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最决绝的独立宣言，是用“敌人”的文字写成的。
事情得从一千年前的那个晚上说起。
公元1076年，北宋的几十万大军已经把战线推到了越南李朝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月江。
江北是黑压压的宋军营帐，江南是人心惶惶的大越士卒。
胜败，生死，就在一口气之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军中一座神庙里，夜半时分突然传出了响亮的吟诵声，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砸在每个士兵的心里：
> 南國山河ナム帝居，
> 截然定分在天書。
> 如何逆虜來侵犯？
> 汝等行看取敗虚。
这首叫《南国山河》的诗，用大白话讲就是：南边的这片江山，是我们南边皇帝的地盘，这事老天爷的册子上早就写得明明白白。
你们这些北边的家伙凭什么跑来撒野？
等着瞧吧，保管你们有来无回。
据说，这是大越主将李常杰想出的招，靠着这首“神谕”，士气瞬间拉满，最终硬是扛住了宋军的攻势。
后来，这首诗被越南人捧上了神坛，成了他们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篇之作”。
但这里头藏着一个谁也绕不开的疙瘩：这首慷慨激昂、痛斥“北虏”的诗，每一个字，都是地地道道的汉字。
李常杰，这位越南的民族英雄，是用他要驱逐的那个庞大帝国的文字，一笔一划，刻下了自己民族的身份认同。
这事儿不拧巴吗？
拧巴。
但这股拧巴劲儿，恰恰是解开今天越南年轻人那个“历史之问”的唯一钥匙。
为什么翻开历史书，八成内容都在讲中国？
答案，就藏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
要搞懂这事，得把时间往前倒得更久。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的舰队从海上打过来，把当时盘踞在这里的南越国给灭了。
从那天起，这片红河三角洲的土地，就被正式划进了中原王朝的行政地图，起了三个新名字：交趾、九真、日南。
这一划，就划了一千多年。
从汉朝到唐朝，这一千年，在中原王朝的史书里，叫“开拓南疆”。
大批的官员、士兵、文人、还有活不下去的农民，拖家带口地往南走。
他们带去了牛耕、炼铁、儒家经典，还有一整套怎么管人、怎么收税的办法。
今天的河内，在当时叫交趾郡，一度是帝国最南边的大都市。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原打成了一锅粥，交趾太守士燮愣是把这里经营成了一片世外桃源，无数中原名士跑来避难，一时间文化昌盛。
可这同一千年，站在当地人的角度看，味道就全变了。
这叫“北属时期”，翻译过来就是“被北方管着的时代”。
这是一段屈辱史，也是一段被动“开蒙”史。
后来的人想给自己写一部民族史，讲讲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就怎么也绕不开这段。
你不能不提汉朝派来的太守，不能不讲唐朝设的安南都护府，更不能假装没看见那些已经融入血液的制度和文化。
所以，当越南的历史老师站在讲台上，想给学生们讲讲自己民族的“创世纪”时，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唐朝的筑城大将高骈，这些中原王朝派来的猛人，就跟自家祖宗一样，必须得在课本里占个重要位置。
不是他们想讲，是历史本身就这么长出来的，你要是把这些人的故事抽掉，那越南自己的历史就成了没头没尾的一笔糊涂账。
公元10世纪，越南人总算熬出头了。
吴权在白藤江上打了场漂亮仗，把南汉的军队赶了回去，建了国。
这下总算能自己当家作主了吧？
能，但也没完全能。
政治上是独立了，可文化上的那股巨大引力还在。
独立的越南封建王朝，从李朝、陈朝到后来的黎朝，干的事其实就两件：一边玩命地抵抗北方，一边拼命地学习北方。
一说起打仗，那绝对是硬骨头。
越南人最津津乐道的民族英雄，几乎全是在抵抗“北方侵略”的战争中打出来的。
从黎桓硬刚宋太宗，到陈兴道三次把蒙古铁骑挡在国门外，再到黎利发动蓝山起义把明朝军队赶走，每一次胜利，都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强心剂。
要讲好这些英雄的故事，就得把他们的对手——宋、元、明的皇帝将军们，描绘得越强大、越凶狠越好。
这么一来，中国历史又得在课本里占去大半篇幅。
可一回到国内搞建设，他们又成了最听话的学生。
皇帝们发现，想把国家治理好，最现成、最好用的模板就在隔壁。
于是，一个“小号版”的中原王朝，在越南被原样复制了出来。
他们的皇帝，得了个“外王内帝”的称号。
在国内，关起门来称孤道寡，自称“皇帝”；可一登基，就得赶紧派人去中原，请求册封个“安南国王”的头衔，这才算名正言顺。
他们的政府机构，照搬唐宋的三省六部制，名字都懒得改。
他们选拔官员，也搞科举考试，考的就是四书五经，中了的也叫“状元”。
他们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唐律疏议》。
甚至他们建都，都城升龙（今天的河内）的布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模仿唐朝的长安城。
当时越南的读书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能把杜甫、李白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一千年。
所以，越南的历史课本，实际上有两条并行的主线：一条是“我们怎么打跑了中国人”，另一条是“我们怎么学习中国人”。
这两条线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
想讲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就必须先花大量的篇幅去讲那个庞大的邻居。
到了20世纪，法国人来了，一切都变了。
殖民统治和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让越南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去中国化”。
最狠的一招，就是废除了使用了近两千年的汉字，改用一套法国传教士发明的、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国语字”。
这个改革，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确实功劳巨大。
但它也像一把刀，咔嚓一下，在文化上砍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现在的越南学生，上语文课还要学唐诗。
可他们看到的李白的《静夜思》，不再是“床前明月光”，而是一行拼音“Sàng tiền minh nguyệt quang”。
他们能读出这个音，却再也看不见“月”字里那道弯弯的弧线，也感受不到“光”字上那一把火的明亮。
汉字里那种象形、会意的韵味，全没了。
学一首古诗，不再是美的享受，成了解码工作，得靠着一大堆注释才能明白啥意思。
这种文化上的隔膜，让新一代年轻人回头再看历史课本里那个无处不在的“中国”时，感觉就更复杂了。
他们的父辈祖辈，可能还懂汉字，还能体会到那种同根同源的亲切感。
而这些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孩子，民族自尊心更强，也更容易把历史课本里的大量中国内容，看成是一种文化上的“侵略”，而不是一段无法切割的历史事实。
越南年轻人的困惑，其实不是他们独有的。
任何一个在强大邻居身边长大的民族，在寻找自我身份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历史难题。
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说话，但它会用事实告诉你，你的根扎在哪里。
从一千年前李常杰用汉诗捍卫主权的那个夜晚，到今天越南学生用拼音去拼读唐诗的课堂，这场文化上的拉扯，其实从来就没有停过。
如今，《南国山河》这首诗，依然是每个越南学生必背的篇章。
只是他们学习这首诗，不再是通过李常杰当年熟悉的方块字，而是通过一套由西方传教士改造的拉丁字母。
参考文献：
- Taylor, Keith Weller. The Birth of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大越史记全书》（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越南后黎朝史官吴士连等奉敕撰修。
- Woodside, Alexander Barton.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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