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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对剧团功德无量的大事

——关于戏剧的普及与移植

功德无量的事、功德无量的会

我出身平民,从小爱看戏,看的是山西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当了文化厅长,下了点工夫抓戏,得了个浑号叫“梆子厅长”,后来同伙纪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改称“戏曲厅长”,雅了点。其实叫什么都一样,当文化厅长就得搞出戏来,搞不出戏来,要你干甚哩!这最后一句话,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克文同志给我说的,我至今不忘。

那么搞出什么样的戏来,才行呢?当时叫做“拳头产品”。“拳头产品”要“打出去”,打出省,打出国。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一些“拳头产品”不但没有“打出去”,反而成了短命货。有的虽然也参加了调演,得了什么奖,但调演一结束也就“寿终正寝”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形呢?因为它首先没有“打下去”,接受群众的检验,站不住脚,也就谈不上“打出去”。

1986年夏,我把这个认识和当时的《中国文化报》负责人焦勇夫同志谈了,他很赞成,要我写一篇文章。文章没有写成,只列了个标题和要点,就是《打出去与打下去》。如何“打下去”?我以为就是普及,移植。

十年后,我即将“出局”的时候,和姚欣同志安排艺术局1996年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地县剧团移植剧目交流演出”。奈何我已到本命年,且大型活动更为重要,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在我“出局”时写的《离岗工作报告》中,只好寄希望于“明年”:“建议明年一定不要无音信,以免失信于基层”。以后姚欣同志、王文章同志都作了计划,也都由于同样的原因,难以完成。

不觉又过了九年,现在在于平、蔺永钧同志的安排下,才终于开会,且由陈晓光副部长带着艺术司的新老“戏班子”来参加。这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会!移植剧目交流搞成了,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当然,这功德无量的事山西省文化厅已经开头做了。今天来山西开移植剧目工作会,就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我作为一个“两栖人”,也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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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也是为基层剧团服务的观点

说移植剧目交流,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是因为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也是一个为基层剧团服务的大问题。

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的需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新时期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反复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可以拿给广大的人民群众看。去年在常州举行的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年会期间,请了八台五十年中演出超过五百场的戏曲现代戏去交流演出,受观众欢迎的热烈程度,十分令人欣慰。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中十分强调普及,过去老一辈文艺工作者都是这么实践的。《白毛女》《刘胡兰》《洪湖赤卫队》《霓虹灯下的哨兵》《朝阳沟》,全国有多少个剧团演出啊!因此觉得好戏很多,剧团、群众都满意。我们现在也应该实实在在地做普及工作。送戏上山下乡、组织巡回演出,都是有效的办法,都应该继续坚持。而我们的县剧团、民间职业剧团,则更应该以移植演出为主,进行剧目建设。

1997年6月,洛阳市文化局长张复兴同志寄给我一封信:《农村呼唤戏曲剧本》。我以为他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是一个和送戏下乡同样重要的问题。我把信转给了《中国文化报》。我国有两千多个剧团,多数是县管剧团,还有五六千个民间职业剧团,其中大部分在农村,为农民服务,靠农民养着。但是这些剧团演的剧目却大部分是陈旧的,即所谓“老演老戏,老戏老演”。这是戏曲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些剧团每年都能演几个新戏,局面就会好得多。如果几千个基层剧团都能移植演出几个新戏,那要比我们花大钱派大团送戏下乡,社会效益更大,这些基层剧团的经济效益也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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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工作两手抓中的一手

我们经常讲文化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我以为,艺术工作还有个“两手抓”,即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普及。这些年我们抓创作抓得紧,年年订创作规划(其实,年年订规划就等于没有规划),却缺了一个普及的环节。九十年代以前文化部和文化厅每年开巡回演出会议,现在这样的会不能说没有开过,恐怕开得很少了,多数推给了市场。那么,我国的表演艺术已经是买方市场了吗?恐怕还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其实也不应该完全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差别很大。西部还说不上什么演出市场,中部不过是个初级的演出市场。如果一律按东南沿海要求,恐怕中西部地区的老百姓就不用想看什么戏了。我们应该把普及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不但应该,而且必须,因为普及也是繁荣的重要标志。

