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当看到备受自己信任的“进步学生”马驼铃走进审讯室来劝降时，李竹声方才恍然大悟，然悔之晚矣。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的李竹声脸色阴沉、沉默不语。
李竹声本可避免被捕，但三个阴差阳错的疏漏没能让李竹声幸免：
1、丝毫不怀疑来历不明政历不清的马驼铃；
2、进入机关前没有观察警号是否变动；
3、警报系统的老龚醉酒误事。
李竹声没有张闻天的警惕、夏衍的警觉、冯雪峰的机警，也没有邓小平、黄玠然、宣侠父的运气，却有赵世炎的粗心、陈乔年的大意，又没有赵世炎、延年乔年兄弟的坚贞、杨匏安的豪情、邓中夏的正气，所以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走到1934年就戛然而止了。
人生命运之迥异不同，有时就只在一念之间、一步之差上。
老龚是“白面书生”翁瑛的化名代号，他曾担任宋侃夫的无线电培训老师，也担任过中央苏区军委三局的政委，后又被派到东北、上海等地。李竹声被捕前后，老龚担任上海中央局的报警员。
逮捕李竹声等人的行动之前，中统上海区“列出重要机关20多处”后、在采取行动六小时之前，才由肃反专员季源溥将协捕文件递交给特区法院，以防泄密。
而在特区法院，确实有中共的卧底，能在这里潜伏中共地工人员，郁达夫的胞兄、黄苗子的岳父郁华（特区法院刑庭庭长）起了关键作用。
当时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捕人，必须要将案由、搜捕地址等情况形成文字材料后交到特区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设在租界的第二分院、第三分院），经特区法院签署盖章后，方可在租界巡捕的配合下进行联合抓捕行动，抓捕结束后需经特区法院审结，再宣判是否办理引渡，此即租界是国中之国的由来。
而特科警报系统在租界法院、巡捕房都有卧底人员，他们趁着文书流转审批、布置警力准备搜捕的间隙空档，早已把拟搜捕地点、行动时间抄写下来并送到指定的报警员处。报警员得到情报后，则迅速通知相关人员撤离。
此前邓颖超、秦缦云担任过此职，后来陈同生、孟菲也担任过此职，都干得相当出色，唯有老龚醉酒误事，酿成大错。
抓捕行动当天，当卧底急如星火的将情报送到老龚那里时，屋内无人，卧底按约定将写有抓捕行动时间和地址的情报放入抽屉中。
老龚买了酒食回来，却没有打开抽屉，一人独酌独饮，酩酊大醉后酣睡至天亮，遂致上海中央局第一次大破坏发生。
各方信息汇集后，老龚成为此次破坏事件的最大失职者，组织对其进行了隔离处理。
因老龚曾与杨光华有过接触，知道杨光华的住址，高文华带杨光华转移了住所，并告诉杨光华，“老龚很可疑”。
后来又一次碰头时，高文华又对杨光华说：“老龚的问题更严重了，中央局已将他隔离起来，但他总是寻机偷跑出去。”
这是中了中统上海区的离间之计，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我们所掌握的黑名单中，选择一个尚未逮捕的共产党徒黄国华，故意放出空气，说他已经秘密向我们效忠，正在暗中引导治安人员进行破坏共产党的中央机关。这一消息传出去之后，不多几天，果然有了反应……”
这一反应就是“中央特科红队派人通知他（杨光华）说：设法让老龚到山西旅馆去，就用熊国华的化名登记入住，以便除去这个祸害。”
（注：徐恩曾笔下的黄国华、先大启笔下的翁国华、陈蔚如笔下的翕国华其实就是熊国华，陈蔚如笔下的宝隆旅馆、岳夏笔下的山西旅馆、宝隆医院即是昼锦里的谦吉旅馆、仁济医院。）
“杨光华当即将条子送到老龚留下的地址，说是中央局要他在山西旅馆接头。
到了半夜，杨光华收到了老龚的回条。回条大意是说：我的环境不好，想先派人代为接头，然后自己再去。老龚很鬼，不肯轻易就范。
杨光华一看不好，又找不到中央局，只能自己应付这一局面。只有造成老龚的错觉，才能促使他非去山西旅馆不可。
打定主意，杨光华又传了条子过去，告诉对方：你当然知道，找你的人是不许别人见面的。
这无疑是在暗示：这回中央来人非同一般，应当是一个高级干部，你不去，来人是不会找你的。这回‘鱼’上钩了，老龚很快传了条子过来，表示‘完全同意’。”
