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2025年11月10日 06—07版
【编者按】9月1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社、美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理论与实践暨郎绍君先生治学45周年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杭春晓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喻静、研究员王镛先后致辞。本次学术研讨会为期一天半，邀请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中国美术学院等单位的34位专家学者，围绕“问题意识与方法”“近现代美术史研究”“齐白石研究”这三个郎绍君治学生涯一直关注的方向展开讨论。本期《中国美术报》特编发部分与会嘉宾发言，分享他们与郎绍君先生的交往经历，呈现郎绍君在历史语境下的学术成就。
导读
·贾方舟：郎绍君的艺术人生与学术建树
·皮道坚：重塑20世纪中国美术理解范式
·尚 辉：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拓路者
·裔 萼：平实雅正 文心映史——郎绍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杭春晓：以史为鉴，拓展近现代美术史认知新域
人物简介
郎绍君，1939年出生，河北定州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硕士，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专注于美术史论研究及美术评论工作，著有《论现代中国美术》《现代中国画论集》《齐白石的世界》《郎绍君美术时评》《守护与拓进：20世纪中国画谈丛》《重建中国精英艺术》《齐白石研究》《探问集：20世纪中国画学研究》等。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先生提出的诸多命题，诸如历史的遮蔽与去遮蔽、传统与现代、中西艺术的融合与冲突、艺术家个体与时代语境等，不仅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更确立了相关研究的基本范式与发展方向。先生在学术上的开拓之举，重塑了人们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理解方式，且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
郎绍君的艺术人生与学术建树
□ 贾方舟
在郎绍君先生治学45周年研讨会上，我想以一位老朋友的身份，分享我们交往中的一些珍贵记忆。
郎绍君、水天中、刘骁纯是我在北京最亲近的三位朋友，与我“亦师亦友”。这份情谊伴随我走过多年的艺术批评之路，我常把写好的文章送请他们指正，特别是郎绍君先生，总会给我最真诚的建议。来开会前，我特意翻找出郎先生写给我的信。这些跨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50多封信，记录着我们深厚的学术情谊，也见证郎绍君在学术与生活间的艰难跋涉——他既要照顾老幼，又要应对自身病痛。此前十多年，夫妇分居带娃，生活艰辛；相聚后负担仍重，除自身写作研究，还承担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史》等多部重要课题的写作任务。记得在一封信中，他谈到评论李可染的文章获得研究院首届学术评奖一等奖。他说：“这并非我最好的文章，得奖让我既高兴又惶恐。”但紧接着他又写到获得的800元奖金：“够装一部电话了。”这句话道出了那个时代学者的真实处境。他的性格在信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他在信中对李希凡的态度直言不讳，痛快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还有一次，彭德误将信封写成“郎少军女士收”，成了同事们的趣谈。这些书信里的郎绍君，真诚而鲜活。作为同龄人，我目睹着水天中、刘骁纯等老友相继离去，今年春节期间我想探望郎先生，却得知他已不便见客。这让我更加珍惜我们近期的一次见面——前年10月，我和从广州来的老朋友皮道坚一起拜访他和水天中、陶咏白，没想到那一天成了我们和水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聚。
回顾郎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我特别要提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几个重要理论：“立交桥理论”形象地阐释了学术多元化的理念；“对传统的再认识”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理解传统；“重建精英艺术”虽在当时引发争议，却体现了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思考。“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近现代的四位大师级人物也为他首次提出。在我看来，郎先生的治学有三个鲜明特点：首先是史论结合，既重史料又重理论；其次是融汇古今，让历史研究服务于当代思考；第三是兼具直觉的敏感与理性的深度思考。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完全得益于他横跨文学、艺术理论和美术史的学术背景，同时还有绘画实践的支撑。
郎绍君十多年来写给我的这些书信，记载了一个个体的时代记忆，也记录着一位学者的学术历程，同时还见证了这一代学人的精神追求。郎绍君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坚守和批评立场。■
（作者系批评家、策展人）
郎绍君 《行路所思》 纸本设色 36cm×35cm
重塑20世纪中国美术理解范式
□ 皮道坚
我和郎绍君先生是同龄人，我比他小两岁。记得当年北京批评界有个说法——“大三角”和“小三角”。“大三角”指的就是水天中、郎绍君、刘骁纯，这足以见证他们在学界的分量。
回想郎绍君先生的学术贡献，我们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这代人正值38岁上下，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受益者。我1979年入学，他是1978年入学，虽然入学时间稍有差异，但都在1981年前后毕业，共同经历了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大家思想活跃，充满着文化理想和人文关怀。那是个传统与现代交织、断裂与延续并存的时代，学术环境时常“翻烧饼”般左右摇摆。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大三角”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学术立场，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他们思想敏锐，问题意识强，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力量。
