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于2025年11月7日在武汉逝世。11月24日,是他的92周岁生日。1980年代,刘校长主导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刘道玉时代”。
先知书店受过刘道玉先生很大的关照和影响。2018年,老先生为了帮助推广《杨X凯学术文库》,主动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先知书店的网店名“路石甲”,就是致敬他的笔名“路石”。
11月11日,我代表书店到武汉参加刘道玉先生的告别会。全国各地来了很多人,除了他的学生晚辈,还有很多素昧平生的人。晚上与一位前辈吃饭,他对我说的一番话,终于解答了我的困惑——为什么有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怀念刘道玉?谨以此文介绍老先生的曲折经历和伟大贡献,以示纪念和尊敬。
1933年11月24日,他生于湖北枣阳的一个农家,排行第三,取名刘道雨。7岁入私塾,由先生改名“道玉”。他后来的笔名是“路石”,这恰如一则奇妙的人生寓言——当一块美玉甘做铺路石,必有无数人通过他走向真理。
幼年教育造就了刘道玉淳朴善良、好学上进的品质。他自小热爱科学,立志摘取诺贝尔奖,学习始终名列前茅。
青春年少的刘道玉,与同时代的杰出人士一样,经历了从热血到觉醒的痛苦历程。
1953年(19岁),刘道玉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满怀赤子之情,渴望投身国家建设。尽管对现实有困惑,他仍在竭力做正确的事。大学期间参加抗洪,他带病坚守大堤。为了多学知识,他偷偷向老you派请教,到地摊上淘俄英教材。
1961年(27岁)元旦,刘道玉与同学刘高伟结婚,正值困难时期,招待宾客的喜宴,是从“特殊渠道”买来的一锅糖水萝卜汤。新婚后不久,他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成为世界有机氟权威伊凡·克努杨茨唯一的中国学生,攻读化学副博士。
1962年(28岁),在苏联科学院留学期间,刘道玉各科成绩全优。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他作为留学生代表参与论战,被苏联当局点名驱逐,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1966年(33岁)~1976年(43岁),刘道玉跻身武汉大学校委,却没有多少兴奋和作为。目睹种种荒唐,他陷入迷茫,也成了挨整对象。多少次非人折磨、命悬一线,他甚至留下遗言。幸有妻儿相濡以沫,才熬过艰难岁月。在参观全国大学科研成果展览时,他“为武大的衰落感到羞耻和痛心”。
1977年(44岁),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平F错案、高校重建。
1979年(46岁),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一个月。岁月蹉跎,使他意识到自己和诺奖已经渐行渐远。面对大学里狂热反智、人才凋零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又深知其弊。于是他辞去在北京的全部职务,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汉大学,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负有使命。刘道玉的使命,就是革新中国教育,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他的舞台,就是80年代的武汉大学。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一条消息:
经中Y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刘道玉在武大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实行导师负责、学生自治,还创建了学分制、转学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贷学金制等先进制度,有的沿用至今,有的至今无人敢效仿。
为了推动教育开放,刘道玉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插班生说:“是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80年代的武大,是自由学风的表率。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可以自由创办社团。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若自愿奔赴边远,或者5年内若有重大成就,由学校还贷。“师生拼命钻研,连走路都是跑步前进,图书馆、实验室灯火通明,教授自觉加班。”
在校园里,刘道玉校长和学生、教职工打成一片。学生组织的赛诗会、电影节、话剧社,青年教师的学术沙龙,甚至学校食堂的厨房里,都能看见刘道玉的身影。
有学生因为在校谈恋爱遭到打压,刘道玉认为他没有违法犯罪,拒绝做出惩罚。有学生因为出版刊物遭到整肃,刘道玉一力承担,声称该刊物是自己让办的。学生会公开质疑“刘道玉校长到底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刘道玉也亲临现场,耐心回应质疑。
易中天回忆:“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刘道玉时代的武汉大学。”
1980年代,美国有很多大学想和中国联合办学,但国内没有大学敢响应。刘道玉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与耶鲁大学、西东大学签订了姊妹学校协议,引进了很多顶尖学术资源。