老龚用“熊国华”之化名住进昼锦里的谦吉旅馆，等待中央局领导人前来接头谈话
熊国华入住谦吉旅馆后，六名红队队员到达这里，两人在门外警戒，两人在大厅接应，祝锦明与第一次执行任务的主射手胡陵武上楼。
祝锦明敲门后听到一声“门没锁”，祝便在房门口警戒，心里恐慌、情绪紧张的胡陵武，推门进入房间即开枪将熊国华击倒，却未近身补枪而仓皇撤出。
熊国华被租界捕房送到仁济医院急救，竟然被抢救过来。仁济医院又“当即会同租界治安当局，对于这个病人加以严密保护，从进门起，到通达房间的走廊和病室内，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特别警探把守。”
老龚的活着，让盛忠亮惊恐不已，因熊国华认识盛忠亮，生怕熊国华带人来抓他，于是给红队下达七天内必须击杀熊国华的死命令。
邝惠安遂亲自出马，带领孟华庭小组进行细致侦察和周密策划：
“9月24日，邝惠安在郑家桥大方旅馆内召集手下商议行动方案。
26日，邝惠安拿到仁济医院内部地图和巡捕分布图，同时命队员赵轩等分别在广东路惠宾旅馆、东新桥云州旅馆等旅馆守候待命。
当天下午，邝惠安和孟华庭骑脚踏车直奔山东路，巡视了一番。他们事先约定，如见到巡捕就以去帽抓头为暗号，因为没见巡捕，便示意赵轩等五人出来。
赵轩等取出皮箱中的枪械，于三点半左右潜入仁济医院，邝惠安和孟华庭在外面巡风。赵轩一行五人进入医院，其中二人看守接应室，一人在大门口把风，赵轩和小王迅速进了病房，射杀熊国华。一名看护的的中统特务闻讯赶来，也被看守的队员击毙。当红队队员们撤出大门时，迎面遇上听到枪声赶来的巡捕，将他击毙，随即向山东路撤离。”
黎霞的这个叙述得到徐恩曾回忆录的印证：“在某天下午三时光景，邝惠安又率领五个红队队员，携带冲锋枪等犀利武器，一阵猛冲，攻进黄的病房，连发数枪，结束了黄的性命，担任警卫的警探，一死一重伤，凶手全部逃逸，又被射死一巡捕，行人一死一伤……”
黎霞的这段叙述有一点瑕疵，就是担任看护的巡捕包探中绝对不会有“中统特务”。
曾挨了红队一枪而大难不死的陈蔚如（陈静），此时已被破格提升为中统上海区的副区长，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1934年10月的一天，有个叫翕国华的人在二马路昼锦里宝隆旅馆内遭枪击受伤，被捕房送进了仁济医院。捕房在其病房门口设有巡捕，在楼梯口也设有包探监视。
捕房的意图一是想待翕国华伤愈后查明被击真相；二是谨防有人暗杀翕。
四五天后的一天，突然有好几个人闯进仁济医院，开枪打死了病房内的翕国华以及巡捕、包探多人，仁济医院内一片混乱。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中统上海区行动股特务张凤章听到枪声后，立即赶到，目击了邝惠安等人正在向混乱的人群中撤退。
张凤章立即用电话向区总部报告了仁济医院所发生的一切。”
仁济医院事件发生后，相关人员又进行了紧急疏散。
杨光华被派到了哈尔滨，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在那里他与谭国辅再次相遇，两人后来又一同前往莫斯科接受王明、康生等人的审查，杨光华其中有一条罪状就是为什么要与老龚联络，怀疑红队的折损、盛忠亮的被捕都与杨光华有关。
高文华则被调到了天津，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他为解决省委经费困难，和妻子忍痛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换得50块大洋，维持省委机关运转了三个月。
看似除掉了心腹之患熊国华，盛忠亮就安全了，其实不然。盛忠亮在毫不知情中已经被特务盯上了，他给红队下达七天之内务必除掉熊国华的死命令，不但没能拯救自己，更令红队遭受重大损失。
陈蔚如1932年5月加入中统后，到1935年7月一直在中统上海行动区，这段时期，上海中共组织遭受史上最疯狂的破坏，叛徒陈蔚如全程参与这些破坏，因此作为亲历者，他的回忆文章相对于其他人的著述而言，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
陈蔚如被红队伏击受伤后，因祸得福，从行动股副股长被破格提拔为副区长。