曾经有人抱怨,我们现在没有精品,没有传世之作。我对这个说法总是不大以为然。我们的作品传世不传世,只能由后世人去说。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手上传播前世留给我们的,或当世已经有的好东西。艺术品再好、再精,如果只限于少数实验性示范性的单位、只限于大城市大场馆演出、展出,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有限的。艺术品要成为传世之作,也只有首先传到当今世上,才可能传到后世。普及、移植工作,也是在为后世架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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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艺术、雅俗共赏、官民同享

基层剧团移植什么样的戏呢?首先能普及到地(市)县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的戏,还是“雅俗共赏”的“下里巴人”。

就戏曲来说,它从老根上是平民艺术。它起于民间,养于民间,闹于民间。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雅俗共赏,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

我始终认为,好的戏曲剧目都应该雅俗共赏、官民同享。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好戏标准:一是剧本有一定的文学性,水不太多,能看得下去;二是好听,好看,好玩;三是本剧团能够久演,外剧团能够移植。按这三个比较简单的标准要求,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批这样的好戏。

不说八十年代已经得到公认的那一批戏,就说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华奖中,也有一批剧目可供移植。比如吉林评剧《三醉酒》、重庆川剧《金子》、四川川剧《山杠爷》、上海京剧《狸猫换太子》、沪剧《明月照母心》、天津京剧《华子良》、河北梆子《袁凯装疯》、山西京剧《大脚皇后》、湖南花鼓戏《乡里警察》、江西采茶戏《木乡长》、江苏淮剧《鸡毛蒜皮》、锡剧《珍珠塔》、河南豫剧《程婴救孤》、越调《吵闹亲家》、云南滇剧《瘦马御史》、福建高甲戏《玉珠串》、《金魁星》、闽剧《贬官记》、湖北曲剧《刘秀还乡》、山东吕剧《石龙湾》、浙江越剧《红丝错》、广东粤剧《伦文叙传奇》等,以及没有得过文华奖的豫剧《丑嫂》、闽剧《红豆缘》、淮海戏《豆腐宴》、淮剧《太阳花》、姚剧《传孙楼》等等,都是雅俗共赏的,也比较精致,有的已被一些剧团移植演出。

我改编的晋剧《富贵图》除省内的晋剧、蒲剧、雁剧的五六个剧团演出外,也有幸被省外的京剧、昆剧、豫剧、祁剧、黄梅戏移植,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安庆黄梅戏一团移植得最好。

现在人们都喜欢看喜剧,喜欢轻松愉快,也爱看悲喜剧,悲中有喜,这也正好是中国戏曲表演的特色。因此寓庄于谐便成为许多戏曲艺术家创作中刻意的追求。《贬官记》《十品村官》《刘秀还乡》《乡里警察》、以及前两年在太原演出的岳阳花鼓戏《乡长本姓赵》,都是不错的喜剧。

雅俗共赏是戏曲艺术的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并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需要在创作上下一番过硬功夫。好戏要能够移植、普及得下去,除了送戏下乡外,更重要的还是由基层剧团走市场。

现时期任何一个剧团,如果他们的戏只演给白看戏的人,这个剧团生存不下去。但是,现时期的市场是两类,一类是标准的商业形态的市场,这类市场在城市,以窗口卖票的方式进行演出经营,是较高级的市场。另一类市场可以称做初级市场,是以包场演出的形式进行经营,这类市场主要在广大农村,在中小城市。不论哪类市场,都以经营为手段,以经济效益为目的,都是面向观众的,观众不是白看戏。中国的戏曲,绝大多数的演出是第二类市场形式,其观众面是很大的。但是在西部地区连初级市场也很薄弱。对这些地方,也得在培育初级市场上做点文章,下点功夫。

