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大寨村的窑洞门槛被山洪淹没了。
郭凤莲赤脚冲进雨幕，身后传来石堰倒塌的轰响，那是他们七年辛苦垒起来的梯田，一夜之间塌了大半。
那是1963年，太行山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山像泡胀的馒头，洪水带着泥石冲下来，村里七百亩地几乎全毁了。
窑洞塌了七成，耕地没了，粮食也泡了。
村口那口泉水都混了血色。
陈永贵站在泥水里，抓起一把沃土，黑泥从他指缝里漏下去，混着血丝。
没人知道那是当年修梯田时留下的，还是昨夜重新裂开的。
他说：“人在，大寨就在。”
可那时候的大寨，真的是靠人硬挺下来的。
说起来，郭凤莲那会儿才十九岁。
她带着23个姑娘，跑到仓库门口找陈永贵，非要上工地。“幼儿园的娃娃都送亲戚家了，我们没事干。”她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谁都听得清：“男人能搬的石头，我们也能。”
谁都以为她是冲动。
可七天之后，“铁姑娘突击队”就成了。
那时候，山上最险的“鬼见愁”梯田要修复，坡度六十多度，男劳力都得绑三道保险绳。
郭凤莲琢磨出个法子——“背篓接力”。
几个人排成一字，背篓一传一，石头像流水一样从山脚送上去。
最冷的那几天，她们用大铁锅烧水软化冻土，铁钎下去才砸得动。
晚上就睡在篝火边，手上磨了泡，握着镐头都不松。
这事儿，后来惊动了县里、省里，全国的报纸都登了。
可一开始，谁也没想到会这样。
其实郭凤莲第一次“出头”，还得往前说。1960年，她刚小学毕业，正想继续读，结果被点名回村里当“幼儿园”老师。
那会儿，“识字”已经算稀罕事了。
陈永贵敲着旱烟袋说：“你教娃们认字，就是给大寨种树。”
她就真带着一群孩子，用碎布缝识字卡片，用玉米棒子教算术。
最有意思的是，她把数学课搬到了打谷场。“十个玉米棒分五组，每组几个？”孩子们掰着手指头算。
后来这些孩子，成了第一批能写会算的小社员。
那时候的大寨，真的就是靠人一点点拼出来的。
别的村还在争耕牛，大寨已经开始分工协作了。
陈永贵搞个“老少分工”：年轻人开山，妇女播种，六十岁的老人也领了活儿，在田埂上编箩筐。
郭凤莲小时候就跟着干，五岁就挑水、拾柴、磨玉米。
她外婆说她“不是干活的命，是当干部的命”。
谁知道真说对了。
1964年春天，突击队修完的梯田第一道犁沟划下去，春播账本一算——人均运石量是男劳力的1.8倍，修堰效率提高三成。
秋收的时候，那片新垦的地，比原来多收不少。
郭凤莲站在田埂上，看着自己起老茧的手，说了句：“这手，擦娃鼻子行，挣前程也行。”
那张照片，就是那年拍的。
郭凤莲穿着补丁最少的衣服，刚站好，赵小兰一把把她拽进队伍。
镜头拍下来的是一群背着条石的姑娘，谁也不是主角，但谁也没被忘。
1973年，陈永贵把铜印章推给她说：“这个，比狼窝掌的石头还沉。”郭凤莲二十六岁，成了大寨大队书记。
上任第三天，她穿着旧军装和补丁棉袄去县里开会，被门卫拦住了。
拿出介绍信的时候，围观的人突然都安静了。
因为报纸头版上那个扛着条石的“铁姑娘”，就是她。
她做书记那几年，大寨开始搞工厂、搞水利，甚至试着引进机械。
也不是都成功了，但路是往前走的。1980年她卸任，把办公室钥匙交出去那天，顺手取下那枚铜哨——“铁姑娘队”上工用的信号哨。
第二天一早，她又扛着铁锹去地里干活。
有人说：“书记都下来了，还这么认真。”她一边擦汗一边说：“地垄歪一寸，秋收少一斗。”
就这么一句话，没人再说什么。
她后来喜欢一个人去丰收观景台。
山脚是灯火通明的核桃露厂，远处是黑黢黢的梯田。
有一次手机震动，是客商发来的合同，她摸着冰凉的铁栏杆嘟囔了一句：“你们在那边看着我呢吧？”
晚年她偶尔会去村史馆。
有学生问她：“铁姑娘精神是啥？”她没多说，就指着那双布鞋，“我们那代人啊，就像这千层底，压力越大，踩得越实。”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赶集大嫂”。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永贵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山西省昔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昔阳县志（1949-1989）》，中华书局，1993年
郭凤莲口述，李志刚整理，《铁姑娘的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新华社记者组，《大寨纪事》，人民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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