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国民党郑丽文与民众党黄国昌的“高峰会”，最终在镁光灯下匆匆落幕；正如各界政治观察家所预料，这场会面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达成任何实质结果，也未激起任何具体的政治涟漪。这场看似寻求突破，实则有些原地踏步的会面，不禁让人将记忆拉回2024年大选前夕。
当时社会氛围弥漫着强烈的“下架民进党”诉求，这股民意基础催生了“蓝白合”的舆论浪潮。当时的战略逻辑在于，唯有国民党的组织盘与民众党的空气票结合，才能在单一选区“立委”与大选中实现政党轮替。然而，这场备受瞩目的合作最终在君悦饭店的闹剧中宣告破局。
第一次蓝白合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数学上的误差范围争议（3%与 6%之争），而是双方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柯文哲一方面企图利用国民党的资源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又深恐被国民党吞并而失去政党主体性；国民党则坚持大党主体优越感，缺乏对新兴政党的对等尊重。双方缺乏互信基础，加上彼此的核心支持者对于“联合政府”的想象南辕北辙，最终导致合作破裂。
投票行为理论下的合作模式分析
若从政治学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的视角，特别是承袭芝加哥学派对实证研究的重视，进而发展出的投票行为模型来看，选民的投票取向主要受三大变数影响：政党认同、候选人形象与议题取向。这三者构成了政党合作的可能模式与边界。
1.议题取向的合作（最易）： 在野党在“立法院”的合作即属此类。针对“立院”改革、能源政策或财政收支划分法等特定议题，蓝白两党因目标一致（制衡执政党），最容易达成共识。
2.候选人形象的互补（中难）： 透过站台或联合竞选，试图将一方候选人的个人特质（如黄国昌的揭弊战神形象或国民党地方诸侯的稳健形象）转移给另一方。
3.政党认同的转移（最难）： 要求选民因为“高层合作”就放弃原有的政党情感归属（如要求柯粉投蓝，或深蓝投白），这违背了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历程，也是蓝白合最难跨越的障碍。
11月19日的会面，本质上仍旧只是试图在“议题取向”上寻求突破，却未着力弥平政党认同的巨大鸿沟。蓝白要合作，必须克服这道难题。
2023年11月23日在野阵营于台北君悦饭店举行会谈，现场气氛火爆，蓝白合最终破局。（台媒）
极端情绪与负面党性：合作的可能困境
理论上，透过议题合作可以逐步建立互信，但在当前的台湾政治环境下，加入“极端情绪”这一变数后，合作便成了难解的结。当前政治极化严重，选民行为受到“情感极化”的驱动，意即选民投票不只是为了支持喜爱的政党，更是为了羞辱或消灭厌恶的对手。
在这种氛围下，国民党与民众党的核心支持者，多少存在着“互斥性”。两党若进行选战层次的合作，极易引发双方基本盘的强烈反弹，产生“负面党性”的效应。即便高层如郑丽文与黄国昌试图握手言“合”，但在基层选民眼中，这种合作易被视为“权利分配”而非“理念结合”；极端情绪将导致票源非但无法相加，反而会因互相憎恨而流失。因此，慎选双方的候选人，避免会引起双方支持者仇恨值的对象，才有可能合作。
黄国昌的“当选过关”与国民党的“囚犯困境”
展望未来，黄国昌的动向将是最大的变数。眼见柯文哲身陷囹圄，黄国昌深知自己极可能是下一个司法整肃的目标。在“理性选择”与“个人利益极大化”的考量下，黄国昌必将参选到底，无论是新北市长还是其他职位。他的参选逻辑已非单纯的胜选，而是追求“司法翻身”，即透过参选取得“政治受难者”的道德高地，将未来的司法动作定性为“政治迫害”，“当选过关，落选被关”以此作为护身符。
黄国昌在那边选，这给国民党及民众党出了一道至高难题。不过，双方目前的共识是让“最强候选人”出来选，黄似也愿意接受，剩下来就是包含黄在内的两党候选人，都必须接受“过程的公平性”，即如何产生会赢的最后候选人的“过程”，也是双方合作的难题，更是下一阶段必须讨论的问题。
最后，如果民进党当局对黄国昌进行司法围剿，国民党敢让官司缠身的黄国昌站台吗？若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中让黄站台，无异于将自身的选情与黄国昌的司法风险绑在一起；反之，民进党一定会对蓝白合，利用黄国昌的起诉，对国、众两党进行毁灭性的道德打击，以吓跑重视廉能与稳定的中间选民。届时可能要民众党上下一心为了赢得选举，唾弃民进党而顾大局，蓝白合才有可能胜选。
来源：作者为大学教授，本文由“郭茂辰海峡传真”公众号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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