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统一”是台湾所能做出的最明智选择|中美关系|大陆|广东|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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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在台湾问题上，定义权必须在我们手里！

近来，大陆在两岸关系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发布四中全会公报、举行台湾光复纪念日活动、新华社连续刊发三篇“钟台文”署名文章，以及将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至100个，持续释放和平统一的明确信号。

观台湾地区，国民党新任主席郑丽文上任后，明确表示国民党“要承担起拨乱反正的使命”和“维护两岸和平”。民进党当局则推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延续绿营惯用的“抗中保台”伎俩，制造敌意叙事。

针对未来四年台湾地区两大政党在两岸政策上的走向与分歧，郑永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进行了研判；同时，他也就如何向世界讲好“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以及在统一进程中如何妥善应对外部环境的干扰与风波，进行了深入的观察。

在台北市象山拍摄的台北市市区夜景。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台湾地区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从来不是岛内事务，而是两岸共同的问题。

这些年来，人们在台湾问题上涌现了诸多分歧，这是国际环境整体变化所带来的结果。首先，在国际政治环境方面，台湾地区曾被西方视为所谓“民主”的象征，但如今美国（西方）自己却身陷治理危机和民主信任危机。美国在特朗普时期更是呈现“新现实主义”和“整体交易观”，对台湾的定位随之发生变化。

在经济层面，台湾深度嵌入西方经济体，但随着特朗普推动“再工业化”，要求台积电迁往美国，台湾经济的核心支柱开始面临动摇。

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因过度的帝国扩张而难以继续承担庞大的盟友体系，所谓“对台湾的保护”本来就是之前部分台湾当局的“痴心妄想”。

如今，台湾当局很多人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台独”意味着什么，并开始对台湾地区的未来作出更加现实主义的考量。对台湾来说，“统一”和“独立”两个选项中，“独立”注定死路一条；“统一”则是台湾所能做出的最明智选择。

民调显示，中间选民正在向在野阵营流动。蓝白若持续磨合，不仅能在2026年县市长选举挑战绿营执政，更可能动摇2028选局。图源：美联社

谈及所谓“认同政治”，郑永年教授指出，民进党构建的这一路线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从源头上看，台湾大部分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即便要讨论“认同政治”，最终也只能回到“中华性”“中国性”（Chineseness）。这也是部分非蓝营人士在心理和认同层面出现变化的一个原因。

台湾问题从来不是政体问题，而是主权问题；中国从未放弃、也永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定义权。西方智库的观点也反映出，美国在现实压力下正在调整其对台湾问题的认知，逐渐超出所谓“民主-专制”的认知范畴。特别是对特朗普而言，如果能用“交易”的方式给美国带来一定的好处，那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会成为一种可接受的（acceptable）途径。

关于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恶劣涉台言论，郑永年教授指出，日本右派长期存在“殖民心结”，但从实力政治来看，日本自身老龄化严重、结构性困境突出，根本无力改变台湾问题的走向。

他强调，如今大陆无论是地缘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还是经贸层面，都已有了相当的主动权。现在国民党进入新生代，更具现实主义，此时大陆的立场尤为关键。我们要追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更要考虑到台湾老百姓的福祉；对“统一”和“独立”的态度，也必须更加明确。国际局势变化迅速，下一步确实需要加快“统一”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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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全球南方”面临挑战，一个根源在于美国等“全球北方”自陷危机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度调整，“全球南方”共同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应如何破解？

郑永年教授在参加“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期间接受中国社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如今由“全球北方”衰落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对全球南方而言是一个机遇，关键在于重新确立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期间，“中国角”数字化日在巴西贝伦举行，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应用开展交流。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表示，在全球南方议题上，核心矛盾仍是发展与现代化。当前，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一个根源在于“全球北方”自身出现了危机。自特朗普政府推行“退群”政策、疏远盟友，“全球北方”的发展已陷困境。美国自己的发展矛盾也愈发突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失衡，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分化加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欧盟的问题更为显著，过度监管与高福利政策使得福利社会难以为继，创新能力也因监管过多而无法充分释放。

这种由“全球北方”衰落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对全球南方而言反而是机遇，关键在于重新确立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

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西方一方面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中附加诸多条件，将他国发展的“梯子”抽走。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与发展模式与西方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的技术体系已基本覆盖从低端到高端的各个领域，中低端技术及相关产能相当成熟。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其核心是助力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学校、医院，而这些都是任何经济体实现发展的必备条件。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创新价值，核心就在于“既要拥抱世界，又要走自己的路”。若拥抱世界的结果是丧失自我、变成另一个“美国”或其他国家，这样的现代化注定失败。