1985年前后,驻外使馆报告,留学生大多不愿回国。这引起一些人紧张,他们提高留学门槛、限制留学探亲,甚至不给换护照、勒令学生回国。刘道玉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对待留学生的态度,是真开放还是假开放的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些,留学生回流将成为时代趋势。”
刘道玉爱才如命、尊重学者,既有发现人才的眼光,更有保护人才的担当。如果没有刘道玉的“抢救”和提携,很多人才可能早已湮没无闻。
杨X凯,生前被两次提名诺奖的经济学家。18岁因言获罪,在狱中自学成才,出狱后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却没有被录取,在印刷厂做临时工。刘道玉冒着巨大风险,将这颗“巨星”聘为讲师,为他解决平F问题。杨X凯在武大完成了两本教材,在第一次学术沙龙上就讨论了著名的“后发优势”。后来杨X凯申请去普林斯顿读博,因为Z审被阻,又是刘道玉、邹至庄写信给时任Z理,才让他得以顺利赴美,几年后又设法让他们一家团聚。
邹恒甫,15岁进武大,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第一名,同时获得哈佛、威斯康辛等多所名校的留学资格。哈佛学费贵了三倍,于是教育部要他念威斯康辛。因导师吴纪先和刘道玉校长竭力争取,他才得以到哈佛读博。回武大后,他与杨X凯在一所简陋的瓦房里,创办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利用节假日,全英文教授西方经济学,培养出上百名留学生。
邓晓芒,初中毕业本可上长沙最好的高中,却因为家庭出身,下乡当了10年农民,回城后又做了5年搬运工,但他靠自学进入哲学殿堂。1977年,他已经29岁,超过高考年龄限制。1978年,他报考社科院哲学所遭拒,又因档案被滞留错失武大。1979年邓晓芒再考武大,陈修斋教授向刘道玉高度评价邓晓芒,这才有了后来的“康德研究权威”邓晓芒。
易中天,高中毕业后在新疆插队,考上武大研究生,成为胡国瑞教授唯一嫡传。1981年毕业,按照委培合同,他必须回新疆,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胡国瑞为了留住易中天,打电话要拜访刘校长。刘道玉却说:“应该是我去拜见胡先生。从来只有G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G员。”刘道玉找教育部长蒋南翔求了好几次,又动员五个专业对口的本科生去新疆,才换来易中天留校。
赵林,就读武大本科期间投稿《中国青年》,参与“人生意义大讨论”,宣扬个人主义,遭点名批判。198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哲学研究生,却因“政Z不合格”不被录取。刘道玉将他引入美国史大家刘绪贻门下,又保护他留校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金牌讲师赵林”。
张尧庭,师从北大数学大师许宝騄,1957年起被下放到贵州山区。刘道玉在教育部时就惦记着他,一当上武大校长,就把他们师兄弟都挖到武大。
武大法律系有过辉煌历史,梅汝敖、燕树棠、王世杰、皮宗石、韩德培等法学大师都曾在这里任教。但是1958年,武大法律系就被撤销了。
刘道玉请韩德培重建法律系,为了让他得到公平的工资待遇,多次进京恳求。著名法学家朱征夫就是出自他门下。
40多年来,武大共培养了2000多名法学博士,其中有数位国家级检察官、大法官,12位大学法学院长。更有无数活跃的律师,承接了国内外的诸多大案要案,为法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陈浩武、陈东升、窦文涛、李百炼、葛鸿伟、毛振华、彭富春、田源、叶汝琏、於可训、张在元……这些刘道玉时代的武大精英,为学术界、企业界、文化界、改革界注入新鲜活力,饱受世界赞誉,成为中国文化新生的一张张名片。武大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数额,常年保持全国第一。
在送别会当天,那位前辈告诉我,传统中国讲究“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出仕做官、享受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就连张居正、李H章这样位极人臣、开一代风气的改革家也不例外。
而刘道玉这样的改革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非常罕见——不谋求地位、名声和私利,一心一意只想为国家培育人才、为学子遮风挡雨。仅此一条,就足以让他载入史册。
刘道玉当年有很多机会当上高官,但是他主动拒绝任何高位,只想回到武汉大学,在教育一线工作。他担任武大校长期间,创立一系列新制度,延揽、保护了一大批人才。他做这些事都没有任何现实的好处,反而要冒极大的风险。
刘道玉为教职工谋福利,关心学生事无巨细,却从未给自己和家人谋求私利。
据易中天回忆:“1981年,刘道玉校长帮助我留校成功以后,我空着手去校长家道谢,这才知道他们一家四口只有两间房,另有一个只能称之为过道的地方做餐厅兼客厅。刘校长说,‘在武汉大学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解决之前,我刘道玉决不搬家。’”
1982–1987年间,武大分房惠及数千教职工,但刘道玉全家直到他被免职,仍然住旧宿舍,拒绝任何“校长特权房”。
刘道玉首创了中国高校“学术假”制度。每年1–2个月,教授可外出学术交流或旅游,由学校报销部分费用。刘道玉本人却全年无休,“像一头牛一样,每天辛苦耕耘”。
1988年2月10日春节期间,54岁的刘道玉突然被免职。接到通知前一天,他还在物理系做教学调研,制定第二个五年教育规划。被免职半年后,学生田安邀请刘道玉去九宫山避暑,他才得到一点喘息机会。
他在书中回忆:“说实话我太累了,在教育岗位上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直到被免职以后,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后的感叹——‘无官一身轻’!”
