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的临江】“再往后撤一里,就是鸭绿江了。”侦察参谋边喘气边回报,雪沫子打在帽檐上,闪着冷光。林总抬头看看阴沉的天空,没有回答。
抗战胜利后,仅仅几个月,东北就成了最胶着的战区。苏军尚未完全撤离,美制运输机却源源不断把蒋介石的精锐送到沈阳、长春。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一个个编号看似冰冷,背后却是坦克、火炮、战斗机的轰鸣。南满平原上,到处都是崭新的M3坦克履带印。
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多来自各解放区。装备杂,子弹口径不一,连皮靴都靠老百姓缝补。但战略机会又实在诱人——谁掌握东北,谁就攥住了工业与资源的心脏。这一点,蒋介石、林总都看得清清楚楚。
杜聿明率东北保安司令部落地哈尔滨后,迅速提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他的判断:林彪主力在北满,如能突击松花江以南,林军必回援,战线就被牵着走。想法精准,执行之人同样是淬火多年的川军与滇军老兵。
林总被迫把大部主力收拢到佳木斯—牡丹江一线,留下南满根据地给两支番号很小、胆子很大的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兵员加起来不到三万人,火炮更是“听声响就能数清门数”。然而,就是这点家底,硬生生把杜聿明的攻势磨成了拉锯。
第三纵队司令员是曾克林。此人出身红三军团,一口湖南话,炮声里讲话比喇叭还响。抗战后期,他在冀中练出夜袭专长,专打敌人后腰。第四纵队最初的司令员是吴克华,皖南事变突围骨干,行事稳健。遗憾的是,四纵在本溪遭新六军猛攻,人员损失近千。高压之下,指挥棒移交给胡奇才。
胡奇才的名声并不只来自那口贵州腔,更来自“猎豹式”奔袭。海城一役,他带四纵绕山地封锁线夜行80里,天亮前突入城北。驻守的第六师一个加强团还在闹钟里做梦,就被冲散。接收起义官兵时,胡奇才拍拍被俘军官肩膀:“兄弟,换一面旗子,枪还是那么热。”对方苦笑,只能应声。
有意思的是,这场突袭倒逼国军改变节奏,杜聿明不得不把“先南后北”临时调整为“各个击破”。这给了南满根据地两位政工干才——萧劲光、陈云——难得的修整窗口。萧劲光负责前沿指挥,每天摸着地图跟曾克林商量:“敌人打哪里,我们就让他痛在哪里。”陈云则在后方动员粮草,从松花江沿岸到辽南山区,一条条粮车道被组织起来。
1946年4月至6月,四保临江拉开帷幕。临江市守军不到万人,却成了双方必争之地。杜聿明四次调集兵力合围,试图拔钉子。曾克林、胡奇才采取“峰火轮战术”——一个团守城,其余部队分批出击敌军侧后,阵地像弹簧,压下去又弹起。第四次围攻结束时,国军一个师折损过半,南攻战略被迫按下暂停键。
短暂停火令北满重新积蓄力量。三下江南行动便在此刻浮出水面。林总把抽调出来的4个师打碎、分片渗透到辽西、辽南,配合南满两纵队打“堤坝战”——截断江面航线、炸桥、毁轨。三下之中,以1947年春季那一次最为凶险:江面解冻刚半月,炮火震得冰片乱飞。四纵决死连端着驳壳枪趟冰水行进,登岸后衣服当即冻成盔甲,却硬是夺下东丰车站。
“韩副纵队长,那边亮火太多。”某次夜袭前,观察员提醒韩先楚。韩先楚笑笑,吐掉烟蒂:“越亮越好,做灯笼用。”韩时任四纵副司令,却几乎场场身先士卒。他善于将传统骑兵的灵活性嫁接到步兵机动,几支小分队骑上农家骡马,闪电迂回,新六军侦察组常常一觉醒来,只剩空营房。
1947年夏,国军在南满兵力降到10万人以下,战线呈波浪形后缩。林总抓住刹那机会,挥师南下,同萧劲光、曾克林、胡奇才三方合围,本溪、营口、抚顺相继脱离国府控制。东北局电报里第一次用上“全线主动”四个字。
回望南满两纵队,仅靠三至五万兵力硬撑一年半,击毙击伤国军两万余,拖住三个美械军,创造了双方战损比接近1:3的纪录。坚守的意义不仅是战果,更在于保住了基础工业区和辽南几百万群众。
谁是南满两纵队的司令员?一句话概括:第三纵队的曾克林,第四纵队先后由吴克华、胡奇才担任,而韩先楚虽为副职,实则战场主角之一。这几位“能打敢撑”的中生代指挥员,与萧劲光、陈云形成前线与后方、武与政的互补,才令南满根据地在狂风骤雨中始终亮着灯火。
抗美械、顶强攻、护根基,这就是南满两纵队交出的答卷。短短一年多,他们把辽南这块“等着被摘的果子”锻造成钢铁堡垒,为日后辽沈战役提供出发阵地,也给东北解放奠下沉甸甸的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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