为了普及,实验性示范性的大院团,也不妨“身先士卒”,移植一些全国有定评的好戏,带头实验示范一下。山西省晋剧院已经这样做了(移植了川剧《金子》),其他部省级剧院团,也不妨试试。其实中国京剧院前几年就移植过滇剧《瘦马御史》和晋剧《油灯灯开花》。中国京剧院能移植,其他院团也都能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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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音乐、唱腔上下一番硬功夫

移植剧目要十分重视音乐、唱腔。

这些年来,我们搞戏注重剧本创作,这无疑是对的。也注意了舞台美术,在导演表演上也有不少创造。但精彩的唱段却不多,或者虽然唱得不错,就是没有流传开。

为什么戏曲的“四功”,唱、念、做、打,为首的就是唱呢?这是戏曲的特点,也是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如果一个戏有几段唱能在群众中普遍流行,这就是它成功的重要标志。这不仅仅是原创剧目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移植剧目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移植剧目唱得不好,不能说移植得好。

移植的戏对于一个剧团来说,就是新戏,要有新腔才能完成塑造人物的任务。因为在移植过程中,剧本、导演构思、舞美都可以基本不变地拿来,但音乐、尤其是唱腔却必须是本剧种的,这就必须在音乐、唱腔上下一番硬功夫,创造新腔,重新作曲配器。但又不能把传统的东西一概丢掉,别出心裁另搞一套,那样观众不认账,不接受,徒劳无功。

程砚秋先生谈到创造新腔时,讲了十二个字:“又新鲜,又熟悉,又好听,又好学”。(转引自《张庚文录》第四卷:《戏曲现代戏三题》,第330页)这样的新腔单靠作曲是作不好的,必须与演员结合创造。

戏曲是以表演为中心(不是以角儿为中心)的艺术,演员的演唱占着很大的分量。因此演员参与创造新腔,是无庸置疑的。

好的唱家也是唱腔设计者。如果移植剧目的唱腔,也能像京剧的尚长荣、于魁智、李胜素、张火丁、川剧的沈铁梅、越剧的茅威涛、黄梅戏的韩再芬、秦腔和眉户戏的李梅、评剧的刘秀荣、宋丽、晋剧的王爱爱、蒲剧的武俊英、上党梆子的张爱珍等那样唱得好,并且能够传唱,有人学,那不就是“又新鲜,又熟悉,又好听,又好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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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剧团计,不要在舞台上

搞“石崇斗富”

“石崇斗富”是什么意思?说的是西晋的时候,首富石崇与皇亲国戚王恺斗富,王凯从宫中搬来一株大珊瑚,被他打得粉碎,他赔了一株更大的。结果惹下大祸,被“夷三族”,株连了潘岳、绿珠等一批诗人、艺人。

我们现在的舞台上,也大有斗富的味道。都说本地是“文化大×”,深怕说小了,政绩也小了。于是你花一百万,我就出二百万,你拿三百万,我就投上千万。于是在舞台上竞相堆砌木柴钢材,盖楼,造山,搭桥,流水,漫雾,舞美成了舞台的主体,哪里还有演员表演的余地。“全民剧团”拿的是全民纳的税,不用心疼。基层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要移植个剧目来解决老百姓看戏难和剧团自身的吃饭问题,是小本生意,哪来钱在舞台上盖楼、造山?

