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作为那个特定时代中两千万青少年的一段蹉跎岁月，他是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十年一场的青春祭祀，更是我们那代知青生命中一段永不尘封的记忆。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说起1968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的确是我们那一代知青心中永难尘封的一段记忆。是我们那代青少年用十年的青春磋跎在所谓广阔天地最悲摧最无助最无可奈何的生命祭祀。那是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卷起的汹涌浪潮，在城市广大青少年中的狂飙突进。是彻底改变我们那一代青少年，使之沦为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最狂热的社会煽动。从那一年开始，长达十年的漫长岁月，我们随着中华文明一起沦陷在一场虚无的文化浩刧里。自那年开始，大学里凡是1966年到1968年，三年里毕业的大学生一律要下部队接受军事劳动锻炼。中学里凡是1966年到1968毕业的初高中生，属城市户籍的青少年，每一户人家除一人待分配进机关厂矿企业之外，其余一律要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凡剥削家庭出身或父母亲有历史问题，家庭有海外关系的青少年更得一律下放农村。于是从1968年起始到1980年结束，长达12年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便成就了共和国城市青年就业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令的严格执行，让城市户籍近两千万知识青年都历经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铁与火的考验，接受了所谓修理地球改变农村和自身面貌生与死的磨难。
毕竟那十年本应该是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在窗明几净的高中、大学拼命啃书本的大好时光；本应是我们在校园里夯实文化知识，放纵翩翩理想去探索人类社会漫长历史的黄金时代；更应是我们青春作伴，情感放达，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逍遥岁月。然而1966年6月，注定是我们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开端，我们紧张复习迎考的日子被迫中断，等待我们的是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和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沦陷。当年我们那些正青春扬溢的青少年还都处在懵懵懂懂之际，突然间我们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点燃了并不成熟的心智。我们在阴谋践踏焚毁几千年中华文明罪恶黑手的煽动下，狂热、盲从、偏执、肆无忌惮地卷进一场暗无天日的内耗和恶斗。两年后我们作为彻底砸碎“封资修”祭祀的牺牲品，被上山下乡的时代浪潮裹挟着下到了偏远贫困的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其实早始于1955年。当时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北京团市委提出到边疆垦荒而引起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便发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后来1968年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城市时，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自此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便在城市迅急热烈地开展起来了。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模式，1968年以前大多是去到边疆兵团和边疆农垦场去参加农业生产，那是用劳动生产换取工资维持生计的一种就业形式。那部分知识青年大都属于兵团和农场的工人，他们占全国上山下乡知青比例的十分之一，200多万人。