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娘按:“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敏锐地指出了时代沧桑巨变中小人物的命运,就像这本书的标题——《飞翔的艺术》。本文是《飞翔的艺术》的作者安东尼奥为作品写的后记,描述了这本书诞生的起源和过程。这部小说般的现实主义漫画既是一堂历史课,也是一个感人故事。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当理想被打败,要如何继续生存?

我的父亲在 2001 年 5 月 4 日自杀了。就是从那时起,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对我来说则是坠入地狱的开端。

事实上,我精神依附在我父亲身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在去世前十五年里由于抑郁症而备受煎熬。得了抑郁症,对他本人或他的亲属而言,都会经历这种病带来的痛苦和灵魂深处的黑暗时刻。

但是,当我的父亲达到他寻求已久的目标时,他的去世却变成了一个每天让我良心不安的幽灵。因为作为一个孤儿,我已经感觉内心很空虚,如今还要背负一种强烈的罪恶感。

我本来应该——说实话我本来可以——为他做更多事情。如果我没有把他送进养老院......如果我花更多时间陪伴在他身边......如果我给他找另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尤其,如果我能帮他实施死亡......当他以一种令人心碎的方式来提出这个要求时......他只有我。他只跟我交谈。

在最近几年里,我是唯一能触摸他那因痛苦而变得内心冷漠的人,我是唯一能缓解他的焦虑的人。然而,我并没有竭尽全力。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因为我努力把他从悲伤的深渊拉出来的漫长过程让我压力太大,因为在我的一位医生朋友第一次拒绝提供药物让他终结生命后,我就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我为他做的并没有他为我做的多......因为我背叛了我们的血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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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的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除了情绪上的激荡不安外,我也觉得异常愤怒,在他去世几天后,我收到了他所在的养老院的经理丽塔·蒙特利尔的一封信,信中向我讨要我父亲欠下的三十四欧元,就因为他是本月4号去世的而不是1号。我后来得知我可以起诉拉里奥哈的行政管理部门并且获得一笔巨额赔款,因为我父亲当时住在医务所,他们的责任在于没有尽到看管的义务。

然而,我仅仅给蒙特利尔女士回信说让她更好地确保养老院中的老人们的安全,让她尊重我的服孝期,也让她不要再惦记那三十四欧元了。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不了解一些行政管理部门的不人道运作。在2004年,这笔债务通过司法形式向我讨要,还增加了利息和滞纳金。

像是偶然般,三年过去了,养老院所要承担的疏于管理的责任因为时效性而被抹去了。

真是难以置信,我居然要付清这笔债务,尽管它的数目微不足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宁愿——我希望——人们把我投进监狱。这样我就可以向世界申诉我父亲作为受害者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这对于他的尊严而言是一个新的伤害。这件事发生在他被火化和扬撒骨灰之后。他的死因在我看来一清二楚。

除了抑郁症这个直接因素外,我的父亲自杀是因为不断遭受失败、剥夺和羞辱的折磨。而如果我不能阻止这一切,这些侮辱会一直跟随他到坟墓里去。我试图把拉里奥哈自治区告上法庭,但我失败了。不仅如此,为了惩罚我的放肆无礼,税务监察部门安排了对我父亲的遗产——几千欧元——的审查,并令人难以置信地成功骗取了我的继承权。

在这灰暗的几个月里,我也投身于一场媒体战之中。我组织了几场记者招待会,去了电台和电视台揭露我的遭遇。直到拉里奥哈政府,也就是税务监督者——我非常肯定——决定结束这桩丑闻。

他们跟我的主要媒体对话者《拉里奥哈日报》谈话,而这份报纸很快就通知我说,它不再刊登任何关于我的事件的话题。这次轮到我被一种专制和傲慢的民主打败了。在这场寻求正义的公民对抗那些一直自封为掌权者的战争中,我是又一个失败者。这是一场我父亲为之奉献一生的战争,但跟我的只是笔墨和唇舌之争的小规模战斗不同,他是用惊心动魄的牺牲去打这场仗的,就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

就是在那时,我决定要把这些写下来。因为我参与了他的战争,我在他最后的失利中陪伴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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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是出于无可奈何。在一切尝试都失败之后,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坦白或揭露。

于是我在一种对我来说并不寻常的条件下开始写作。不仅仅因为我投身于一个明显很难实现的计划中——这种情况,我已经习惯了——还因为我不知道能写到什么程度,我没有任何预定的计划。

作为一个有条不紊又精于计算的作家,就不说是狡诈的了,我这次着手创作的是一个我不知道赋予它什么结构或什么形式的作品。

没有预谋,但确有必要。

我重新阅读了父亲写下的一些不连贯的回忆,这些更像是反思而不是叙述。它们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新信息——他之前已经跟我说过太多次了——但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些感觉或者叫意愿,也开始找到了某种方向。

读完之后,我可能并没有更清晰的计划,但我的冲动更强烈了。我开始了写作。

为什么是以漫画的形式?