根据他的回忆文章，有关红队的线索来自于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的一个内线细胞张阿四。
这个张阿四被红队录用后，苏成德于1933年10月的一天与其接上了关系，“当时上海区正集中力量侦查中共中央的线索，徐兆麟得悉红队线索后，立即嘱陈中柱抽调一部分力量来布置对红队的侦查。”
陈中柱派出叛徒李典、张一之两名行动特务，一名化装成水果摊贩、一名化装成鞋匠，驻扎在张阿四住所附近，时隔不久，通过张阿四的暗示，特务便盯上了来与张阿四联系的“小山东”赵轩。
“然后对赵轩住处进行盯梢、守候，发现赵轩经常到鸿祥里鸿祥旅馆，同时又发现有个叫孟华庭的人常到赵轩家来，并跟踪发现了孟华庭在附近里弄的住址。在孟华庭家又发现了邝惠安和其他两个姓陈的人以及他们的住址。”
经过10多天的跟踪，红队孟华庭小组成员的住址全部为中统特务所掌握。
所以陈蔚如说“对于红队的线索早在一年前就已掌握”，之所以没有破坏，”一是“想找到他们的领导关系”，二是“忙于开展对共青团中央的侦查活动”，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就把继续侦查红队的工作耽搁下来了”，“对红队的侦查只是偶尔派人去看看有无变动。”
接到行动特务张凤章有关仁济医院事件的电话后，中统上海区“区长韩达立即召集特派员游定一、行动股股长陈叔平和我紧急会商，研究对策……大家决定趁热打铁”对红队采取行动。
意见一致后，他们又商讨了具体的行动时间和方式，决定于次日早上采用“硬捕和绑架相兼的方法”，也即撇开租界法院、捕房进行单独行动。“会议结束后，各自分头行动，加以布置。”
从这里可以看出，徐恩曾回忆录对此事的描述就显得有些夸张而不切实际了，黎霞的《邝惠安与中央特科“打狗队”》一文引用披露的民国档案，也将这一行动时间定格为9月27日，即熊国华事件后的第二天，与陈蔚如的回忆文章完全一致。
第二天清晨，细雨蒙蒙，中统上海区做好了一切行动准备。
“上午9时许，细雨刚停，邝惠安夹着一柄雨伞从家里出来，向霞飞路方向走去，特务姜志豪、杨阿才随即跟上进行挟持，停在路旁汽车里的张一之和法捕房的一名包探（张一之与这个包探私人关系很好，是张私下里请来帮忙的）也尾随上去接应。”
邝惠安与四人展开搏斗，大批巡捕又闻声赶来，邝惠安遂被扭进戈登路捕房。
“于此同时，其他各点也开始行动，孟华庭、赵轩、陈杰明、（祝锦明）等人均遭逮捕，并与邝惠安关押在一起。”
上海行动区行动股又对被捕人员的住处进行搜查，“逮捕了赵轩之妻”，并在赵轩家搜到了“一张仁济医院翕国华病床位置、捕房岗哨布置及进出路线图”，但并未搜到任何武器。
于是行动股又会同捕房巡捕对邝惠安的住处进行搜查，“在衣箱内搜出大小手枪32支，子弹2000多发，手榴弹一枚，刺刀一把，钢马甲一件。”
邝惠安的妻子林二妹也被逮捕，被捕人数上升到十人，徐恩曾所谓的红队35人（其中内线7人）被捕之说等描述纯属子虚乌有、夸大其词。
因被捕人员没有口供，租界捕房无法定案，中统上海区与捕房协商后，将邝惠安等人“借渡一星期交还”，“南京特工总部派王杰夫、阴耀武两人赶到上海协助劝降。经过三昼夜的疲劳‘劝降’审讯，终于把他们‘说服’，他们只承认了历次作案和枪杀翕国华的事实，但拒绝说出自身以外的情况。”
根据叛徒先大启的《红色打狗队》一文，案情最终的突破点是因陈杰（俊）明受刑不过而招供。硬汉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祝锦明才承认“历次作案和枪杀翕国华的事实”。
1934年12月6日，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祝锦明以谋杀等罪被特区法院宣判死刑并被引渡到华界。
这是继李士英小组、欧志光小组之后，红队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老广东”邝惠安也折戟沉沙。
最早披露邝惠安等人事迹的，是陈同生（陈农菲）写的出版于1959年的《不倒的红旗》一书。
邝惠安等人被捕后，刘仲华向武胡景推荐朱军（朱大鹏）担任红队队长，朱军由此成为红队的最后一任队长。
邝惠安等人被捕8天之后，即1934年10月5日，上海中央局遭受第二次大破坏，上海中央局第二任书记盛忠亮等10人被捕。
