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27000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只换回156平方公里的片马等地。在中缅划界问题上，中国未免太过宽容。
自中缅边境协议签订以来，对中国在协议中放弃的领土面积远大于收回面积一事的议论声一直不绝于耳。新中国政府一向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即便面对英美等国的压力，也未曾妥协，收回了曾被它们侵犯的主权。缅甸作为一个小国，显然更不可能让新中国放弃原则。那么，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在实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选择“以大换小”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种种历史遗留问题，边境许多地方都未正式划定。不过，由于国内有更多更为严峻的问题亟待解决，新中国政府对边境问题采取了暂时维持现状的做法。然而，边界未正式划定，意味着两国边民生产生活活动不存在明确界限，稍有误解，就容易引发边境冲突。美西方国家为孤立抹黑新中国，往往抓住这些冲突大做文章，污蔑新中国具有侵略性，令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十分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与邻国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成为新中国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经过认真研究，在中国接壤的众多国家中，中国选定了缅甸作为第一个正式划界的谈判对象。而另一边，缅甸对于与中国正式划界的渴求甚至更加迫切。
由于新中国在边境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中方人员活动一般依照建国时的习惯性边界进行。然而，在中缅边界却有些例外。建国之初，国民党虽已败逃台湾，却依旧在西南、西北留下不少残部。这些残部后来被解放军一一清缴，其中，西南地区的一些国民党残部在解放军手中吃了败仗后，选择向缅甸方向逃窜。解放军为追缴这些部队，也越过了国民党在1941年与缅英当局议定的边界。新中国一直不承认近代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自然也不会认可这条英国胁迫国民党承认的边界。因此，在清剿完国民党残部后，中国军队并未撤出，而是继续在原地驻扎，这就导致中缅边境的冲突更加频繁激烈，尤其是1955年发生的两国军队擦枪走火的黄果园事件。
缅甸政府深知，作为一个小国，缅甸完全没有实力与中国抗衡，很快与中国澄清了误会。然而，在美西方国家的炒作下，缅甸国内还是因此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缅甸政府对此深感不安，更希望早日与中国厘清边界，以免两国关系出现不必要的波折。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在与新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多次提起边界问题，希望能够早日解决。中国一发出边界谈判的信号，缅甸就第一时间给出积极回应，双方很快就边界谈判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之后，经过5年的艰苦谈判和实地勘测，中缅两国在1960年正式签订边界条约，解决了两国间的领土争议。
然而，当根据条约划定的新地图公布后，许多人却产生了不满。与建国时期沿用的民国地图相比，中缅边界中段220平方公里被“永租”给缅甸的猛卯三角地被彻底划给缅甸，换回了南段班洪班老地区189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的土地交换尚且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北段，中缅争议边界原本在中国地图上的面积高达27000平方公里、能够连通藏南的江心坡地区被划给缅甸，新归入中国版图的片马等地却仅有153平方公里。这让很多人觉得中国政府实在过于宽容，甚至认为中国在这份协议中吃了大亏。
然而，一贯重视国家利益、面对英美威胁也不曾妥协的新中国政府，真的会在主权领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做出让国家吃亏的决定吗？事实上，这个被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高度关注的江心坡，在中缅谈判的5年中，甚至根本不曾成为双方的障碍。因为尽管在民国遗留的地图上，这里被划入中国境内，但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不切实际的地图开疆。
在明朝时期，中国确实曾对江心坡地区实行过统治，明永乐年间曾在此设置里麻长官司管辖。但由于当地远离中原，受交通条件限制，这种统管关系十分松散，只要部落首领称臣纳贡，明朝并不太插手具体事务。到了明朝后期，缅甸兴起，对西南边陲的土司管理区发起进攻，这些土司无力抵抗，很快倒戈缅甸。而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众多，顾不上西南边境的偏远地区，就连云南的腾冲、凤庆等地都一度被缅甸侵占。
清朝入驻中原后，缅甸依旧不知收敛，继续向云南扩展，结果被清军狠狠打击，之前侵占的领土也都被迫归还。然而，与缅甸的战事让清王朝承受了不小的财政压力。在经过一番权衡后，清廷索性在缅甸臣服、承认大清藩属国地位的前提下，将江心坡这样不便管辖的地区交由缅甸管理。因此，从清朝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到1912年版《中华民国地理全图》，江心坡地区都不曾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之上，就连云南当地人士也基本不知道还有江心坡这样一个地方，而江心坡的本地居民对缅甸的国家认同也早已形成。
然而，到了1941年，蒋介石政府被英国以关闭滇缅公路相胁迫，接受了英国单方面划定的1941年线。在中缅边界南段丢掉不少领土后，蒋介石自知这是丧权辱国之举。为了挽回颜面，便选择在未定界的中缅边境北段做文章，既然是未定界，似乎想怎么画地图都可以，只要实际情况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人为了一幅地图来找民国的麻烦。于是，在蒋介石的示意下，1942年民国正式认定将江心坡纳入中国版图的地图画法为正确，但民国却从未借机对江心坡进行任何战略经营。
国民党政府在收复江心坡一事上唯一的努力，便是1946年成立方域司后，司长傅角今带队多番考察，提出了江心坡原属中国的历史依据。但江心坡居民显然不会因为民国提出的历史依据就改变自己的国家认同。事实上，就在傅角今考察的同时，江心坡的居民已经积极加入彬龙协议，为缅甸的独立事业奔走奋斗。
在新中国与缅甸的立国过程中，民族主义都是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撑。即使有中缅友好的愿望，双方也都不可能在领土这种涉及民族感情的问题上轻易让步。但中缅领土争议又不能不解决，且必须和平解决。对于缅甸来说，若不能和平解决，一旦中国动用武力，缅甸难以承受后果；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武力收复失地不难实现，但此举会极大破坏新中国的安全环境，这对百废待兴、急需建设的新中国而言，亦是不可承受之重。
想要通过和平谈判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划分方法，唯一的可能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领导人对此有深刻认识，在进行划界谈判前，不但研读了各种相关史料，还召集云南人士参加座谈会，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并征求意见。经过实际考察，中方发现：不说江心坡这样长期被缅甸实际统治、连云南人都不熟悉的地区居民心向缅甸，就连1941年线划出中国的许多地区，也有不少民众更认同缅甸身份，唯有被画在缅甸境内的班洪班老部落居民依旧心向中国。
因此，尽管新中国政府不认可1941年英国与国民政府的换文，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但在中缅谈判时，还是同意在南段基于1941年线附近的习惯性边界划分，仅对渴望回归中国的班洪班老地区，以移交猛卯三角地主权为交换，使其回归祖国怀抱。也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提议均从实际出发、符合边民真实意愿，缅甸政府才在考量后，不再坚持最初争取全部争议地区的主张。
中缅两国最终通过和平方式签订了双方都认可的边境划界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不仅标志着中缅边界冲突的和平解决，更为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解决边境问题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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