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地铁里的手抓饭身影、庐山景区的露天泡澡争议……
近期，“印度人大量涌入中国” 的话题持续发酵，引发全网热议。
官方数据显示，2025 年第一季度印度赴华人数同比激增 320%。
而自 10 月 1 日中国 K 字签证正式生效后，不少人联想到加拿大的前车之鉴，开始担忧印度族群特有的 “Zip（压缩包）模式”—— 那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的群体性迁徙与发展特征，是否会在中国重演。
印度人为何偏爱 “Zip 模式”？
今天我试着来解开这个谜团。
01
文化基因：宗教与种姓的双重烙印
很多人因《西游记》的影响，误以为印度是佛教国家。
但事实上，佛教在印度仅昙花一现 —— 仅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被奉为圭臬，最终因与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相悖而逐渐边缘化。
如今，印度教才是真正的文化核心，覆盖全国 80% 以上的人口，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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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派系繁杂却核心统一，围绕梵天、毗湿奴、湿婆“三相神” 崇拜，以及业报轮回、达摩义务（专属职责）构建起完整的信仰体系。
这一体系如同一个闭环，能贯穿信徒的一生：出生有祈福仪式，成长有教义指引，困境有神灵寄托。
对于占人口相当比例的首陀罗（四大种姓最低等级，以体力劳动和服务性工作为主）而言，湿婆神是最核心的精神救赎。
这位集 “毁灭与重生” 于一身的神祇，象征着打破苦难循环、迎来新生的希望，让在种姓制度中备受压抑的群体得以寻求 “活下去” 的精神力量。
因此，湿婆的林伽崇拜成为印度教最普遍的信仰实践之一 —— 林伽与象征其妻子帕尔瓦蒂的约尼（女性生殖器像）共同构成崇拜符号，既代表阴阳交合的宇宙本源，也凸显了生育与生命延续的神圣性。
作为掌管生育与家庭的核心神祇，帕尔瓦蒂进一步强化了 “生育即天职”的观念。
在印度教教义中，繁衍后代不仅是家族血脉的延续，更是信徒履行 “达摩” 的神圣义务。
而占人口 13.4% 的穆斯林群体，秉持 “子女是真主恩赐” 的理念，同样鼓励多生多育。
两大宗教的生育观相互交织，让 “多子多福” 成为跨越种姓、阶层的社会共识，也为 “Zip 模式” 提供了人口基数基础。
02
政策困境：计划生育的彻底失败
人口的快速增长很快与印度的资源承载力、发展能力形成尖锐矛盾。
早在 1952 年，印度就成为全球首个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初期以自愿节育为主要原则。
但深厚的宗教传统早已将 “多生育” 刻入民众观念，加之农村地区对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使得自愿政策形同虚设，人口增长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1975 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为扭转局面，推行强制绝育运动，短短时间内约 800 万男性被强行实施手术。
基层官员为完成指标，甚至采取围捕未婚青年、老人的极端手段，简陋的手术条件导致数千人死亡、数万人终身残疾。
这场违背人权的运动最终以执政党惨败告终，也在印度民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
此后，印度彻底放弃强制性生育政策。
尽管部分邦曾尝试推行二孩政策，但由于各地发展差异巨大、民众抵触情绪强烈，始终难以落地。
此外，印度整体教育水平偏低，农村地区避孕知识普及不足，节育措施缺乏推广土壤；
而农村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进一步巩固了生育意愿。
截至 2025 年，印度仍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节育政策，生育选择完全交由家庭自主决定，人口规模持续扩大。
03
“Zip 模式”：现实困境下的最优选
如今的印度，正面临多重矛盾交织的发展困境：地区发展失衡、经济增长与就业脱节、社会撕裂严重（种姓歧视、宗教冲突、语言分歧等问题突出）。
在人口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的背景下，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会，成为许多印度人的必然选择。
（一对来印度夫妻的深圳行vlog及评论）
而“Zip 模式”正是这种选择下的最优解：
以亲缘、乡缘、宗教缘为纽带，形成群体性迁徙与聚居，既能降低个体在陌生环境中的生存成本，又能通过社群网络共享资源、互帮互助。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宾顿市（曾被称作多伦多 “印度城”）就是典型例证 —— 这里不仅印度裔人口占比极高，更建成了北美最高的汉努曼神像、加拿大首座传统风格耆那教寺庙，形成了完整的印度文化社群，从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完全自给自足。
这种模式在职场中同样明显：
当外国企业管理层出现第一位印度人后，凭借社群网络的推荐与帮扶，印度人员工比例往往会快速提升，形成自我强化的 “圈层效应”。
从印度本土火车、摩托车上拥挤的人群到海外聚居区的抱团发展，“Zip 模式” 本质上是印度人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为求生存与发展形成的最佳选项：
既是对种姓制度下社群观念的延续，也是应对现实困境的无奈之举。
如今，随着中国对全球人才的开放，这一模式再次引发关注。
但无论争议如何，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逻辑，或许才是看待这一现象的客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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