由此可见，认为盛忠亮被捕后招供了红队信息、导致邝惠安等人被捕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陈蔚如说：“这年（1934年）8月（注：阴历），行动特务廖克运在侦查共青团中央训练班期间，途中偶然发现了盛忠亮的行踪，于是放弃原来的任务，跟踪盛忠亮，终于侦查到盛忠亮的住址，逮捕了盛忠亮，并在他家守获了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
武子明被捕自首后，上海区又破坏了整个秘密电台，报务员及密电员等5人被捕，收缴收发报机3台、无线电器材多件。”
中统特务毛兆椿在《中统电讯机构的方方面面》一文中记述：
“特工总部所属的上海区，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破获了，还逮捕了中共上海地下电台人员五人。经过隔离拘留，关押在反省院内管教，以后五人叛变，参加了中统侦查电台的工作。
侦查电台的主要任务是专门侦听窃抄共产党及红军部队电台所拍发的密码电报……
中共叛徒中，王文斌的技术最熟练，对中共和红军方面的电台情况也较熟悉，侦听窃抄到不少中共密电。”
曾任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的黄玠然（黄文容）对此次大破坏也有如下回忆：
“1934年10月5日至12日，由于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理经费的沈子修、管理电台的周秀珠（罗登贤夫人）、第一第二电台台长王有才、程祖怡、译报员杜卓强等10人被捕，损失了7台收发报机和一大批电讯器材，上海、苏区、国际间的电讯联络中断。”
根据《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的三次重大破坏》及《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事件补遗》两篇文章，可推断出武子明即为中央苏区台台长王有才，笔者在《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史》中误将武子明推断为程祖怡，在此特为更正。
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黄药眠在其口述自传中曾写到这样几件事：
1、盛忠亮等人叛变后不断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的红军打了败仗，已经站不住了，要准备大撤退。”
2、“上海共产党中央局电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被捕……
现在他们正在同苏区的电台通讯，我们做了个假情报，指示他们后退的方向，让他们开进我们布置好的阵地里面，然后加以四面包围，让他们全军覆没……”
由此可见，盛忠亮及5个秘密电台人员在自首叛变后已将红军要战略转移的秘密全部交代了，加上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张翼于1934年9月29日晚投敌叛变，也供述了红军的诸多机密。
国民党根据叛变分子、苏区坐探等提供的情报，先在庐山紧急召开绝密军事会议，“200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国师”杨永泰作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布置“铁桶围剿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此后蒋介石又在汉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围追堵截红军的办法，“侧重严防朱毛彭黄等西窜。”
国共双方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就这样同时在公开战场和隐蔽战线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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