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的一天，莫院长，咱们这回是来帮忙，不是来挑刺。”孙毅话音落下，屋里短暂沉默。从这一刻起，政治学院第二轮整风的大幕正式拉开。
1958年那场整风刚刚过去六年，风声并未彻底散去。彼时的政治学院还在总结经验，教师队伍忙着补课、补教材，许多人私下嘀咕，“不是刚查完？又来一次？”口气里透着无奈。偏偏中央一纸文件，将“突出政治”四个大字突出地摆在所有军队院校的案头，谁也躲不开。
工作组的牌面不小。组长蔡顺礼，出身总政保卫部；副组长孙毅，总参军训部副部长。两人一个操盘安全，一个熟悉训练，照理说互补。但知道内情的人明白，兵马未动，先要定性——“对上级阳奉阴违”八个字，像铅块一样压在莫文骅肩上。
事情一开始并不声张，工作组先从课堂抓起。课程表、讲义、测验卷，全被要求重审。年轻教员忙到凌晨，老教员干脆搬到办公室打地铺。有人小声感叹，这阵仗比年度大考还紧。“抽屉里别留只言片语”，成了那几个月的口头禅。
有意思的是，孙毅对外总在强调“咱们内部关系很团结”。在干部大会上，他轻描淡写地说：“组里情况不错，院领导也配合。”掌声稀稀拉拉，却被记在会议纪要里。档案材料往往容不得情绪，只记录事实，但事实在谁的笔下都能变形。
风向真正转寒，是在1964年12月那场对“学习方法”座谈会上。会上有人发言，暗指学院“实用主义倾向严重”。话虽模糊，但听者心里都明白，矛头指向莫文骅。两周后，批判会议接连召开，罪名一条条列出：贯彻方针不坚决，教材中技术色彩过浓，“缺乏政治高度”云云。
不得不说，“罪证”里最奇怪的，当属那本《红军第七军简史》。书成于1941年，距今已二十余年，原本放在资料室角落无人过问。此时却被翻出，逐段逐句挑“诽谤领导”的词。延安岁月里的朴素文字，在放大镜下却成了批判靶心。有教员私下摇头，“真是挖空心思。”
1965年3月，院务会上宣布：撤销莫文骅院长、党委书记职务。“决定与事实不符，本人保留意见。”莫文骅声音不高，但清晰。讲话记录被按程序装订，那一行“保留意见”，格外醒目。就这样，他卸下公章，交钥匙，搬离宿舍。
与此同时，蔡顺礼被任命为政治学院院长。职务提升幅度惊人，由兵团职跃升为大军区正职。表面上看风光无限，实际上他在这个位子上只坐了不到一年。学院里流传一句打趣：“从工作组到校门口，半步之遥，一脚云端，一脚悬空。”
整风结束，学院教学秩序表面恢复。可许多课程自此增加“政治性评估”环节，教案必须附“政治要点”，试卷上出现“态度分”。老教员叹气：“以后写稿子先想政治分。”学员们嘴上不说，心里都算着哪门课容易扣分。
1966年7月，莫文骅正收拾行李，准备赴福州军区任副政委。电话铃突兀响起，叶剑英一句“先不走”，将局面彻底改写。随后文件送至：撤销原处分，恢复政治学院院长职务。风向骤变，校园里流传“一夜翻篇”的说法。外界看热闹，内里百感交集。
蔡顺礼则被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再后来又转至昆明军区担任副政委。履历并未受太大影响，但他对身边人感慨：“整风不是谁的个人舞台，轮到谁都脱不了身。”只言片语，难掩复杂情绪。
那几年，政治学院师生因两次整风心态剧烈起伏，课程反复调整，人才培养节奏被迫放缓。一批青年教员因此中断教学，转去机关；部分学员毕业分配延后，部队干部结构随之变化。军队教育体系的震荡，直到七十年代才逐渐平稳。
回看事件脉络，几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政策口号的落地往往需要找典型，院校层面的整风极易被放大；其二，“团结”与“批判”在同一套话语体系中并存，一旦失衡，个人命运随之翻转；其三，历史档案里的措辞虽严谨，却留给后人极多解读空间。
整风是时代产物。政治学院的这段插曲，映射出当年军队院校治理理念的变迁，也提醒后来者：队伍再大，规则再细，握笔的人、拿印的人，始终影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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