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搁现在，是一个还在为上哪个大学发愁的年纪。
但在1933年的江西，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已经扛起了一个师的政治委员的担子。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那天，江西中央苏区一间土墙屋里，一个看着还带点孩子气的小伙子，正埋头在一堆文件里写写画画。
屋外日头正毒，一个刚从前线调来、身材高大壮实的红军战士，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他东张西望，像是在找什么大人物。
这战士是毛主席亲自点名派来的，任务是给新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政委当警卫员。
他看着屋里这个埋头苦干的“小红鬼”，估摸着是个文书，便咧开嘴，用带着浓重乡音的口吻问道：“同志，麻烦问一下，我们师里的首长在哪办公？”
那个年轻人闻声抬起头，脸上还沾着点墨迹，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新来的战士，眼神清亮。
他没立刻回答，而是先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然后露出一口白牙，笑了。
他朝战士伸出手，语气平静地说：“别找了，我就是。”
来人当场就愣住了，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他要用命去保护的首长，居然就是眼前这个嘴上没毛的小伙子？
这短暂的错愕，很快就被一阵爽朗的笑声给打破了。
这笑声，成了两人日后生死与共的开始，也为一个传奇拉开了序幕。
这个年轻人，就是萧华。
这个听上去就热血沸腾的“少共国际师”，其实是萧华自己提出来的点子。
当时红军跟国民党军队打得厉害，兵员补充不上来是个要命的问题。
萧华瞅见苏区里有大把十几岁的半大孩子，一个个都想扛枪上战场，就跟中央提了个建议：干脆把这些小青年组织起来，单独成立一个师。
这想法很大胆，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听了，都觉得这主意不错。
这帮孩子不光是红军的后备军，更是革命未来的种子。
队伍拉起来了，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四五，武器也就老套筒、大刀长矛。
可谁来带这支“娃娃兵”？
这活儿可不好干。
最后，这副担子就落到了同样年轻的萧华肩上。
当那份任命他当政治委员的命令下来时，萧华心里头跟打鼓似的，激动，也紧张。
他知道，他要带的不是一群老兵油子，而是一群跟他差不多大的，甚至比他还小的毛头小子，他得领着他们，在枪林弹雨里学会怎么当一个真正的战士。
萧华没把自己当成官，他更像个领头的孩子王。
他不用那些大道理去训话，而是用最土、最实在的话跟战士们讲为什么要革命，讲将来的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他告诉这群孩子，革命成功了，大家就都有饭吃，有田种，再也不用受地主老财的气。
就这么着，这支“少共国际师”虽然枪法不准、经验不足，但那股子劲头，比谁都足。
在后来的几次战斗里，他们跟在主力部队屁股后面冲锋陷阵，还真打出了名堂，让那些当初瞧不起他们的人都闭了嘴。
当然，萧华的本事远不止带带“娃娃兵”。
要是说在江西苏区他是崭露头角，那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他才真正成了一把让敌人头疼的钢刀。
那时候的冀鲁边区，情况乱成一锅粥。
日本人、伪军、国民党的顽固派，几股势力搅和在一起，专门跟八路军对着干。
中央看这块地盘太难啃，决定派个厉害角色去把局面打开。
选来选去，就选中了萧华。
萧华接到命令，二话不说就上路了。
可一到地方，才发现这比他想的还要棘手。
当地的党组织力量弱，老百姓被欺负怕了，不敢跟八路军走得太近，手头上的武装力量更是少得可怜，几条破枪，连土匪都不如。
这局面换个人来，可能早就撂挑子了。
但萧华不这么想。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的领导班子给捋了一遍，把那些有能力、敢干事的人提到前头来。
接着，他自己带头，天天往村子里跑，跟老百姓坐一条板凳上说话，帮着挑水、扫地，谁家有困难就帮谁家。
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百姓看这个年轻的八路军干部是真心为他们好，慢慢地也就信了他。
队伍也得拉起来。
他把那些零零散散的游击队、民兵都收拢到一块，亲自给他们上课，教他们怎么打仗，怎么跟敌人周旋。
就这么着，靠着“整顿、发动、扩张”这三板斧，萧华硬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把冀鲁边区的抗日火种给重新点旺了。
连那些顽固派的头头都私下里说，这个姓萧的“娃娃司令”，看着年轻，手段可比那些老家伙厉害多了。
到了解放战争，萧华已经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高级指挥员了。
他跟着林彪、罗荣桓南征北战，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些决定天下归属的大仗里，他指挥的部队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力。
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小看他年龄的国民党将军们，最后都在他的炮火下，尝到了轻敌的苦果。
人们总说萧华是少年得志，天生的将才。
可没人知道，他这份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狠劲，是用多大的家庭悲剧换来的。
他本是江西兴国一个书香门第的少爷，父亲是个开明的读书人，因为同情共产党，偷偷帮着传递情报，结果被叛徒出卖，让国民党反动派给活活害死了。
家里的顶梁柱一倒，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亲戚，立马就变了脸。
他们不但没帮衬孤儿寡母，反而落井下石，把萧华和他母亲、弟弟赶出了家门。
那一刻，年幼的萧华才算真正看清了这世道的人心险恶。
他带着母亲和弟弟四处流浪，尝尽了白眼和饥饿。
这段经历，像一把刀子，在他心里刻下了仇恨，也让他下定了决心，要亲手把这个不公平的旧世界给砸个稀巴烂。
后来参加革命，对他来说，不只是找了个信仰，更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家。
可革命这条路，注定是要流血牺牲的。
红军开始长征后，战火纷飞，他跟母亲、弟弟在混乱中走散了。
这一散，就是天人永隔。
在之后十几年的戎马生涯里，不管仗打得多紧，他心里始终都惦记着失散的亲人。
直到全国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他才终于有功夫派人回老家四处打听。
可等来的消息，却像五雷轰顶。
派出去的人回报说，他的母亲在颠沛流离中早就病死了，那个他一直挂念的弟弟，也在苦苦挣扎求生的日子里，因为一场意外，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听到消息那天，这个在战场上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铁血将军，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哭得像个孩子。
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战功，在这一刻，都变成了无尽的悲伤。
他把这份思念和痛苦，全部埋在了心底，转化成了建设这个新国家的动力。
他想，只有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才对得起为它牺牲的亲人们。
1955年，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仪式。
周恩来总理把一份上将军衔的命令状，亲手交到了萧华手里。
那一年，他才39岁，是所有开国上将里最年轻的一位。
他低头看着肩上那颗闪亮的将星，或许会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被警卫员错认成“小红鬼”的下午，也或许会想起那个在战乱中失散，再也未能见上一面的家。
后来，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还拿起笔，参与创作了那部传唱至今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长征组歌》。
那一句句激昂的歌词，既是他对自己走过的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录，也是对无数像他家人一样，未能看到胜利那天的战友与亲人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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