个雨夜,趁值守的宪兵懒散巡逻时,将一根藏在稻草堆里的铁匙锉磨成了“掘土器”。

他们便轮流挖掘,白日则将挖出的泥土藏在破烂的稻草底下,用尿液浸湿掩盖气味,避免被狱卒察觉。

墙体结构是老式夯土加砖缝,挖掘极其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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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有的是耐心和信念,随着地道渐成雏形,他们更加小心翼翼。

两人轮流监视、挖掘、封口,不放过任何一次能掩盖痕迹的机会。

墙外有一条下水沟,通往城西的一段废弃排水渠,若能钻出去,便有极大几率脱逃。

这一掘,就是十几天。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终于凿开最后一块夯土,他们贴着湿滑的泥壁,一寸一寸地向出口挪动。

终于,他们成功了。

英雄无名

越狱成功后,文国才依靠简陋的地图和他们的经验,尽量绕过日军的巡逻队和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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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经过了几天几夜的跋涉,终于在一处山沟里与接头人取得了联系。

那是一名八路军的通信员,接过消息后,迅速将文国才送回了队伍。

重回部队的那一刻,文国才的心情格外复杂。

尽管他成功逃脱了敌人的监牢,但每当想起那位翻译官,他的心中就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

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回忆,却始终无法记起翻译官的名字,甚至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存活下来。

在继续谍战任务的日子里,文国才依旧怀揣着那份希望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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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放弃寻找那位翻译官的下落,但每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无论是从部队的情报网,还是通过地下的联络渠道,他始终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他究竟是谁?他的身份为何如此神秘?他是否曾因此而牺牲?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愿为家国大义奉献一切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