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31日晚上八点零五分，主席怎么还没露面？”刘庄灯光下，罗瑞卿侧身低声问王芳。气氛有些凝重，园子里的春寒顺着湖风钻进衣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
其实在杭州警卫圈里，夜里找主席几乎成了难题。老人家常说自己“白天见人，夜里见山”，一个人悄悄出了门，随性得像回韶山的少年。这座城市因此被他昵称为“第二故乡”。从1921年中共一大前后来此考察算起，到建国后长住巡视，他前后四十多次抵杭，每回下车都要先深呼吸一口潮湿桂香：“到家了。”
对杭州的眷恋不仅因为湖光山色，更因为工作便利。1953年底，他把宪法起草小组拉到西湖边的北山路84号。窗前堆满参阅本，一本苏联宪法旁边紧挨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文本。烟灰漫过烟缸，茶叶被他抠来咀嚼——“丢可惜，有营养。”外界以为他在度假，其实是在为新中国搭梁立柱。
连轴转的写作换来久治不愈的失眠，他常靠深夜散步让头脑归零。那天黄昏，他从办公楼走出，看见王芳正等在廊下。“腿痒，出去走走。”只是四个字，却让王芳心里咯噔一下：天快黑了，主席又说走就走。
临时决定去钱塘果园兜一圈，本来半小时能回来，谁料老人家上了北坡后兴致爆棚，指着西面的狮子峰说“那边茶树好”，一脚踏上去再也停不住。杭州人都晓得他“不走回头路”，王芳只能追着，心里却盘算罗瑞卿那边怎么交代。
暮色沉沉，刚到狮子峰顶太阳就没了踪影。向南望钱塘江，夕照混着雾气像翻滚的绸缎。主席眯着眼看了两分钟，忽然转身，沿林间小径钻向五云山。五云山海拔接近四百米，白天都易迷路，更别说夜幕。王芳开口劝返被挥手拦下：“走，前面才有意思。”
七点过后，山谷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路基被先前大雨冲出缺口，脚底松土滑动，随行人员靠树枝探路。王芳小声提示：“主席，前面可能断崖。”老人家摸出火柴，点烟的一瞬间亮光照出前方漆黑深沟，他把烟往嘴里一叼：“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杭州人将来要上这座山，总得有人先探一探。”语气平平，却像锤子砸在警卫员心里。
接下来三公里完全摸黑，最险的是一道陡坡，泥面黏滑得像肥皂。王芳弓着腰让主席搭肩，两人一步三停，他腰间汗水滚落，生怕体重失衡带着主席滚下去。可老人家只问一句：“看见星星没有？”王芳抖着嗓子答：“树林太密，星光透不进。”主席嗯了一声，再没说话。
八点出头，他们抵到天竺山相对平缓的地段，山风带着茶香，警卫员总算分得清东南西北。有人掏出干粮递给主席，被婉拒：“同志们先吃，我不饿，喝口水就行。”一壶温水下肚，他披着棉大衣坐在岩石上短暂闭目，粗重的呼吸平稳下来，丝毫不像已近花甲的人。
这时王芳派人冲到山下干校借电话。刘庄那边正乱作一团，罗瑞卿听到定位后，只回了一句“原地待命，我来接”，然后带人抄近路上山。八点半，两队才交汇。望见主席安然无恙，罗瑞卿先松口气，又狠狠瞪了王芳一眼，眉头皱得能拧出水。
回到刘庄已近九点。伙食房把饭菜热了三次，主菜是一碗长寿面。主席笑着夹了口花生，“凉了也香。”桌旁无人敢先动筷子，他便自顾扒了两口，“吃吧，都饿坏了。”气氛瞬间松弛下来，可罗瑞卿饭吃到一半仍摆着“检讨脸”。
事后批评还是少不了。“警卫要先想最坏情况，再考虑兴趣。”罗瑞卿声音不高，却句句带火。王芳应声“是”到嗓子沙哑。但主席却替他解围：“老王怕我寂寞才陪走，这点勇气值得肯定。”一句话把火压住了。那夜的记录被公安部列入典型案例：领袖有个性，保卫必须用脑子。
夜游风波过去没几天，主席又挑了个清晨登北高峰。自称“三上北高峰”，他后来写下《五律·看山》，外人只道咏景，王芳却明白那是对警卫疏远群众的委婉提醒：山峦静空，只见大公鸡迎客，百姓呢？没了。诗里暗藏的责备，比会议发火更让人脸红。
不得不说，老人家身上那股子“不搞特殊化”的劲儿，对杭州风俗产生了不小冲击。云栖小道上，他批示取缔抬轿子；狮峰茶园里，他劝农户别因为首长光临就停工；就连园林局想修专用台阶，也被一句“人民脚板走得，我也走得”给搁浅。许多今天看来极平常的公园步道，其实都是当年那场“夜游纪律”后重绘的线路。
有人问王芳，跟了主席这么多年学到什么？他想了想：学到别把安全和隔绝划等号。山路再险，群众在，心就踏实；山路再平，若只剩警卫，也可能走偏。五云山那四个小时，把这道理刻得透彻。
几十年过去，登五云山的游人越来越多，站在山腰回望当年那段羊肠小道，碎石早被修成石阶。路旁树立的介绍牌上，特意刻下那句朴素的话——“既然没有路，就为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字体并不华丽，却格外耐看，因为它见证了一个领袖对脚下土地最真切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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