1968年以后则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各地农村的生产队，参加最基层的劳动生产，他们和普通农民一样，劳动换取工分维持生计。文革初期的所谓老三届，即66、67、68、三届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他们当时不能继续升学，又没有工作分配，只能滞留学校，滞留城市。这便带来了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因而1968年冬天开始，所有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就成了当时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基本国策。自那时起到1980年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终结，长达十多年的岁月，一批又一批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共达两千多万。
当然上山下乡运动的初始是带有积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及美好愿景的一项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将近两千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人数几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极大地缓解了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也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当时城乡之间的社会矛盾。但十年文革极左路线的嚣张跋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令，以及各基层农村在安置知青工作中偏离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这就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蒙尘受垢。
二、
知识青年，恰切地说至少有一半并无多少文化知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动乱的政治环境下安心读书学文化已是不可能的，尤其是1966年以后进校的初中生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基本文化知识，他们的文化知识也仅仅停留在文革前小学学到的那一点启蒙式的文化知识上。当时下到农村的知青，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才13岁，即便是十五六岁也正处在长身体学文化的时期，下到农村又能干些什么呢，一年下来艰苦卓绝的辛劳，他们所挣的工分连个人的基本口粮都换不回，必须要家里的资助才能够维持基本生计。
这场带有近乎绝对理想化和悲情主义色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进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大规模、一刀切，行政命令的随意性以及农村少数干部对下乡知青政策的误解，就使得这场运动遭到了全社会的质疑和诟病，尤其是城市近两千万户城市家庭在长达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遭遇的亲情别离和对下乡子女困苦不堪生活的忧虑，让他们谈起知青的话题即刻变色，遭遇上山下乡政治动员时更是无比懊恼。
同时，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落户所在地基层干部此消彼长的矛盾对立，在这种畸形的生长环境中便逐渐形成了好逸务劳，打架逗殴，偷鸡摸狗的劣性。而农村一些所谓的贫下中农基层干部也因自身低劣的素质，霸道的作风和作恶多端的品质引起了部分下乡知青的仇视和怨恨。这些干部或长期盘剥落户在他们那儿的插队知青，或欺负打压出身不好的部分知青，或对一些女知青图谋不轨甚至强奸等等，上山下乡运动中突显的矛盾被彻底激化，甚至走向极端。因而城市中便流传着一句所谓反动的口头禅：“解放前怕抓壮丁，文革中怕当知青。”
1978年底的全国上下乡工作会议通过的《知青工作四十条》无疑是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催化剂。40条取消了对边疆知青的特殊政策，将他们纳入国营企业职工的标准管理，这直接导致了占知青人数十分之一的200万边疆知青的极大愤慨。这些失去返城机会的知青长期生活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不说，这一下又失去了招工调干返城的机会，他们被把他们排除在回城之外的政策彻底激怒。于是就出现了云南三万边疆知青在1978年底爆发并震惊全国的下跪请愿、卧轨赴京、罢工绝食的极端抗议行为。
