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天大的荣誉送上门，有人偏偏不要。
这事儿就发生在1951年，新中国刚满两岁，还带着一身的炮火味儿，正琢磨着怎么在世界上站稳脚跟。
结果，咱自己派出去的文化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硬是把送到手里的最高奖给推了出去。
这事传回北京，中南海里立马就炸了锅。
1951年，中南海怀仁堂里坐满了人，都是当时文艺界有头有脸的人物。
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正在台上作报告，讲着讲着，他突然停了下来。
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伙儿都瞅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听“啪”的一声巨响，周总理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这一下，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心都跟着颤了一下。
总理那温文尔雅的劲儿瞬间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怒气。
“这不是谦虚，这是典型的民族自卑感在作怪！
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总理的声音又严又急，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台下。
在场的人大气不敢出，谁都没见过总理发这么大的火。
总理发火，肯定不是小事，这背后藏着一个让整个国家都脸面无光的故事。
故事得从头说起，得从一部叫《翠岗红旗》的电影讲起。
那会儿是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啥都缺，啥都得从头干。
上海电影制片厂接了个大活儿，要拍一部能代表新中国的电影。
这电影不光是拍给老百姓看的，更是要拿到国际上去，让外国人看看，咱们中国人现在是个什么精神面貌。
于是，《翠岗红旗》就开拍了。
导演张骏祥、编剧沈浮，都是当时国内顶尖的电影人。
这电影讲的是江西革命老区的事，一个叫江猛鸿的农村小伙子，听了媳妇向五儿的话，参加了红军。
从井冈山打到长征，一路枪林弹雨，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一个红军指挥员。
他媳妇呢，就在老家死死撑着，躲着国民党的搜捕，拉扯着孩子，盼着他回来。
为了拍好这部片子，摄制组下了血本。
他们跑到江西的深山老林里，实地取景，演员们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就是要找到那种真实的感觉。
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抠得特别细。
这电影不光是打打杀杀，更多的是讲人的感情，讲革命者的信念和牺牲。
1951年春天，片子在全国一上映，立马就火了。
电影院门口天天排大队，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去看。
很多人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因为电影里演的，就是他们自己或者父辈们亲身经历过的苦日子和奋斗史。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看了之后，也觉得拍得好，把新中国人的英雄气概给拍出来了。
国内这么火，那下一步自然就是走出国门。
文化部一合计，决定派个代表团，带着《翠岗红旗》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
这可是新中国第一次派电影代表团出国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意义不一般。
说白了，就是去亮个相，让世界看看咱们。
代表团的人出发前，心里头想的是，咱们是去学习的，能让外国人看看咱的电影就不错了，拿奖什么的，想都不敢想。
可到了卡罗维发利，情况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电影一放，底下坐着的老外们全看傻了。
他们哪见过这样的电影？
那种宏大的历史场面，那种真挚朴素的情感，那种为了理想不要命的精神，一下子就打动了所有人。
语言不通没关系，那份感情是相通的。
电影放完，掌声响了好几分钟都停不下来。
不少外国评委和记者跑过来握着代表团成员的手，一个劲儿地说，通过这部电影，他们看到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是怎么站起来的。
电影节的评委会很快就开了个会，大伙儿一致认为，这部来自中国的电影，最符合电影节“为人类进步、为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的宗旨，最高荣誉“荣誉奖”，也就是咱们说的大奖，必须给它。
评委会的人兴冲冲地跑去给中国代表团报喜：“恭喜你们！
大奖是你们的了！”
这消息要是搁在今天，那不得立马开香槟庆祝啊。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在场的外国人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听，连连摆手，脸都白了：“不不不，使不得，使不得！
我们的电影还差得远，毛病太多了。
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能放一放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大奖，我们万万不能要。”
评委会的人都懵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办了这么多届电影节，头一回见着有人把送上门的奖往外推的。
他们耐着性子解释：“这是评委们一致的决定，这个奖就是属于《翠岗红旗》的，你们实至名归。”
可不管人家怎么劝，中国代表团就是一根筋，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我们不行，我们水平低，我们有缺点。”
那态度，谦虚得近乎卑微。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人家是真心实意想给你发奖，你却拼了命地证明自己不配拿奖。
最后，评委会也没辙了，总不能硬把奖杯塞人怀里吧。
只好把大奖给了苏联的一部影片，然后为了照顾中国人的面子，临时又设了一个“人民斗争荣誉奖”给了《翠岗红旗》。
这桩国际电影节史上的奇闻，很快就通过电报传回了北京，直接送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总理看完报告，据说当时一句话没说，脸色铁青。
他怎么也想不通，我们的人到了国际上，怎么就这么直不起腰来？
于是，就有了怀仁堂里那声惊天动地的拍桌声。
总理的火，不是冲着某个人去的，而是冲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那种从晚清以来一百多年，被人家打怕了、骂惯了，刻在骨子里的自卑。
“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拍出这么好的影片，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为什么要自己看不起自己？”
总理的声音在会场里回响，“我们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为什么在精神上还要跪着？
这种‘谦虚’，不是美德，是懦弱！
是旧时代留下的奴性！”
他接着说，新中国搞外交，要的是不卑不亢，是平视世界。
你凭什么自信？
就凭我们打赢了革命，就凭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就凭我们的文化是优秀的。
人家给你荣誉，那是看得起你，是对你奋斗的肯定。
你大大方方地接着，才是对自己人民的尊重。
发完火，总理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些，但他眼里的那种痛心，在场的人都看得真真切切。
他叹了口气，用一种近乎掏心窝子的话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这话一出，底下的人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他们都明白了，总理这通火，不是官威，而是一个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操碎了心的人，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真情流露。
这事以后，总理专门找人谈话，定下了规矩：以后在国际上，凡是人家评奖，我们参加了，只要是公平公正评选出来的，不管是什么奖，我们都要。
这是我们应得的荣誉。
从那之后，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腰杆，好像一下子就硬了不少。
我们还是谦虚，但不再卑微；我们尊重别人，但更懂得尊重自己。
后来，《翠岗红旗》的导演张骏祥再去苏联访问时，苏联的同行还惋惜地提起这件事。
张骏祥听了，只是平静地转达了周总理的意见。
有些错，犯过一次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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