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证监局近日通报了一起并不常见的“老鼠仓”案例。一名量化基金的核心IT人员利用掌握的策略执行信息，代客交易获利8857万元，被罚没合计超过1.77亿元并禁入证券市场5年。 十八大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显著加强。公募基金行业作为重要的资产管理领域，自然成为监管重点。多位昔日明星基金经理相继落马，揭示出行业潜藏已久的顽疾。
海富通基金的“窝案”堪称典型。2014年，蒋征、陈绍胜、牟永宁、程岽、黄春雨五位原任或时任基金经理因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被一并移送公安机关。同公司多名基金经理涉案，暴露出个别基金公司内部控制的严重缺陷。
博时基金马乐案，则以其庞大的涉案金额引起市场高度关注。马乐操作账户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卖相同股票，成交额超10亿元，非法获利近2000万元。此案被称为当时最大的“老鼠仓”案，最终马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中邮基金先是2013年冠军基金经理厉建超被立案调查，后有投资总监邓立新在2017年案发。邓立新操作“老鼠仓”时间长达8年，涉及巨额成交金额和非法获利。一家公司先后两位投资负责人涉案，令人深思。
随着时间推移，监管手段不断升级，查处行动持续深入。2018年后，仍有多起基金经理违法案件被查处，表明“捕鼠行动”并非一阵风。
2020年，银华基金周可彦案引人关注。作为银华富裕主题基金经理，周可彦将其掌握的未公开信息泄露给配偶，由配偶操作账户进行交易。最终，周可彦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这一案件显示出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即使是通过亲属间接作案也难以逃脱制裁。
2023年，华夏基金夏某龙案的通报表明监管的持续高压。夏某龙作为时任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控制他人账户进行趋同交易，最终被采取3年市场禁入措施。
2025年，国寿安保基金李丹因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控制他人证券账户从事与基金未公开信息相关的趋同交易（结果为亏损），被处以60万元罚款。
2025年，海富通基金杨宁嘉因利用未公开信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被处以50万元罚款。
十余年来，监管对“老鼠仓”等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始终如一。
面对隐蔽性较强的“老鼠仓”行为，监管部门的查处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使得查处工作更加精准高效。以往，监管主要依靠举报和随机抽查。如今， 稽查大数据系统能够自动筛查异常交易行为，及时发现账户之间的关联性，使得“老鼠仓”无所遁形。
在法制层面，《刑法修正案（七）》 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入刑，大大提高了违法成本。情节严重者不仅面临行政处罚，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广发基金原基金经理白金、李险峰的案件，就展示了刑事追责的严肃性。二人在2020年被追究刑责，彰显了执法力度。
监管方式也从单一的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监控延伸。突袭检查、现场巡查等监管措施常态化，形成有效震慑。
一系列“老鼠仓”案件的查处，对公募基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行业向更加规范、透明的方向发展。只有坚守合规底线，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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