这最终导致了全国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滚滚浪潮。迫于知识青年的实际生活困难，中央后来不得不在《知青工作四十条》之外，增加了“六条办法”即允许通过病退、困退等多渠道返城，放宽了返城限制。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听到部分知青返城与家人团聚相拥时泪水和笑容交织的感人消息后，他老人家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哽咽说道：“孩子们终于回家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句“让孩子们回来吧”的深情话语，温暖了千万知青唯恐不能回城和他们家人亟盼他们回城而悬着的那颗心。邓小平这句话无异于是后来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总动员令。于是1980年9月，这场长达12年之久，既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贡献，也伴随了深刻社会代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终告结束。
如今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运动，已随岁月的风烟消逝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了。然而，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作为那个特定时代中两千万青少年的一段蹉跎岁月，作为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十年一场的青春祭祀，更成了我们那代知青生命中一段永不尘封的记忆。
三、
1978年3月，我参加了株洲渌口县举行的上山下乡优秀知青表彰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么隆重热烈的知青表彰大会其时我已在乡下呆了十年之久。之所以我被评为优秀知青，并荣幸地推荐作为优秀知青的代表参加表彰大会，是因为我自1976年底进学校当了民办老师，且那两年里我的教学工作得到了家长学生的认可，得到了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
依俙记得那次被评为优秀知青代表的与会者大多是年近30岁的老知青，下乡也都有七八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看上去他们全都是满怀沧桑，满脸沉郁，并没有青年人身上应有的那种朝气和活力，一个个显得暮气沉沉。大伙在小组讨论中也大多是倾诉牢骚，发泄不满，感叹回城无期，哀怨生计艰难。
我注意到带领我去参会的公社知青办张主任，他总是认真倾听那些老知青的吐槽，时时关切地询问一下倾诉者的具体情形，记下他们的期许。张主任从不会质疑倾诉者的表述，也很少打断他们的倾诉。他就像是一个同情倾诉者的父辈，在倾诉者表述结束时总是给予他们以安慰和鼓励。张主任也从不承诺对倾诉者的任何期许，只是间接地表示会去向上面反映、沟通倾诉者的诉求和期许。每每对张主任的一番观察后，我就从内心深处增添一份对张主任的敬仰和钦佩。
会议期间我和张主任住在县委招待所同一房间，房间两张1.3米左右的床，铺着洁白的床单，干净清爽。每张床有一张床头柜，房间没有洗手间。那时没有电视，夜晚吃完饭在招待所大院里稍事走几步便回房间休息。张主任和我聊得最多的是他的东北老家，广袤无垠东北大粮仓的壮丽风光，丰收情景。
张主任说起他的家乡，总是分外动情，分外兴奋，50多岁的老人脸上洋溢着透亮的红光，眼神里满是自豪和骄傲。张主任说东北三省是共和国的长子，是最早被解放的土地，全国性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也是在那里获得并推向全国的。张主任还问我读过周立波有关反映东北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没有，问我知不知道东北三省是共和国一五期间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张主任深情款款的描绘中，我眼前遂浮现出大东北那片英雄土地的壮美风光来。