所有的信息都是以笔头或口头形式传递给我的,也就是说通过词句。因此,最合乎逻辑的做法应该是忠实于资料来源,把它们整合、分拣,套上一个剧本的结构,使之成为一部小说。我只需要把父亲的话变成我自己的。

一种简单的文体学上的复原就足以把我们两人的声音——已经因父子关系而连接在一起——融合成一种深刻的改编故事,比起那些要把他人的叙述变成文学作品的情形来说,这并不需要更多的自由发挥。而且,小说的形式不仅可以让我把父亲经历过的事情一件件列出来,还可以谈及他的动机,描述他的感受或探索他的憾事,期待觅得其细微之处。

这种形式尤其可以确保我对这项计划拥有绝对控制权,使之服从于我唯一拥有的写作能力。不过......我一直是漫画的狂热爱好者。不管是在理论文章还是在小说情节里,我都在为这种在文化上被低估的媒介辩护。

它拥有混合特征,融合了造型和文学因素,将图画的表达性和对白的戏剧性相结合,把形象化的空间与叙述的时间有序组织起来,这种组织结构与视听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些特征使得它能够承载各种类型的叙事。

借助图画的方式使它拥有一种强大的表现力,从词源学意义上来说就是“使变得生动”。漫画格子使忠实重现场景、服饰、物品、处境等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有适当的资料,过去的地点会以极其逼真的形式重现,被住在那里的人物重赋生机。当复原氛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时,所有这些都被考虑到,才能把故事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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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漫画里也得到了特别的表现。在一幅幅画格里,他们的身材、相貌变得生动,有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画面形象比心理活动更先被展示出来,他们在有性格之前先有了外形,在有生命之前先在纸上有了投影,而这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手势和肢体动作来表达,比起文学作品中惯常的人物对话更含糊却更能令人产生联想。

分镜头、构图和光线都经过了仔细研究,人物的这种表现就会变得很有感染力,很适合用来传达复杂的精神状态或矛盾心理。我见证了生活在父亲身上留下的痕迹,他变得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皮肤发皱、眼神无光......时间和历史的流逝,它们对于身体的影响,都完美地反映在了漫画格子的无穷变换中。

但是我最终决定采取漫画这种形式,是为了解决一个阻碍了这个计划好几个星期的关键性问题。谁来讲述这个故事?我应该采用哪个声音?

我不能想象用“他”“安东尼奥”甚至是“我的父亲”来谈论我的父亲,这样会造成讲述者和人物之间有一种不符合他们之间关系的距离感。而且,如果我把他看作“另一个人”,我就不能进入他思想的最深处,也会有使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的风险。我应该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于是我就有了迁移的想法,或者说是质变,就是把我自己变成我父亲。“我就在他身上,当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而当他死了后,他就在我身上。”

通过血缘关系,或者,像我们今天更喜欢说的那样,通过基因,我找到了背负他的身份所需的合理性。但我还是更喜欢用“融合”这个词,就好像,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变成了无差别的一体。

选择以内心独白作为故事的导线使我开始了一场文字—图画的游戏,而这也是漫画的典型特征。讲述者的声音能带来丰富多彩的对图画的补充和比较,这正是我开始投入故事梗概的创作的原因。经过几个星期的犹豫之后,一个漫画形式的故事梗概成形了。

这本来就是漫画的一种手法,对于推动故事的发展显得卓有成效。视觉上的隐喻和对它的谨慎使用构成了,即使不算是一种探索,至少是一种对《飞翔的艺术》非常有利的叙事方法。扫射长枪党的缝纫机飞机、通向母亲死亡之床的黑色钻石隧道、寻觅金色饼干、夺去了主人公双眼的佛朗哥之鹰、在胸前挖洞的鼹鼠等元素都丰富了情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情节重叠在一起,使它更加丰满,不仅信息多样,还饱含意义和象征性。几乎是无意识地,每当我写到了故事的关键时刻,也因此难以解释的时候,梦之代码就会成为必要手段,经常是超现实主义的,极具暗示性。为了描绘这些场景,金不得不,有所保留地,放弃了他一贯的也是故事主体的现实主义风格。

不过如果我们相信媒体的评论和读者的意见,比起其他更传统的画面,这些画面对心灵的震撼要强得多。还没算上金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也更难看见的方式——在整个故事里建立起了一连串的由这些画面自然引发的隐喻。例如“飞翔”这个最主要的隐喻,几乎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所有的漫画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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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最适合我的计划的媒介,但这种信心并没有打消我的不安。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苦恼,担心没人愿意画这样一个故事。

而如果没人愿意画它,就得放弃出版,我虽然与出版者有过最初的约定......谁愿意投入这远离商业之路、如此私人化的长途跋涉呢?在2004年,“图画小说”还没有在西班牙流行开来,我想要详述的主题也一样。

然而我继续坚持我的这项任务,确信这样全力以赴地工作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点,而不是为了一个不大可能成功的前景。当我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故事梗概时,我认识了金。

