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23日，阳城电厂奠基仪式的彩旗刚挂起，胡富国在人群里忽然弯腰，替随行的一位能源部处长把行李包提了起来。周围人愣住：省委书记给处长拎包，这算什么规矩？质疑声在当晚就传进了太原。第二天省委办公楼里议论纷纷，“是不是姿态过低”“影响山西形象”的说法此起彼伏。胡富国听完，抬手压了压场面：“别想着天上掉馅饼，日子要自己干出来，他愿下基层帮咱跑项目，我提个包算什么？”
这件小插曲后来被传成“拎包门”，却恰好映照出胡富国的一贯作风——凡是与发展有关的事，不惜面子，也不讲排场。追溯到更早的1992年7月，胡富国刚以代省长身份返晋，他就拉着省计委、交通厅、煤炭厅三家组成联席小组，五天跑了八个地市。途中吃盒饭、住招待所，唯一要求是“必须把山路、矿区和沟壑都看清楚”。同行干部私下说，“胡书记是拿自己当推土机使”。
三个月后，山西“三基”战略雏形成稿：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教育齐发力。文件上报前，他特意又加了一句“凡工程，无论大小，省级领导对接到底”。“对接”二字后来成了胡富国的口头禅。1993年初的太旧高速可行性报告卡在国家计委，他直接把项目团队带到北京，连跑四个部委，硬是把原定五年工期缩到三年。有人提醒修路难度大、资金缺口更大，他摆手：“山西堵在娘子关口几十年，咱再拖，煤都出不去。”这条110公里的高速终在1996年6月25日通车，货车司机举横幅谢他“打开东大门”。
太旧高速只是胡富国“现场督战”的典型。1993至1995三年里，他在太原机场工地出现28次，在太原火车站新站房出现19次，最短一次停留不到40分钟，只为盯一份质量抽检单。技术人员悄悄打趣：“胡书记不是来剪彩的，是来做监理的。”
如果说基建让外界记住了胡富国的硬朗，那么教育则暴露了他的软肋。1994年春，他到吕梁调研，进山路滑，吉普车三次熄火。抵达临县那所土坯小学时，教室里冷风直灌，孩子们脚上大多只裹旧布。胡富国站在门口，沉默足足两分钟。随行工作人员想催他发言，他只是用袖子抹了一把眼角，然后一句话：“再穷不能穷娃娃。”当晚，他拍板拨款三万元修校舍，并自掏腰包给每个学生备课本。此后的六一儿童节，他亲手写下24句寄语寄往那所小学——一位省委书记给山里娃写信，在当时并不多见。
教育投入随后被列为“十大重点工程”之一。省财政拿不出钱，他又去北京跑部委；部委预算紧，他再回太原发动社会捐助。短短四天，汇款单堆满办公桌，总额八十余万元，高于山西过去四年个人捐款之和。某次记者提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笑言：“咱山西煤厚，可脑袋不能薄。没学生，矿也守不住。”
做事不讲情面，是胡富国另一标签。1993年春节前夜，临猗县菜农白天被打死在拘留所的消息传到省里，他立刻拍板：由省、地两级组成调查组，限期破案。随后审理四次开庭、县公安局长宁海德获刑三年，两名凶手被判死刑。有干部私下劝他“留点余地”，他当场回击：“拿老百姓命当筹码？共产党员不能这么干。”
同样的硬度出现在忻州交警大队修理厂诈骗案。市公安局长沈玉根包庇主犯，胡富国下令“完不成项目就撤职”。七个月后案子结清，沈玉根获刑七年。有人担心他安全，他淡淡一句：“刀尖上跳舞，也得跳。否则对不起这身衣服。”
正因如此，山西老百姓对他有一种近乎朴素的信任。1995年春节，长治一条偏僻巷子里贴出那副自制春联：“胡书记清政扶贫困；三晋人奋发奔小康”。当地记者问写联人为何要把省委书记写进去，回答很直白：“好官，得留名。”胡富国得知后先是大笑，旋即让秘书转话给对方：“联子好，但别捧人，捧事就行。”
在外界看来，胡富国最具争议的仍是那次“拎包”。事后，处长本人向媒体回忆，当天他劝胡书记不必如此，胡富国摆手：“能把工程带进山西，你就是财神。咱穷，不能再端着。”这番话几乎成了他任期的注脚：务实、不怕掉价，只怕山西掉队。
1997年，阳城电厂一期并网，跨省供电模式由此开局，华东电网迎来第一度“晋电”。没有多少人再提当年那只行李包，人们更多记住的是胡富国留下的高速、机场、电厂和一间间整修后的教室。至于他本人，离任时只说了三个字：“还欠账。”在三晋大地，这句话至今被一些基层干部挂在嘴边当提醒：官帽再大，也要学会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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