那里有一望无边的长白山林，有肥沃丰厚的黑土地，有中苏边境宽广流长的黑龙江，有风吹浪涌欢腾喧闹的松花江。每年夏天，金色的麦浪总是率先登场，沉甸甸的麦穗在六月的骄阳下，欢歌起舞，丰收在望。火红的高粱连天接地，在大东北七八月的金风中摇摆而歌唱。金色的稻浪无边无际，如同铺在黑土地上一匹巨大的金色地毯，在大东北九月重阳的艳阳照耀下，散发出扑鼻的甜香。遍地的大豆铺山盖岭，从村庄边的小河边直接铺向天边，豆夹饱满如金，豆棵摇曳涌浪，蝈蝈在田间地头吱吱吟唱。还有漫山遍野的玉米，玉米棒在翡翠般的玉米棵上高高闪亮着红黑的玉米缨，显摆着她怀胎待产的大肚子，笑吟吟地露出金灿灿的胎儿玉米粒。钻天的白杨树在村庄，在小河边，在地头一排排如同大地的忠诚卫士，箭指着蓝天，招手着白云；银绿翻飞的树叶呼啦啦好像在高唱着东北的二人转，逍遥自在。
张主任动情地向我描绘大东北的壮美风光，只把我聊拨得心往神驰，恨不得即刻插上翅膀飞往大东北，去好好欣赏下白山黑水的壮美风光和粮食丰收的胜景。
张主任款款深情地介绍完他家乡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那壮美的风光后，他让我也介绍下我们老知青这近十年在乡下的生活。他对我说，小齐难不成讨论会上那些老知青对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控诉，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全都是真的吗，有没有夸大？我作为公社知青办主任，虽也听说过其他地方知青的悲苦遭遇，但我们砖桥公社却实实在在没有出现过。你是转点来的知青，你跟我说说好吗，让我也了解下其他地方知青的真实生活状况。
张主任又说，难怪我去市里开会，听其他公社知青办主任谈起长沙的下乡知青都颇为同情。咱们株洲因是工业新城，工厂多，对于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就要比长沙做得好许多。年年招工调工推荐以工农兵身份读中专大学的名额也不少，这些年凡株洲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工作做得还不错。不像长沙是个消费型城市，工厂本就不多，调干读书的指标也不会因它是省会城市而有所倾斜，所以长沙在知青的安置问题上就没有咱们株洲的优势。
是的张主任，您说得对极了，我是从长沙下乡的，几经辗转才转点到咱们砖桥公社株洲化工的知青点。转点到咱砖桥公社知青点后，我才深切体会了咱们株洲的知青和其他城市知青在安置问题上简直有天渊之别。您要我讲讲其他城市上山下乡知青在乡下的生活状况，那我跟您讲下我几个曾经要好的同学，长沙上山下乡知青的故事好吗，我所讲的决无夸张，没有添油加醋，完全是真人真事。灯光下张主任慈祥亲切而又信认的对我点点头，于是三个发生在我同学身上的小故事便款款深情地从我心中、口中悲悲切切流淌了出来。
四、
1968年深秋季节，十多个从省城长沙上山下乡的知青，插队在湘南一处偏远的山村，江华瑶族自治县一个叫水口脚的村子里。那个山村在当地不算大也不算小，一个大队统管六个生产队将近千口人。村子周围的风景很美，四面青山环绕，綠竹摇曳，青树参天，野草茂盛，山花烂漫。一条清亮亮的小河穿山绕岭，从远远的水口镇流淌而来，绕着半个村子流过，又往山涧欢快地奔腾而去。它终年为乡邻们饮水浆洗，汲水灌溉提供着充沛的水源。然而村子与外面的交通却十分不便，一条曲里拐弯的山路沿小河边要走上30多里才能到山外公社所在地的水口镇。
因为交通不便，当地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山里猎的采的山珍野味，垅头挖的掰的红薯玉米新鲜蔬菜，水中捕的涝的鱼虾想变几个钱极不容易。半夜起身往水口镇赶墟去，往往走到时，集市就要散了。而且那儿人多地少，平整的土地尤其少，靠七沟八梁开垦的梯田沟垅地薄土脊，收成不好。社员们终年四季辛勤劳作，汗珠子掉八瓣也总难填饱一家数口的肚子。我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就插队落户在那里。
穷山僻壤的山沟沟，还插队十多个从城里来的知青，他们的到来，村里的社员们并不欢迎，都埋怨说，不知公社咋想的，不把这十多个知青分去山那边一坦平洋的村子里，分到我们这鸟不拉屎的穷山沟，会有苦把他们吃的，搞不多久，这些城里来的伢崽子们就会脚踩西瓜皮开溜的。
果不其然，下乡的第三年，水口村十多个知青就走了四五个，因出身好又有背景，他们招工调干回到了省城。这一下我那个女同学便有些急了，因为村子里只深剩下她一个女知青了。她家庭出生不好，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枪毙，外婆家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但我这个同学天生丽质，长相漂亮气质高雅，而且又是个坚定的革命派。文革一来她第一个站出来和她妈妈划清界线，坚决和反革命家庭决裂，受到街道极力表扬并树立为黑五类中可教育好子女的先进典型。她本不在被动员上山下乡名单之列，因她哥哥1964年高中毕业后已下乡到江永县铜山岭国营农场去了。