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天，姚雪垠正在河南老家，日子过得不算太好。
前一年，他因为发表了两篇引发争议的文章，被从全国作协除名。
那会儿，人们说他“思想有问题”，连现实题材都不让碰了。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动笔写一部后来耗尽四十年心血的小说——《李自成》。
更没想到的是，这部小说在出版第一卷之后，收到了一通凌晨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吴晗，一个治明史出了名的学者。
他说：“这书好！超过了《三国演义》。”但没过多久，他又转头劝姚雪垠：“别写太多，三卷就够。”这前后的反差，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姚雪垠选李自成这个题材，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他早年写了不少现实小说，也写评论文章，提过一句“要广开言路”，结果就被贴了“右派”的标签。
那时候现实题材动辄得咎，历史反而成了相对安全的出口。
他想写点大的东西，一方面能避开审查，另一方面也真是想讲清楚一个时代。
不过他挑的这个人——李自成，本身争议就很大。
在史书上，这个人的评价一直很不稳定。
有的说他是“民变之首”，有的说他是“暴君前身”。
姚雪垠可不是学者出身，他是作家。
他看重的是人物的精神、故事的张力，还带着点理想主义。
他觉得李自成不是简单的“造反者”，而是那个乱世中最有可能“干成一件事儿”的人。
他不是随便写写。
他查了几十年的明末资料，连明代锦衣卫制度、宫廷礼仪、军队编制都研究得门儿清。
写到李自成进京那几章，他光是查“明朝宫女的服饰”，都翻了好几种档案。
有人去他家看过，书桌上全是笔记，连茶几下面都塞满了史料。
那会儿他身体已经不好了，但还是坚持写。
但吴晗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
他研究明史几十年，知道李自成打进北京后，部队迅速腐化，纪律全无，有的将领甚至抢宫女、逼旧官吏交钱。
他担心姚雪垠写得太“正面”，会让人误以为这支军队就代表了“光明和胜利”。
他说：“起义军也有问题，不能全往好里写。”
姚雪垠听了，但没改。
他说：“我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希望，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他认定农民起义是历史的必然，哪怕失败了，也不该让他们背负“暴民”的标签。
他之所以这么看重这部作品，也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1924年，他还不到20岁，在回家的路上被土匪绑了。
结果一个土匪头目看他“有文化”，就认他做了义子。
他在匪窝里混了三个月，既是“票子”，也是“贼娃”。
那段经历让他对到底层人活得多难，有了最直观的理解。
他看到土匪里也有讲义气的、也有认死理的，不全是杀人放火的恶人。
后来他写《长夜》，就是用那段生活做原型的。
而《李自成》里起义军的很多细节，其实也能看出这些影子。
再往后，抗战时期他还在第五战区当过随军记者，写“战地笔记”。
他亲眼看到战争的残酷，知道什么是“打仗不是演戏”。
潼关大战、商洛山突围这些章节，他写得特别细，军队布阵、地形、气候、士兵心理，全都写得有据可查。
他不是那种“闭门造车”的文人。
他写战争，是拿命换来的经验。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引起轰动。
郭沫若、叶圣陶、曹禺这些文化界大人物都站出来支持。
书一出版，就翻译成了英、俄、日等多种语言。
那会儿很多人说：“这么写历史小说，头一回见。”
可好景不长。70年代初，政治风向又变了。
姚雪垠的书被批“反历史主义”，说他“替旧势力唱赞歌”。
连他早年写的《牛全德与红萝卜》都被翻出来批。
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出门，也不说话，整天一个人在屋里改稿。
他改得特别慢。
别人写小说按年算，他是按十年来算。《李自成》总共五卷，写了四十年。
有人劝他说：“别写了，没人看了。”他只说了一句：“写完了，我心里才踏实。”
吴晗后来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1969年去世，没等到《李自成》写完。
姚雪垠也没等到他的道歉。
两个人没有再见过面。
1980年代后期，《李自成》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有人说这书“虎头蛇尾”，也有人说“写得太英雄主义”。
但也有人说：“你可以不同意他写的内容，但你不能否认他写的认真。”
1990年，《李自成》第五卷出版。
这一年，姚雪垠76岁。
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事儿，算是了了。”
参考资料：
吴晗，《李自成研究札记》，中华书局，1965年。
姚雪垠，《长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李洪峰，《姚雪垠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明代政制研究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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