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3日，北京气温零下十度，人民大会堂里依旧灯火通明。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们讨论议程，周恩来突然把身体前倾，压低嗓音问同组的许德珩：“你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屋里的人瞬间安静。许德珩笑了笑：“那会儿我在黄埔军校讲课，后来又去北大。”寥寥几字，把半个世纪的风雨轻轻带过。
很多与会者不知道，眼前这位须发皆白的老教授，年轻时可够折腾。1890年，他出生在江西九江一个大家族，家境殷实却没走纨绔路子。少年常听长辈议论甲午、庚子，两次国耻让他坐立不安，自此认准“救国”二字。
五四前夜，北大西斋烛光闪烁，许德珩撕床单做标语，“停止割地、取消二十一条”几个大字满是墨香。第二天3000人汇聚天安门，他站在第一排，高喊口号，还顺手点了赵家楼。逮进牢房后，他自嘲“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狱友都被逗乐，却没人怀疑他真敢玩命。
1920年初春，他挤上开往马赛的邮船，口袋比船舱还空。远在法国里昂，周恩来一听老同学来了，赶紧凑钱替他垫房租。两人常在塞纳河畔议论世界局势，“中国往哪儿去？”成为永恒话题。几年后，许德珩拿着社会学文凭回国，蔡元培一句“黄埔需要老师”，他二话不说上岗。讲课之余，他和熊雄、周恩来在操场边讨论政治教育，连晚饭都顾不上吃。
抗日烽火点燃华北，1936年冬天，他听说陕北缺衣少药，立刻掏空口袋跑到东安市场，一口气买了十二块怀表、三十多双布鞋，还带几根火腿。朋友提醒要不要写收条，他摆手：“十几块钱的小物件，别劳烦毛润之。”物资交到延安，毛泽东回信一句“我们与你们精神上完全一致”，让许德珩把信珍藏了大半生。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封红色请柬。“十二日上午十时，红岩嘴小聚”，落款毛泽东。酒过三巡，主席忽然问起那批火腿，“原来是你们送的呀！”一句戏谑，把桌上几位都逗乐。也是在这座山城，许德珩把“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名“九三座谈会”，后又发展成九三学社，专门团结科技文化界人士。毛泽东评价：“这个组织以后有大用。”果真，一留就是几十年。
北平和平解放后，许德珩被请上天安门观礼。新中国刚成立，他先干政务院水产部长，又当中央文教负责人，俸禄不低，可依旧两袖清风。问他原因，他常说：“当年蔡校长帮我，如今轮到我回馈。”一批又一批学生因此改变命运，其中就有后来参加“两弹一星”的青年学者。
时间来到1957年夏夜，院子里蛐蛐声此起彼伏。女婿邓稼先看着老丈人，把心里疑惑说了出来：“您当年不怕前途断送？”许德珩抬头望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硬气话，邓稼先一直记到罗布泊的爆炸声响起。
“文革”动荡，许德珩也曾被推到风口。他淡定得很：“历史长了，事情总归要翻篇。”1973年后局势缓和，他又被请回大会堂主持会议。年近九旬还四处奔波，常有人劝他保重，他却说“手里还有事，躺不下来”。
1979年，他终于递交第三次入党申请。邓颖超在介绍信上写道：“完全符合党员标准。”同年秋天，老人穿上新发的党员徽章，特意绕着中南海南苑走了三圈，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只见那枚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一百岁。告别仪式上，有人回忆起那场1975年的对话——一句轻轻的“你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仿佛再度把人们拉回黄埔校场、塞纳河畔、重庆茶馆。历史的细节往往朴素，却最能说明一个人毕生的坚守：无论身处讲堂、战壕还是会场，许德珩始终记得自己那张五四游行用过的床单——救国两个字，早已写进了他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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