但她却作为黑五类家庭出生中可教育好的子女第一个报名，坚决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这个女同学下到水口村后不久，因她文化高，能说会道，个人又积极要求进步，劳动生产中吃苦耐劳表现突出，几个月后她就被大队点名进了大队小学校当了一名民办老师。她本来就漂亮有气质，下乡后又没干过多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就进学校教书了。风雨不侵，太阳不晒，20多岁正值青春年华，于是她更出落得如仙女出浴，沉鱼落雁。其实她的美貌从下到水口村的第一天，就被一双色迷迷贼溜溜的绿豆眼睛盯上了。那个人便是水口村的大队书记兼大队长，当地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一个50多岁人不太老眼珠却黄，且左脚还有点跛的山里汉子。
大队书记的老婆是个常年卧病的病秧子，四个子女中唯一的大儿子又因砍树时被放倒的大树砸伤了脑壳，神志有点呆滞，30多岁了还没寻上老婆。大队长从公社领回这十多个知青时就了解到了这些知青的大致情况。别看这个山里汉子没多少文化，但多年的土皇帝，他心思缜密懂得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他知道我那位漂亮有气质的女同学出生不好家庭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而且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单纯女知青。于是他假意要重点培养她，要把她树为那批插队在他们村知青中的先进典型，而且时时处处关心她照顾她。我那位女同学当时也天真到想凭借自己的积极进步和大队书记的看重，早日招工调干回到城里。
却不曾想她早成了大队书记要下套的一只羔羊，大队书记早就淫心动荡要把这个女知青搞到手，做他的大儿媳妇。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大儿子的呆滞，霸王硬上弓自己下种，为他家传宗接代。但大队书记是个城府极深，表面从不露声色的人。他只是以一个大队书记的正面形象和一个长者的身份，关心爱护这个单纯的女知青。终于一个雷鸣电闪，风狂雨暴的山村夜晚，我那个又飘亮又有气质并极力追求进步的女同学，便被这个急不可待的大队书记迷奸了，然而大队书记的阴谋也落空了。因为我那位女同学性情刚烈，被大队书记迷奸醒来后，她经过一番反思和自责便万念俱灭。她知道自己早被大队书记下了套，被他欺骗，加之她的出生不好以及她已断然与母亲和家庭决裂，她已无生路可走。于是她便半夜三更冒着风狂雨骤跑到村边投河自尽了，其时她上山下乡正跨入第四个年头。
五、
我还有两个要好的男同学，他们上山下乡到沅江草尾的一个村子里。从长沙坐轮船要整整一个晚上才能到草尾的茅草街镇，然后再走十多里河港交叉的陌路方才到他们插队的地方。和我那位在江华水口村插队的女同学不一样，我这两个男同学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是下乡知青中的风云人物。1966年从长沙一中初中毕业，他们就一头扎进了文化大草命的滚滚洪流中。他们破四旧，斗走资派，参加大串连上北京作为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首批红卫兵，他们誓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上山下乡的另类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时，这两位革命小将又勇立潮头，积极报名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中农再教育。
他们俩插队在沅江一处乡村后，发誓要扎根农村，干出一番成绩。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劳动技能。下田犁耙，打谷扬场，河滩砍芦苇，水下挖莲藕。所有农活下乡半年不到，他们便成了令贫下中农称道的老把式。他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他们那批下乡知青中成了大伙学习的先进标兵，优秀知青代表。他们中一个在劳动之余积极钻研农业植保技术，为地里生长的五谷杂粮植保治病。另一个却是努力学习医疗知识，下定决心做个赤脚医生为当地社员保健康，医治小病小痛。总之，我这两个同学都决心长久扎根农村，做个有模有样的新时代农民。
然而努力学习医疗知识，背着小药箱为贫下中农扎针炙，量体温，看小病小痛的同学却先行倒了下来。他是因为肠梗阻引发的并发症导致肠坏死又医治不及时而死在了从茅草街开往长沙的一条小火轮上。那天他顶着炎炎烈日搞了一天双抢，收工到家后用不保温的热水瓶里已存放了两三天的水泡了一碗冷饭吃了。吃完那碗冷饭后他感觉作呕腹痛，但他并没把自己病情当一回事，捂着肚子就去生产队禾坪了。因为晚上他还要组织社员开批斗会，说是一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偷了队上没收割干净的稻谷。晚上的批斗会由于情绪激动，带领贫下中农喊口号，他的肚子又剧烈的痛了起来，最后呕吐昏厥了过去。我另一个同学便连忙和生产队社员用门板将他抬到了公社卫生院。