基层剧团既然移植的是“物美价廉”的普及型的作品,是要进入初级市场参与竞争的,它在艺术形式上自然要考虑观赏性、娱乐性。但剧团是要靠演出收入养自己的,它在舞台上就不能一味的贪大,不敢大肆铺张!我以为,基层剧团移植戏,舞台制作应该允许变通,以写意为主,追求虚、软、轻、便,不必追求逼真。因为中国的艺术,特别是戏曲,重在表现而不是逼真的反映。这是与西方艺术不同的。著名戏剧学问大家张庚先生,有一个“变形”的说法很重要,他说:

……艺术有一个变形的特点,漫画是变形的,中国画也是变形的,就是说,它并不是跟原来的实物一个样子。所有的艺术都不能不作变形,只是变形的程度不同,要不变形,它就难于成其为艺术了。……所有的艺术都有自己特别的表现手段,特别的表演条件,这些都跟真实的生活完全不同,以不同的条件要完全求得与生活一模一样,是办不到的。反而在变了形之后才可能表现出艺术家所想表现的生活的那部分真实。这就是说,生活是无限的东西,任何的艺术要表现生活都是有局限的。用有限的艺术手段表现无限的生活,它如果不变形,这个生活怎么表现得出来呢?(《漫谈戏曲的表演体系》,见《张庚文录》第四卷第222页)

张庚先生非常透彻地讲清了“表现”说的戏曲美学原理,解放了艺术创作思想。这个戏曲美学原理,我们在进行移植剧演出的时候,也应该和原创时一样,需要遵守。否则,一味的贪大,必然是劳民伤财,花钱买骂声。 当然,反对在舞台上“石崇斗富”,并不是说对移植剧目一点也不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应该认为,移植好了,多了,也是地方的政绩,也是地方上一张光彩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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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时机,迈开步子,走出路子

文华奖评奖改为三年一届以后,周期长了,创作更可以从容一些,扎实一些了。一些浪头可以不赶,一些定向戏可以搞得细致一些,真正搞成艺术品。利用这个间隙,抓一抓普及、移植工作,正是时候。这时抓,也不至于安排了又被挤调,成功率可能高一些。这个时机一定要紧紧抓住,一定不要轻易放过。

一些省、市已经移植了不少戏,山西还举办了集中的演出活动。现在又开了会,表明已经迈开了步子。要真正走出路子,还要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比如举办演出活动,不一定搞得很大,不一定非要在北京举办不可。北京和各地可以分片进行。这是中国艺术节、中国京剧节、中国戏剧节、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年会的成功经验。

移植剧目的范围,应该扩大,不仅限于戏曲,这些年可供移植的话剧也不少。歌剧、儿童剧也都有适合于移植的剧目。要通过移植,让群众看到的戏丰富多彩。

对于已经移植成功的剧目,要进一步总结好他们的经验,并且继续加工,使之精益求精,成为保留剧目。 要大力进行评论、宣传,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造成一个大家共同支持移植优秀剧目的局面。移植优秀剧目这条路子一定能走通,一定能走得下去。

曲润海写于200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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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润海(1936年10月12日——2025年4月21日),男,汉族,山西定襄人,共产党员。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曾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代院长,中国演出管理中心主任,山西省艺术理论研究会会长、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文华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担任过的社团职务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顾问。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曲润海参加工作后主要研究“山药蛋派” 和“晋军”作家作品。 1983年后主要研究表演艺术的创作和管理,并参与创办了表演艺术的全国最高政府奖“文华奖”。

曲润海笔名沱浪、居平,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思考·探索·前进》《山药蛋派作家作品论》,论文集《论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论表演艺术的改革与建设》《沙滩戏语》《王府学步》,剧本集《晋风戏稿》《旅燕戏稿》《曲润海剧本集•古代故事戏剧本》《曲润海剧本集•现代戏改编剧本》《曲润海剧本集•传统戏改编剧本》(上、下册),诗集《剧坛杂咏》,主编《中国文化艺术丛书》(十卷)等。

曲润海的戏曲剧本《富贵图》《桐叶记》《崔秀英》获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剧作奖,《金谷园》《日月图》《蝴蝶杯》分别获中国京剧节、艺术节、戏剧节剧目奖、演出奖,评论《高昂豪放顺畅如流——评文武斌的诗》获山西赵树理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