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十五五’时期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基本特征。”11月19日，全国政协委员、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会长王理宗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理解，“‘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非简单地并列，而是相互交织、彼此转化的矛盾统一体。对这一时期特征的认知，需要超越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进入一种辩证、动态、系统的思维框架。”
王理宗认为，与过去相比，“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机遇其内涵和发生逻辑已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换道超车”机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正处于重大突破的前夜，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市场规模、海量的数据资源和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这为我们在前沿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强大国内市场形成的“内生增长”机遇。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战略纵深；再者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机遇。随着制度型开放创造新空间、市场化改革激发新活力、治理现代化提升新效能，“制度红利”的核心也从以往的政策优惠转向制度型开放与系统性创新所释放的长期发展动能。
“不过，‘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风险挑战的严峻性与复杂性也空前突出。”王理宗表示，一方面，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某些西方国家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科技、经贸、金融、意识形态等领域对我国的围堵打压全面升级。“脱钩断链”“去风险”等叙事背后，是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之外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科技安全与产业竞争白热化。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严峻。在高科技领域，我们不仅面临技术封锁，还面临“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精准打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呈现区域化、本土化趋势，这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企业构成了重构性的挑战。
近期发生的“安世半导体”事件让长期为高科技企业“代言”的王理宗心生警惕，他做出了三个判断：一是国家安全审查已成为跨国投资最不可预测的壁垒；二是高科技领域是地缘政治竞争的“风暴眼”；三是合规的内涵已从商业法律合规扩展到“政治合规”。“半导体是数字经济的基石，也是当前大国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在关键基础设施、先进技术、敏感数据等领域，‘国家安全’的定义被无限扩大和泛化，成为推行保护主义、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企业过去习以为常的商业逻辑、法律框架和投资评估模型，在政治化的‘国家安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王理宗提醒。
为此，王理宗提出，“安世半导体事件警示我们，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合规’风险评估体系，在发展中筑牢安全屏障，在安全中谋求更大发展。”具体而言，在战略层面，树立“系统安全观”，将安全内生于发展战略，包括建立常态化的全球风险扫描机制，定期绘制“政治风险地图”“供应链风险地图”和“技术依赖风险地图”，对重点国家和关键环节进行压力测试，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管理的转变。对于事关企业生死存亡和国计民生的核心技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争取技术路线的“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并行。在战术层面，提升“走出去”的精细化与合规化水平。“企业必须超越‘投资者’身份，努力成为东道国的‘企业公民’。通过本地采购、本地雇佣、履行社会责任、透明沟通等方式，与当地政府、社区、媒体建立互信，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软环境’。”王理宗支招。
“‘十五五’时期，我们航行在一片充满机遇也暗藏礁石的新海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是这片海域的基本海况。对于企业而言，最大的确定性来自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培育自主品牌、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内部管理，是企业抵御一切风险的‘压舱石’。对于国家而言，我们只有通过构建内部的确定性——核心技术的突破、供应链的韧性、管理的精益、品牌的魅力——来从容应对外部的一切不确定性。”在商海搏击数十年与中国经济共成长的王理宗坚信明天会更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场伟大的航程中，不仅能够穿越风浪，更能够御风而行，抵达高质量发展的新彼岸。”
记者：陈建萍
文字编辑：孙琳
新媒体编辑：莫愁
审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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