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北京已是闷热天，院里的梧桐树却一夜之间落了不少叶子。李敏推开菊香书屋的门，看见父亲把手边的手稿一次次放下又拿起，喘息声比往日重。她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父亲要说点分量极重的话。
几分钟的沉默后，毛主席转向床尾那盏常年不熄的台灯，声音低却清晰：“我身子不行了，有两件事只好交给你们做：家乡两个弟弟吃穿都难，记得常回去；那些帮过咱们的同志，也得去看看。”话音落地，屋内连秒针声都被压住。
从1960年代末开始，医生就反复提醒他减少批阅文件，但毛主席总是让工作人员把最新简报搬到床侧。每当咳嗽不能自已，他还坚持让秘书读外交电报。“国家大事拖不得。”这是屋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也是他不断透支生命的理由。
毛家亲戚中，生活最拮据的要数九弟毛泽连和五弟毛泽荣。过去主席每年偷偷寄去几十元稿费，七十年代初因特殊原因中断。停寄后，他日夜惦念。“停了那几张汇款单，他们家怕是更紧了。”毛主席对值班护士说完这句，侧身望向门外，像在等待韶山的风。
不久，他破例写信给韶山公社：“我老了，请地方照顾毛泽连一点。”这封信语气极其克制，没有身份光环，只有兄长的请求。公社干部很快给毛泽连家定下二十元补助，老九握着通知单，连声说亏欠三哥。
进入8月，毛主席的心率时常骤降，医护只能轮流守夜。李敏觉得必须提前行动。她先到长沙，再赶韶山，给叔叔婶婶送去一百元，“这是爸托我带的。”普通的白色信封折痕很深，像刻意掩饰着某种庄重。
1981年，毛泽连的妻子进京瞻仰遗容，照例住进李敏家。那段日子里，李敏凌晨起床摸黑给老人掖被角，担心夜里着凉。婶婶要回乡时，她又塞了钱。婶婶推辞，李敏只回一句：“父亲的交待。”
李讷同样记得那句话。1984年，她带丈夫王景清回韶山，行程本只安排会见地方领导，结果硬是抽出半天去了东茅塘。临别，她把一叠整齐的新钞放进叔叔茶几下的烟盒。王景清看在眼里，没有出声。
对工作人员的牵挂，毛主席在生前亦反复叮嘱。周福明是理发师，也是生活卫士。1960年第一次北上时，他对周福明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自那以后，周福明养成了在修面时不发一言的习惯，却能从领袖的呼吸频率判断疲劳程度。
主席去世那天，周福明守在病房角落，眼眶湿得发烫。他请求“替主席最后整理一次仪容”。批准后，他打开旧木箱，熟练地推鬓、修面，手却抖得厉害。做完，他悄声道：“您终于能安睡了。”这句话外人没听见。
李讷一直想亲自感谢这些老卫士。1986年秋，她在山东老干部招待所找到徐龙才。见面那刻，她端起酒杯：“徐队长，多谢你守护了我爸。”酒刚入口，两人眼泪同时掉下。饭后合影，李讷对相机轻声说：“任务完成一半，还得继续。”
从韶山的山坳到中南海的台阶，两件小事并不轰轰烈烈，却串起一条清晰的情感脉络：一位国家领袖到了生命尽头，最放心不下的仍是亲人和老战友；而他的子女用几十年时间，把这份嘱托落到实处，没有口号，也没有仪式，只凭一次次探望、一声声问候与一百元并不算多的现金。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官方档案里，这些温情细节被记载得很短，远没有大会讲话那样隆重。可对韶山的老人、对中南海的卫士来说，这短短几句嘱咐，却像钉在心口的钉子，拔不掉也不想拔。因为那是他们与毛主席之间最真实的联系，也是属于普通人的一份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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