古人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与“大三角”的交往正是如此。我们既是学术知己，又是良师益友。最早我是随刘纲纪老师来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听艺术概论课时认识了他们，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在三位之中，我与郎绍君的交往最为密切。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经常相聚。直到1992年我的孩子皮力到北京上学，还常去郎老师家蹭饭。我们和徐改后来还一起编写了高中师范美术教材。特别难忘的是1985年12月，我和贾方舟、邓平祥到北京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理论工作会。会后，郎绍君先生热情地帮我们联系住进恭王府的艺术研究院招待所。第二天，他邀请我们到水天中家吃饭，“大三角”齐聚。那晚我们畅所欲言，从高尔泰谈到知识分子的品格、操守与命运。那样的深夜长谈，让我终生难忘，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情谊。
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40多年匆匆而过，郎绍君先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史论家和批评家。他的学术研究深度参与并推动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建构进程。我认为，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召开这次研讨会，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听了今天上午的发言，我欣喜地看到大家在郎先生研究基础上的推进。我完全赞同会议组织者的评价：郎绍君先生在学术上的开拓之举，重塑了人们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理解方式，他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郎绍君先生不仅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重建提供了框架和诸多有价值的学术命题，还通过深入的艺术家个案研究，建立了个案研究的学术范式，今天上午的发言都在这个范式中继续推进。我认为这个范式的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持续的问题意识驱动；二是史论结合与方法论自觉；三是传统画学与现代学术的融通。这些特点使得郎先生的研究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郎绍君 《夜景试纸》 纸本设色 35cm×41cm
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拓路者
□ 尚辉
作为曾受教于郎绍君先生和王镛先生的学生，我想从三个层面谈谈郎先生的学术贡献。
第一个层面，今天我们这个研讨会将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理论与实践，与郎先生治学45周年相结合，其深意在于彰显郎绍君先生这一代学者对近现代美术史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回首往昔，我们当年报考研究生时，几乎找不到系统的近现代美术史资料。正因为距离历史太近，很多史学家尚未将1900年以来的美术发展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我认为，郎先生他们最重要的贡献，首先就在于确立了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地位。
第二个层面，郎先生这代学者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他们善于将学术研究、社会观察与艺术批评融为一体。之前提及郎先生主张“通过美术史研究建立批评”，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从当代美术现象出发，带着现实问题回溯历史研究。这种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断跨越，形成了郎先生独特的治学特点。在李小山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且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大量涌入的背景下，传统艺术何去何从？当时，人们普遍持对立冲突的观点。而郎先生的“立交桥理论”——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多元化理论的最早表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到了20世纪末，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张仃呼吁“守住底线”，这场论争中，郎先生发表的《笔墨论稿》是我所见最为深刻、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
第三个层面，郎先生常对我说：“说话要有根据。”2005年，我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任馆长期间，策划了“草间偷活”“人物造稿”等齐白石特展。当我为展览撰写前言时，郎先生诚恳地指出：“你的文字略显空泛，应该更具体些。”这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在筹备“人物造稿”展览时，我们手头只有齐白石的创作草稿。在布展过程中，我意外发现，在1937年11月30日这一天，齐白石竟然绘制了四幅草稿，且都是通过荣宝斋的窗口观察一位老汉后创作的铁拐李形象。郎先生肯定了这个发现，他说：“研究齐白石不能仅靠文献，还要通过图像比对等方式，这样才能‘说话有根据’。”这件事让我认识到，郎先生不仅是杰出的史论家，他的研究方法对策展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郎先生的文风朴实无华，从不堆砌华丽的形容词，而是善用“白描手法”将问题说透。这种文风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一脉相承。他开拓的学术道路，值得我们终身追随与学习。■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
郎绍君 《幻觉二》 纸本设色 34cm×46cm