其实下乡后不久，因水土不服，吃不惯乡下的饭食，加之紧张的劳动，生活不规律等原因那个同学早就患上了胃病和肠绞痛等疾病。他学习医疗知识的目的也是想解除当地乡邻们因医疗不便利，小病小痛能忍则忍以致酿成大病的痛苦。可他没想到自己年青的身体竟这样不经折腾，没有乡邻们经得起小病痛折磨的体质。
当他被我另一个同学和社员用门板抬着送到公社卫生院时，卫生院的医生告诉他们，我这个同学可能是严重的肠梗阻造成的肠坏死，要赶快送县医院，他们没办法救治这个病人，如果送晚了他将会有生命危险。社员中有人对我另一个同学说，送县卫生院要等明天的早班车，而最早一班车也要上午十点才到茅草街。还不如搭乘轮船去长沙，茅草街去长沙的轮船晚上十点半有一趟，明早七点就到长沙了，瞧病还快些。我那位同学一听这话，觉得有道理，便连夜就搭乘轮船护送这位病情严重的同学去了长沙。
我那位同学后来告诉我，这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是亲睹一个年青的生命逐步走向死亡的全过程。那晚他护送那位和他同学了九年又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在乡下共同生活了两年的好伙伴，半夜时分突然病重。他痛不欲生头撞船板，手拍肚囊到他的生命逐渐消逝在混乱嘈杂的船舱里。那位同学说，他痛苦地目睹了这一切生命消逝的全过程, 就发生在他好伙伴的身上。他当时也只能是无助和恐怖，竟然一时连伤心都不曾有，更没有一滴眼泪。
在船舱中旅客的一阵喧嚣后，那位同学不得不抱着仍有些许体温但却已停止呼吸的同学，艰难地登上船板后，他把已逐渐冷去的一具青春躯体平放在船板上。他坐在那个逝去生命同学的躯体旁，耳边响过轮船尖厉的啸声，眼前四围是黑漆漆的江面，他头顶罩过来如铁锅般的苍穹，他感觉世界末日已降临到了他的身边。他突然站起身来，发疯似的捶胸顿足，号淘大哭，他差点失去理智，纵身一跃，跳进茫茫黑暗的滾滾江水中。
后来回到下乡的生产队，我那位同学大病一场之后，他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他无比思念在自己面前倏然消失的老同学、好伙伴。从此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灭。整日里不说一句话，萎靡不振，精神困顿，意乱心烦。后来，他便因病退回到了长沙，后又被分配安排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厂子里，同样整日一句话不说，只是拼命用机油清洗着大堆大堆的镙丁镙冒。
六、
我还有个老同学、铁哥们，他叫崔振国。1968年上山下乡到岳阳的临湘县，那里是湘北门户，万里茶马古道的最南起点，著名的“中国浮标之乡”“竹器之乡”“茶叶之乡”。临湘是长江中游流域的一个重镇，它的西北面紧靠长江，江水涛涛向北去，极目楚天古战场。近40公里的长江岸线逶迤曲折环绕着临湘，把波澜壮阔的长江之水欢腾跳跃着送往东北面的湖北赤壁县。那里曾是宋代大诗豪苏轼当年挥毫泼墨，高歌放唱的赤壁古渡，三国周郎气吞山河的浴血战场。那里也是崔振国他父母亲作为长沙水利电力学校校医几乎年年都要随同学生们去实习的大本营。
崔振国选择上山下乡插队到这里，还有他极富浪漫主义的理想。他在学校是文学社的主编，响当当的一支笔。他妙笔生花激扬出来的文字总是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地指点着江山，奔放而强劲。让同学们读之击节，读后放旷。他下到这里依水而居，集水为韵，向水而著华章。同时崔振国在学校又是班里物理“三剑客”中的“阿多斯”。他不但物理成绩出类拔萃超凡出众，而且动手能力还好生了得。维修小家电那是他的寻常本领，装配矿石收音机、制作扬生器、闹钟等这是他练手的好把戏。因而下乡之后为各生产队修水泵，修打谷机、碾米机、破竹机和榨油机就成了他在乡下劳动生产的主场。
绕临湘缓缓而奔流的长江段，平日里风平浪静，碧水清波，它一年四季为这座湘北门户的古城提供着清潾潾的充沛水源。它让百姓饮水浣纱，它让田亩稻菽丰产，它蓄养的鱼鳖虾蟹，丰腴着百姓的餐桌。水的润泽，把这方子民养育得人才辈出，俊杰蔚然。然而这段长江在春夏交季，它却变得暴戾无常、兴风作浪、咆哮怒号、水天博击、决堤成患。因而每年人们都要上堤坝，堆堤筑坝，抗洪抢险，日日夜夜守候在堤坝上，风里来雨里去，不得偷闲。
