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5日午夜，滦河西岸雾气沉沉。几只满载公文卷宗的骡驮队踩着落叶，悄悄折向丰润北面的杨家铺。赶牲口的老乡一边驱赶牲口，一边小声嘀咕：“这回可真是大场面，头回见这么多首长齐聚。”谁也没料到，这种“热闹”只维系了不到两天，转瞬就被枪声撕碎。
事情要追溯到一个月前。延安分析国际局势，判断日本法西斯败势已定，各抗日根据地必须抓紧时机，整顿后方、减租减息、巩固群众。冀热边特委据此决定召开一次特、地、县三级合署会议。地点选在丰滦迁交界的皈依寨，再向西北溜两道山梁便是杨家铺，地势闭塞、交通隐蔽，自认为安全。
10月10日起，各路代表陆续到达。加上行署、联合县、警卫连与参会资料班，总人数逼近八百。两行青砖房灯火通明，夜间讨论声此起彼伏，列席者普遍兴奋——冀东自1938年“八·一”暴动后元气大伤，如今终于能坐下来系统议事，谁都不想错过。
14日晚，前沿侦察员带回信息：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正从唐山、滦县抽调主力，兵力三千余，正向丰滦迁一线集中。情报听上去吓人，可多年来敌人大小“扫荡”不断，干部们多少有些司空见惯。为了不耽误议题，会议照旧进行，只是将警戒哨向南北各推进了一里。
周文彬是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生性稳重。16日黄昏，他同社会部长钟子云、联络部长任远三人对着一份新的敌情稿久久无语。任远建议夜渡沙河，先拆散机关；周文彬却反复权衡：“队伍长途跋涉，体力透支，夜里渡河易出岔子。再等天亮。”就这一迟疑，成为此后悲剧的关键节点。
凌晨四点，一阵密集枪声突兀响起。山谷里雾浓如絮，警卫排刚跑出院口就撞上敌先头分队。霎时间火力网交织，土墙崩落，瓦片凌空乱飞。“鬼子来了！各区分散突围！”这是警卫队长刘景余的嘶吼，也是参会人员听到的第一道命令。可山口狭窄，黑暗与浓雾令方向难辨，长年伏案工作的地委、区委干部更缺野战经验，队形顷刻大乱。
马蹄山、东城山、西城山三面升起曳光弹，说明敌人已经合围。丁振军拖着久病未愈的身子，亲自率四连冲向马蹄山南侧缝隙，企图撕开缺口。山坡碎石打滑，他扶住一位年轻通讯员低声道：“冲出去就算赢！”下一秒子弹击中额角，丁振军仰面跌下，年仅三十一岁。
与此同时，拥有多年谍报经验的任远从侧翼突围成功，在村南与行署小队短暂会合。可想到山上还有大批同志未脱险，他咬牙返身。后来回忆这一步，他写道：“那一刻只觉得不能走，谁都不能丢下。”
周文彬组织的主阵地位于毡帽山。敌重机枪死死封锁谷口，他命人当场焚毁机关文件，轻装再战。子弹呼啸，他仍端着步枪寻找突围时机。身边人劝他撤离，他摆手：“先保大家。”话音未落，额头中弹。烈士倒下时仍紧握敌军三八大盖，扳机扣到最后一刻。
战斗持续三小时。雾散时，山坡上静得可怕。430余名干部战士长眠其间，另有百五十余人被俘。活着冲出封锁线的，不到一百二十人。聂荣臻得到电报，久久无言，随后对参谋长说：“这是华北抗战以来最沉痛的一页。”
任远与十几名战士同被押往丰润。长途行军中，他趁夜偷偷将口袋里那本装着密码本的笔记撕碎吞下。到县城后，日军先以烧灼木签、后用吊杠水刑，却始终没撬开他的嘴。狱中一次偶然机会，他从号房看守青柳口中得知，对方提前捕获了一支侦察班长，并从其携带的路线图上掌握了会议地点，才发动这次围歼。情报误传的疑云至此才算揭开。
1945年2月，中共地下组织用绑架伪警察局长之计换出了任远等六人。经审查，他在狱中未泄一字机密，党籍得以恢复。新中国成立后，任远任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再未提及当年细节，直至七十年代末才在《红色特工忆往事》中记下血雨腥风。
杨家铺一仗带走的不只是几百条生命，更是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地方骨干。卫生部长王少奇曾对盘山民兵说过一句硬话：“打死两个鬼子就赚一个。”战斗最后关头，他子弹打光，把枪抵在太阳穴结束生命，宁死不降。宣传部长吕光身中两弹，妻子刘俞芬上前搀扶，二人倒在同一处山沟。刘景余四次冲锋救回多名伤员，终因失血过多牺牲。首批统计名单时，很多人仅留下一个姓和参会证号，连全名都来不及核对。
1954年，丰润县人民政府在北沟坡地竖起杨家铺烈士陵园。石碑上刻了五百多个名字，空缺的地方用“无名烈士”三字代替。当地老人讲，每逢阴历十月十七，总有人背砖抱瓦为墓墙补缺，或悄悄放下一把新土，算是替失联亲人尽孝。碑前那句题词略显朴素：为国捐躯，精神不灭。八个字，凝结了冀东抗战最重的一次代价，也见证了那段顽强不屈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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