这些事实都表明,刘道玉推动改革,不是为一己之私,只是为了追求真理、良知和自由。
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他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瑕,而是因为他是一种精神符号和象征。这种精神,就是改革。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我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唯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40多年来,刘道玉与无数师生保持密切联系,留下22000多封书信。直到去世前一年,他仍在和店长讨论他的新书《珞珈子规啼》,这是他亲自编选的教育思想评论集,对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书中对当前教育的批评,全都指向当代教育的病根,更充满了长者的忧思和悲悯。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辉;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却如浮萍一般随激流浮沉;在世纪末“巨轮掉头的瞬间”,只有少数的勇者抓住机遇,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刘道玉时期的武汉大学,是80年代改革的先驱,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国家有希望,社会有活力,青年人相信公平奋斗。
陈浩武说,“刘道玉先生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作为教育家、改革家和专业学者,他的形象都足够饱满、高大。但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他向社会表达正义和良知,他是权威的挑战者,不依附、不盲从、不迎合,把人格独立、自由思想当作人生追求。”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内页
贝多芬在失聪后,曾留下这段文字:“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指向的“命运”,恰似刘道玉的人生写照:在激进年代,他随洪流浮沉;在改革年代,他是创造教育奇迹的“中国最年轻大学校长”;在奇迹被迫中断后,他以三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和写作,扼住命运的咽喉。眼力衰退、右耳失聪,右手不能书写,他仍在锲而不舍地“与命运搏斗”,拓展生命的新高度。
功成身退者沉醉往昔、遭遇挫败者怨天尤人,是人之常情,但这都不是刘道玉。经历过高光时刻,又从高峰跌落,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
“隐居”武大期间,他的所思所写,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而是探寻“何谓人才、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之真谛”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
▲2012年4月,刘道玉和浙大校长杨卫、南开校长龚克、哈工大校长王树国、北大教授钱理群等,在北京举办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
刘道玉理想中的大学是——以人为本,独立精神,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创造不止。他还说:“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
他的研究涉及教育、公益和中国社会,不断有新作品问世,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演讲。这些作品,不仅是刘道玉等改革先驱追求自由、真理的见证,也是传承、复制教育奇迹的密码。
《珞珈野火集》是一部随笔集。刘道玉在书中追忆了很多重要的人和事,探讨了改革的得失、成才的秘诀。他在序言中说:“90篇文章,有的是学术性的论述,有的是有感而发,但都是我真实思想的记录。”
他抨击大学评优排名是“搞公关”,对于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他更是深恶痛绝。这些批评不失战士的锐气,全都指向当代教育的病根,更充满了长者的忧思和悲悯。
他说:“一个人能否成才,与名师、名校、学位都没有关系。真正的人才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有理想、有悟性、爱读书、能自学、追求真理。”
2008年以后,刘道玉受熊彼特、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从“破坏性创新”、“管理者的领导力”等角度,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尤其在“如何发现天分、如何培养人”等具体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理论的集大成,书中不仅有80年代改革的亲历回忆,还有他没来得及实施的改革计划。全书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是他那份未完的“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
2013年,武汉大学S记韩进读完这份规划后,当面向刘道玉感叹:“校长,如果您的这些改革措施实现了,其影响的不仅是国内,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真是可惜啊!”
▲中风后,他改用左手书写
有一件往事,直到刘道玉逝世后,才被人知晓。刘道玉晚年中风偏瘫,竟然无钱住院治病。一群武大校友感念老校长的恩情,为他筹款治病。他却说:“我已经是衰朽的半残之人,花不了那么多钱。你们若真的希望我好,就用这笔钱资助贫困学生吧,否则请你们收回,我绝不接受。”——这就是刘道玉基金会的来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