采访原文

郑永年：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11月21日，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北京开幕，百余位国内外学者围绕“携手迈向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会上发布的《世界现代化发展报告》指出，西方现代化暴露出诸多问题，而“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正基于各自资源、历史与文化条件，走出多元化发展道路，深刻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
正如郑永年教授在发言时所强调的，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照搬他国经验，全球南方国家要实现更大发展，需摒弃对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结合自身文明和实际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发言。图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郑永年教授表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自身庞大经济体量和深厚文明底蕴，在全面开放、拥抱世界的同时保持经济独立和思想自主，开辟了基于自身实践的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在发展壮大后，不仅致力于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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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当下，发展机遇要由我们自己去创造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

在接受《湖北日报》专访时，郑永年教授表示，尽管世界大势动荡叠加不确定性，但中国已具备在变局中稳住节奏、保持定力的实力和主动性。谈及未来五年可能深刻影响全球格局的中美关系，他判断总体前景可保持审慎乐观——方向难免起伏，但其中并非毫无确定性可循。

11月5日，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本届进博会有1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4108家境外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过43万平方米，展览面积和企业总数均创历史新高。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全球出现“有限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一些国家卷入外部冲突，内部右翼势力抬升、社会运动频发，其根源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公和国家间发展失衡，进而引发内部矛盾及国家之间的冲突。

他认为，未来五年的不确定性中也包含确定性。尽管一些“黑天鹅”事件仍未停息，但中国在心理和政策上已具备应对各种风险的定力和能力。

谈到中美关系，他指出，未来五年，有将近四年是特朗普的任期，且往后看，特朗普对美国内部政治的影响力可能还会延续。拜登时期的“三条战线”围堵，在特朗普时期很大程度上浓缩为经贸科技领域，而这正是双方可以交易和谈判的领域。在近期的贸易战中，中国反制得力，中美元首会晤更是做到了“斗而不破”，在斗争中推进。

他强调，中美两国之间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只是如美国所言具有许多经贸冲突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缺少政治信任。经过这几轮交往，中美双方趋向理性务实，这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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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抢抓盛会机遇，推动湾区融合再上一个台阶

首次横跨粤港澳的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赛、首次穿越深港的马拉松比赛、运动员首次在高速竞技状态下“无感通关”……十五运会期间，多项跨境赛事实现了“历史首次”，这些开创性举措给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作为首次由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联合举办的全运会，十五运会举办过程如何体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围绕这些问题，郑永年教授近日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图为自行车参赛选手经过港珠澳大桥，跨越粤港澳三地。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在采访中指出，十五运会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抓手，为了全运会顺利举办，粤港澳三地在很多方面做了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各种规则的衔接、机制的对接。全运会是一次机遇，明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也是一次机遇。粤港澳要抓住每一次机遇，继续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使我们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再上一个台阶。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粤港澳大湾区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协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共同的大市场。如今，大湾区居民交流往来越来越方便，通过全运会或者APEC等机遇，大湾区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定能建设一个共同的大市场。

为了加快构建湾区共同市场，需要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统一。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先把横琴、前海、南沙、河套这四大合作平台的规则统一起来，比如采用港澳的规则。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同市场一旦形成，其辐射能量能提升好几个级别，不仅可以向北部、向周边省份辐射，甚至可以辐射到东南亚，促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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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广东要扛起“挑大梁”的责任

11月18日，第二十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广州南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总结“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成就和经验，为“十五五”期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集思广益、贡献智慧。郑永年教授受邀出席主论坛和“全球经贸新格局：出海的机遇与挑战”专题平行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郑永年教授在会上强调，广东要扛起“挑大梁”的责任，不仅要对得起“改革先锋”的称号，更要在中美科技竞争、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当主力。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作为中国三大科创板块之一的大湾区，最具条件打造“地域嵌入型经济平台”。若大湾区11个城市实现深度融合，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创中心。

为扛起使命、破解挑战，郑永年教授提议广东从五大方面推进改革：一是建设大科创体制，科研经费向年轻人和专精特新企业倾斜，培育“耐心资本”；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释放城市群协同活力；三是优化监管体系，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适度松绑，避免优质成果流失；四是以横琴、前海等四地为试点与港澳规则对接，通过“港澳+”模式推进制度型开放，自然形成共同市场；五是联合港澳打造企业出海“第一站”，助力企业全球化发展。

郑永年教授强调，企业出海是大趋势。大湾区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推手，广东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和企业全球化的需求，这些因素表明广东企业下一步的出海是大规模的。广东的企业要加快出海，以中国为根基进行全球布局，构建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中国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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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皆是为了定位于“人民至上”

未来五年，中国将如何应对内外挑战，实现关键一跃？《南风窗》独家专访了郑永年教授。在他看来，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皆是为了定位于“人民至上”。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则必须依靠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推动一场全方位的体制机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