崔振国下乡的第六个年头他又一次奉命去堤坝抗洪抢险。这一次艰苦卓绝的与天斗却并未让他其乐无穷，而是让他这个乡间的文学才子，劳动生产中的修理大王，差点“中道崩殂”。最终他突遇顽石砸腰，终身瘫痪而走上了一条英雄末路。夲来作为扎根农村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它走向第六个年头的历史时刻已是风雨飘摇，怨声载道，难以为继的坐困愁城。那些出身好有背景有门路的知青们大都招工调干入学回城了，剩下的不能说是坚守而是无奈留在乡下的，大多斗志涣散，心灰意冷，愁绪苦闷，早已不似当年豪气干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了。有的知青甚至成了贫下中农难以再教育下去的混混或偷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二流子。
那年，我们的崔振国也正遭逢恋人回城，自己却因家庭原因无缘回城的巨大困惑。那次生产大队抽调去长江堤坝抗洪抢险的生力军，都是类似崔振国式的老知青。白天一天的艰辛劳动，推土筑坝，背沙石固坝，夯木桩拦坝；夜晚轮班值勤，提灯巡坝，堵塞堤坝漏洞，发现重大险情敲锣示警，一番番紧张的忙碌。到底是年青人，崔振国这些清一色的老知青，劳动一天后竟然在其他突击队的鼾声中，还振声高歌当时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的《南京知青之歌》。一个个泪眼婆娑哀怨地喊唱着：“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啊长沙啊长沙，我可爱的故乡可爱的故乡，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当然末句中把“南京”改为“长沙”是崔振国一向寻章摘句的跳脱。
一个风大雨急的夜晚，大坝险情告急，崔振国他们突击队全员迅速奔赴堤坝抢险。崔振国仍是在堤坝下抽水，但抽水机却在这关键时刻罢工了。崔振国只好在伙伴们打的手电光下冒着滂沱大雨不时酸涩眼睛的困难，抢修抽水机。正当他把抽水机修好，弯腰去点火摇臂，发动引擎之际，突然从堤坝上滾下来一块巨大的顽石，不偏不倚砸在了崔振国弯着的腰身上。他一头栽倒在抽水机身上，即刻前额鲜血如注。这块砸中崔振国腰部的巨大顽石，原来是崔振国突击队两个抬石头的知青伙伴不小心踏进泥水中，而让没有用粗麻绳梱紧的大石头滑落麻绳而滚落下堤坝的。这突遇而来的横祸虽结束了崔振国的知青生涯，但却造成了他下半身瘫痪的终生悲剧。
故事讲完了，灯光下张主任早已是老泪盈眶，显然他已陷在我那无比悲情的故事里，这位公社知青办主任被我悲凉又有几分忿慨的诉说深深感动，久久难以释怀。而我自己也沉浸在无比凄楚又说不出的况味里。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转眼那场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多半个世纪了。当年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农再教育的我们现如今都已进入了古稀之年，从当年那个历史的天空渐近走向了“唯见长江天际流”的生命尽头。的确“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十年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转头即成空谈。谁又能道出当年那磋砣岁月的记忆留在我们心头的况味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年拍板决策我们两千万知青大规模回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亲手扳正的中华民族这艘巨轮，从我们回城的那个历史关头开始，已朝世界先进之林迈过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征程。而万分荣幸的是，当年我们这批回城的知青“好风凭借力”正跟上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我们在“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无愧历史，无愧于心，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从这个意义追忆我们那代知青的整体命运，我们心中自是如王阳明先生般的感慨：“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桥下春波绿，天空惊鸿影，放眼向晚处，壮心仍千里。在历经了那十年上山下乡的悲壮，又勇立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潮头，如今的我们虽已是老朽，却活出了“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的通透，何况我们的眼前正是，青山夕照，微霞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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