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当上海市长，有人提议禁娼，陈毅说：这会让“30万”人失业
“陈市长，现在风气要整顿，妓院是不是该一夜之间全关了？”
1949年5月的上海市政府会议室里，空气紧绷得就像拉满的弦，新政府刚刚进城，满屋子都是带着新鲜泥土气味的干部，个个摩拳擦掌，想干一番大事。
有人站起来，语气很冲：“老百姓都盼着治治社会风气呢，娼妓这种问题，不该再拖了！”
陈毅坐在主位，头发刚理过，精神极了，他没急着表态，只是用手指敲了敲桌面，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掠过，旁边的秘书偷偷看他，发现陈市长的眉头比平时皱得更紧。
又有干部补了一句：“陈市长，这上海解放了，咱们得有新气象。”
会场一阵喧哗，甚至有年轻干部拍着桌子，眼里全是正义感：“都说娼妓是旧社会的毒瘤，咱们要不下狠手，怎么对得起百姓？”
陈毅这时候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压住了所有噪音：“你们知道上海有多少人靠这个吃饭？一下子全关了，这得有多少人没活路？”
屋里静了，没人应声。陈毅盯着大家，手里的铅笔在桌上画着圈：“30万，有人说得轻巧，禁了没人叫好？可30万人没饭吃，他们能不来找咱们？到时候，真有人砸咱们的门，打咱们的脑袋。”
那一刻，屋里的温度像是掉了几度，有人咽口水，有人悄悄把拳头松开。
说起1949年上海的娼妓问题，数字吓人，上海警察局当年登记在册的妓院就有800多家，登记的妓女4000多人。
可这只是明面上的，老上海常说，黄包车夫、裁缝、洗衣妇、甚至给妓院送菜送水的，全靠这个行当吃饭。
旧上海国民党政府的材料，保守估计光是“卖笑”的有十万，背后养活的，得三十万上下。
其实在解放前，上海的娼妓现象几乎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英国人甘博耳1917年来调查过，平均137个人里就有一个妓女，走在南京路上，霓虹灯下的“烟花巷”，每条弄堂都藏着苦命人。
新政府一接手，市面上流言四起，有人甚至写信到市府骂娘：“还不如老蒋干净！”
干部们压力山大，治风气成了大家都盯着的头号难题，可陈毅偏不急，反倒让人去查查底细，统计每个妓院、每个相关行业都多少人吃这碗饭。
几天后，厚厚一沓材料摆到市长桌上，陈毅看得很仔细，边看边摇头。
他心里清楚，娼妓这事表面是风气，骨子里是生计，真要一夜之间禁了，饭碗碎一地，社会秩序会不会闹翻天，他不敢赌。
转眼到了7月，陈毅让公安局先出个“暂行条例”，不是一刀切，而是先收紧管控，严查黑帮、收保护费的龟公，禁止逼良为娼。法院也发话，谁敢逼妓女“赎身”，谁就是违法。
街头巷尾的风气慢慢变了，有人说，陈市长这是“慢刀子割肉”，可偏偏很管用，到1950年底，上海的妓院从800多家锐减到156家，登记妓女也只剩下五百来人。
陈毅没满足，他盯上了背后操控的帮会，有人劝他别惹黄金荣那样的大佬，毕竟这帮人手眼通天，可陈毅摆摆手：“怕什么？该动的就得动！”
有一次，陈毅亲自召黄金荣谈话，屋里烟雾缭绕，黄金荣只低头点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陈毅让他自家人管好，不然政府直接收拾。
与此同时，政府开始收容改造妓女，1951年，虹口通州路的教养所专门用来安置妓女，刚收进去的女人们全是惊弓之鸟，风声一紧就躲，见警察就哭。
有人嚷嚷：“是不是要发配我们去挖煤？是不是要把我们送到东北？”
也有人闹事，打伤管教，摔东西，不吃不喝，教养所的女干部没被吓住，有人拉着她们的手说：“你们别怕，先把身子治好。”
那时候，95%以上的妓女都有性病，陈毅指示，不管花多少钱，先得把病治了，他说：“别的可以省，这个不能省。”
那一年，光是治病，政府就掏了18万块钱，教养所的护士们没日没夜地忙，药水味混着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整个院子里。
病治好了，下一步是教知识、教手艺，女干部们带着她们识字，带她们看厂子、下地干活，工场里缝纫机响个不停，毛巾、袜子一车车地做。
1951年11月的一个晚上，全上海最后的72家妓院被一夜封闭，警察带队，街坊围观，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指着警察说：“这才叫新社会！”
那一晚，181个妓女被送进教养所，之后，上海又陆续开展了几轮收容，直到1958年，累计收容改造的妓女超过7500人。
这些女人后来大多被安排到工厂、农场，或者回老家。有人成了先进工人，有人成了三八红旗手，每年“三八”节，教养所还会收到一摞摞写满歪歪扭扭字迹的感谢信。
其实，陈毅的做法，外人看着慢，其实稳，他没有急着做“道德英雄”，而是当了个“稳当的家长”，娼妓问题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而是靠一套套细致的政策和铁腕的执行慢慢消化。
有记者参观上海教养所，写下了“东方的骄傲”几个字，可在陈毅看来，这只是给普通人一条活路，让上海这座城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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