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你要到山西去暂住一阵。”电话那端的工作人员语气平静，却不容商量。李运昌停顿两秒，只简单回答了一声“明白”。
1955年秋，薪金制正式落地，全国干部第一次被严格划入行政等级。行政5级，在当时仅次于最高层的1—4级，对应军队正兵团级，月薪折算下来大约四百三十多元。这是个什么概念？那一年北京普通科员月拿三十多元，资深工程师也不过一百出头，5级干部的收入几乎是他们的十倍。政策设计者原以为这样的差距足够体面，然而对李运昌来说，账面富裕并不等于口袋殷实。
他在河北农村长大，老家亲族多，解放后陆续有亲戚进京求职、看病、上学，谁也不好意思空手而回。再加上子女一个接一个，学费、食堂钱、衣服票都得掏。熟人来借钱，他从不推辞，“多则百元，少则十几”，月薪只剩零头。有意思的是，工资在账面上看涨，实际却在缩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后，中央几次缩减高干薪金，李运昌到1965年只剩三百多元。数字还算漂亮，可每月到头，兜里照例见底。
职务与级别的错位让外人疑惑。李运昌一辈子没当过正部长，大多是“第一副”字样。原因之一是革命年代定级主要看资历和贡献，而不是眼前座位。级别确定后极难变动，后来干部提拔再高，工资条也不一定跟着跳档。对于老干部来说，这既是荣耀，也是沉甸甸的束缚。
转折点出现在“文革”后期。1975年，为“审查问题”，他被通知离京，地点选在山西长治。按照规定，发给每月生活费二百元，比地级市书记标配还高一点，可比他原来的薪资少了一截。没人料到，这笔钱第一次让他有了积蓄。
原因很简单。一离开北京，亲戚朋友音讯全无，求助的、登门的统统消失；儿女已各自成家，也不在身边吃饭。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两口人开支有限。长治当年市场价格低，白面六分钱一斤，羊肉七角，蔬菜大多几分钱。李运昌每日两顿粗细搭配，加上偶尔买些书报，一月还花不到一百五。“剩下的，帮衬一下隔壁街坊。”他后来回忆，“远亲不如近邻是真理。”
邻居们并不知道面前这位白发老人当过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只知道他愿意替孩子看门，替老大娘跑腿，拉起家常毫无架子。李运昌也在这种半隐半显的状态里度过了三年。
1978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传到长治。“形势变了，该回去了。”长子来信催促。是否需要等正式文件？有人劝稳妥，但家里达成共识——主动出击。于是2月初，他带着全部行李，一张三等车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回到北京西站。到家没几天，组织部门来人谈话，批评一句“擅自回京”后补上手续，事情算揭过去。
恢复工作意外顺畅。1979年，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兼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行政5级待遇依旧。月薪回到四百元区间，生活节奏却彻底变了。那时亲戚们已各自找到出路，孩子自食其力，李运昌终于可以把收入用在读书、看戏、偶尔旅行。朋友打趣：“你退休才真正过上工资水平相符的日子。”
有人问他，年轻时如果少管一点闲事，能不能早早攒下一大笔？他淡淡一笑：“那是命，不后悔。”从慷慨借钱到偏居长治，从两百块结余到重返北京，李运昌的际遇映照了一条清晰的历史纵线：干部待遇从高到低再到平稳，社会关系从血亲、同乡网络转向制度化保障。
不得不说，1950年代的薪金制试图用量化手段弥补战时功劳，而1970年代的外放又提醒世人，等级再高也不代表安全。对普通人而言，那一串冰冷的数字是榜样也是镜子——钱多未必花得开，位置高也可能朝不保夕。李运昌的故事说明，制度在变，环境在变，人情却难以脱身；唯有心里留几分余地，才能在风向突变时稳住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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