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西安郊区，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张春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
她的儿女围在一旁，哭得稀里哗啦。
可突然，她坐了起来，盯着身旁的丈夫，眼神前所未有的清醒。
“你们先出去吧，我有话跟你爸说。”
谁也没料到，这句话之后，她说出了一个藏了三十年的秘密。
“我不是你认识的张春莲，其实……我是军统的特工。”
这话一出口，屋里顿时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她丈夫愣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没开玩笑。”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磨得发黄的信封，手有点抖。
信封里，是一张老掉牙的任命状，还有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一群穿着军装的人站在台阶上，一眼看过去，她年轻时的模样清清楚楚。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张春莲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穷苦人家，那会儿正是动荡年代。
她爸妈实在养不活，就把她送进了村里地主家，说是当“姨太太”，其实就是干活的。
没人把她当人看，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
她早就想逃，可逃哪儿去呢？
说来也巧，1940年冬天，日军打到附近，地主家也吃不消，裁了不少下人。
管理松了，张春莲趁着一个夜里悄悄跑了出来，揣着几块银元，一路逃到西安。
那时候的西安，混乱中带点希望。
虽然穷，但至少没战火。
她靠在茶馆里端盘子、跑腿，勉强维持生计。
空闲时间，她去夜校学文化。
她不傻，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过。
有一天，她看到警官学校贴出的招生通知，说是录取后还有津贴。
她立刻报名，居然还真考上了。
她是那一届为数不多识字又长得好看的女生，很快就引起了注意。
没过多久，军统的毛人凤到学校挑人，她被点了名。
那会儿谁都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专门搞情报、暗杀、反间谍。
可她没犹豫。
她说：“要是能为国家干点事，也值了。”
训练很苦。
每天都是枪械、电报、心理课，连走路的姿势都要练。
她适应得很快，学得比别人快，反应比别人快，连戴笠都注意到了她。
有次训练结束，毛人凤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你怕死吗？”
她说：“怕。
但更怕一辈子没活出个人样。”
从那以后，她开始参与一些真正的任务。
起初是送情报、盯目标，后来逐渐接触到核心内容。
她做得越多，就越被信任。
最关键的一次，是1943年春。
她在处理一份从南京截获的日军电报时，发现上面提到了“山本”“巡视”“所罗门群岛”等关键词。
那份电报被咖啡洒了一角，字迹模糊，但她凭经验判断，这很可能是日军高层的行程安排。
她立刻上报。
情报被逐级送到戴笠手上，最后交到了蒋介石那里。
几天后，美军出动战机，在布干维尔岛上空击落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那次行动，后来被称作“二战最精确的定点清除”。
而张春莲，是这个行动中最早发现情报的人之一。
可这事儿，谁都不能说。
她也从没说过。
战争结束后，她还继续在军统干了一阵。
可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内部风向大变。
毛人凤对她态度变了，再也没有之前的信任。
她知道自己在“戴系”和“毛系”的斗争中成了弃子。
1949年，国民党败退。
她原本以为能跟着去台湾。
结果毛人凤找她谈话，说组织需要她留在大陆执行“潜伏任务”，两年后一定接她回去。
她信了。
带着一个身份伪造的户口本和几件旧衣服，去了陕西农村。
改了名字，嫁了人，生了八个孩子。
她一开始每天都在等。
可一年又一年，什么消息都没有。
她明白了，自己被彻底利用了。
但她没说一句怨言。
也没告诉任何人她的过去。
直到临终那天。
她丈夫看完信封里的文件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对她说：“你受苦了。”
她笑了笑，没说话。
第二天，她走了。
后来，村里人知道了她的故事，还有人不信，说她是不是胡言乱语。
可不久之后，地方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确认她曾是军统特工，确实参与过对日情报战。
更重要的是——她在大陆期间从未从事任何危害新中国的活动。
她的八个孩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人知道母亲的过去，也没人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
档案里写得很清楚：“未发现不良记录。”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她“张寡妇”。
参考资料：
魏斐德，《间谍王戴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胡平主编，《中国现代情报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91年。
王奇生，《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Operation Vengeance Mission Report》，194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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