平实雅正 文心映史——郎绍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 裔萼
回想与郎老师的缘分，我们有着30年的师生情谊、14年的邻里之情，还有半年的同事之谊。我1995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非常幸运，我的导师翟墨老师人品学问俱佳，对我悉心教导；同时，我还得到了郎老师的指导——当时我和他的大弟子云雪梅同住一室，通过雪梅的引荐，我也经常向郎老师请教。从我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到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翟老师和郎老师始终给予我细致入微的指导。郎老师对我的教导，有一点对我影响很大，记得我起初写文章总爱堆砌辞藻，他批评道：“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不要滥用形容词。”我深深体会到，文如其人，文风即人品。他那平实而雅正的文风，正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1998年我硕士毕业后留校，在美术研究所现代美术研究室工作，郎老师时任研究室主任。我人生中参加的第一次重要研讨会，是郎老师带我去的。当时我撰写的关于徐悲鸿的论文，被他推荐参加1998年中国美术学院建院7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来我写作《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时，因为同住一栋楼，我家在四楼，郎老师家在十楼，翟老师家在16楼，我便经常上楼请教，甚至常常在两位老师家蹭饭。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奇妙。去年12月在无锡荡口古镇筹备华君武展览时，我在展陈中引用了郎老师对华老的评价，特意拍照发给了徐改老师。令人惊叹的是，徐老师回复说，郎老师这几天正好念叨着我。这种心灵相通的感觉，十分神奇。作为一个后学晚辈，我在学术道路上遇到了许多良师。郎老师刚正不阿、不慕时流、坚持己见的品格，对我影响很大。他的学术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深度与高度，在于其中蕴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以及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他的学术研究始终致力于挖掘艺术背后的人文内涵，直指艺术本质。他教导我们不要仅关注画面的笔墨技巧和形式语言，而要透过表象看到“人”的存在，这种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洞察，使他的研究独具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最具影响力的美术批评家之一，郎老师以策展的方式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的发展。他们这一代批评家直接介入艺术创作现场，不仅是见证者、研究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这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郎绍君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书法 46cm×68cm
以史为鉴，拓展近现代美术史认知新域
□ 杭春晓
作为郎绍君先生的学生，我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主要谈谈郎老师和郎老师那一代学者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他们通过历史学的方法，使得近现代美术史从一个现场的谈论对象成为认知对象。
郎老师曾多次与我谈起他从事近现代史美术研究的缘由。20世纪80年代初，郎老师和我现在年纪相仿。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需要联系许多当时还健在的老先生。那些常年不被挖掘触碰状态下的老先生，给他寄来了大量书信和材料，这让郎老师深受触动。他发现，在历史中，有一大批人是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因此，“遮蔽与去遮蔽”这一问题成为郎老师做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很重要的基础路径。时隔多年以后，我与郎老师再次探讨这个话题，他的思考已经更加深入。他认为，“遮蔽”有很多种，把一个人遗忘因而需要重新挖掘，这是一种遮蔽。同时还存在一种反向的遮蔽——出于一些“为尊者讳”的考虑，反而使某些人物的某些重要经历被有意掩盖。
除了强调历史的“遮蔽”与“去遮蔽”的方法论之外，郎老师特别强调艺术史研究者必须具备对艺术史直接触达的感知能力。他时常强调对艺术作品的审读能力、读画能力、感知能力。这种对艺术作品本体关注的坚持，使他的研究既保持理性的历史审视，又不失艺术感知的温度。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郎老师始终强调以小的切入口见大的问题与构成。他注重方法论的自觉，强调对绘画作品的直接触达的同时，也要求我们深入文献考辨，从材料中进去，从材料中出来。他形象地比喻道，做研究要“尽精微而致广大”，既要能看清“苍蝇的翅膀”，又要能从翅膀中看见“广大的宇宙”。在这次“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研讨中的报告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虽然每位学者的主标题都关注宏观现象，但都设置了具体的副标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切入点。这种研究路径，正是郎先生一贯倡导的“小中见大”的学术传统的延续。
郎先生这一代学者的开拓性工作，使得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从一个现场的谈论对象，转变为一个认知对象。他们通过历史学的方法论建构，为这个领域开辟了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如果仅仅停留在现场的直观描述，我们很难像今天这样，形成一个具有深度对话空间的学术场域。正是郎先生这代学者的拓荒之功，为我们提供了这片可以深耕的学术阵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编辑 | 闫 君
制作 | 殷 铄、刘根源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 铄
复审 | 冯知军
终审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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