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一直在他合作的杂志《震动》(Vibraciones)、《兰布拉》(Rambla)和《蝰蛇》(El Víbora)上追看他的作品。我知道除了他的主系列《丑人马丁内斯》(Martínez el facha)中的夸张讽刺的风格外,他还有另一种更“现实主义”甚至是表现主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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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互并不认识。当我们第一次见面,让他为我画画这个念头就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他很喜欢历史,而且他的父亲也遭受了佛朗哥的专制。他敏感而且特别宽厚,我觉得鲜有艺术家能单纯出于对艺术的爱而投身一个如此艰难的计划中,而他正是其中一位。在向他提议之前,我等了一段时间。我利用这段时间在我们之间加固信任和建立友谊。他的回答既迅速又出于本能。“如果我喜欢剧本而且你不催我,我就画。”

在2005年5月,金手中拿到的剧本内容已经过半,在几次风格的尝试之后,他开始了这项工作。他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期间,我充满了兴奋与等待。每四五个月,我会去巴塞罗那看看新的画稿或者我会通过邮局收到复印件。我有点紧张地追随着故事的发展,但我已经没有了在写作时感受到的绝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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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作品会出版后,我终于能够享受这件事了。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我进入的这个环中,愿望已经变成了意图,计划变成了现实。我父亲所面临的世界的阻挠、拒绝和冷漠就好像被魔法驱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周围的人变得宽厚、热情,几乎可以说是赞赏的了。金的加入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我的父亲获得了认同,他的成功得以延续,那也是我的成功。

命运对我们生活的打击,以一种近乎奇迹般的强度与速度,突然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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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在肉体上就能感受到事情的新局面。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察觉到的一些信号被我视为父亲从另一个世界传递过来的祈福。最后,这些信号得到了加强。

在父亲生日的那天——他本来应该有 99 岁了——金打电话告诉我说书完成了。第一版,限量且带编号,定价为 34 欧,正是拉里奥哈养老院向我追讨的数目。正是在 2010 年,我父亲百岁生日那年,这本书先后获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成功......

我还可以再讲述一些细节,这些可能更像是一种迷信的执念而不是命运突然转向的证明,假设这种事情可以被证明的话......但有一点无可置疑,就是变化发生了,它的征兆表现为这本书很受欢迎,书的出版编织出了一张人际关系网。这张密网,向新成员开放,但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一种共同的忧伤和愤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为了伟大理想奋斗过却被遗忘在最深处的一代人中的幸存者及其家人。

但并不仅仅只有我们,还有自杀者的孩子们、偏远农村的贫困者、被合伙人诈骗的受害者、晚年与伴侣分离的人、在养老院受苦的人,总之,更广泛地说,所有那些因现实与空想之间的差距而忍受痛苦的人。我们所有人都展示出了自己脆弱的一面,面具落下时,让人看得见情感留下来的裂痕。我们就像身处一个俱乐部,这里的成员承认自己是无父母、无朋友、无爱人甚至是无希望的孤儿,内心充满了丧失愤怒的忧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长远来看,这种忧伤可以用来自我疗伤。

从其他角度来看,我可以说,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重建了我父亲的人生,我跟他共同生活于其中,几乎就在他身上,作为交换,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就像他重新孕育了我,并把我推入一个他更有尊严而我也因此更少有负罪感的世界里。

因为我在这本书里过问他的死亡,而他则过问我的生活,可能一直过问到我也死去。我再一次成为他的债务人,更何况这本书开始有收益了。承受所有这些不幸的人是他,而我却因讲述这些不幸而致富。

这让我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对这一切会怎么想?他对出名并不熟悉,或许他会以一种恐惧的眼光看着他正在获得的这种名声?或许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人生被改编成了一部小说......然而,在他的记忆中,他坚持认为“年轻人”要知道他不得不经历的那些不幸和认识到“金钱是使人性堕落的毒瘤”......虽然有的情境和人物是我编的,但我讲的事情“基本上”是真实的......还有我们在漫画格子里看到的那个人,也许并不完全相同但绝对真实,就是我父亲......

我不知道这本书会把我们带去哪里,我和它在文学上以及本质上都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显然它的轨迹看上去还没结束,在出版一年半之后,还有人发出翻译和改编的提议。实际上,它会把我们带去何处并不重要。顺着血脉的牵引,我追随着他,满意的不仅仅是因为收获了成功的果实,更是因为我让父亲重新获得了尊重,还因为看到读者们是怎样——不是把他当成一个榜样,他不会也不想变成那样——开始把他看作一个旅伴的。

而我愿意相信,在天上,在这片集体想象的万里无云的天空里,他终于飞起来了。他曾试图用公正和平等的翅膀来飞翔,用爱和幸福的翅膀来飞翔,却满怀赤诚地——几乎是天真地——跌落在地。今天,他终于轻似空气,摆脱了现实的重压,变成一个书中角色,在小说的天空里纵横飞行。而这场庄严的飞行,不需要发动机也不需要燃料,始于五月的一个夜晚,在一扇窗户边,由于难以忍受生活的重压,我的父亲一跃而下。

安东尼奥·阿尔塔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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