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3日傍晚,西柏坡的院子里忽然下起了一场急雨,聂荣臻撑着一把油纸伞催促杨成武快走,中央已经等了一整天。雨声掩不住屋里不时传出的交谈,毛主席、周恩来以及书记处几位负责同志正在为一场“偏师远征”梳理细节。
杨成武刚踏进屋子,鞋底还滴水。毛主席递过毛巾,随手指向桌上一叠电报:“这是东北方面刚送来的最新情况。”电报里反复提到葫芦岛增兵、长春守军、粮秣短缺等问题,核心却只有一句:东北野战军惦记华北能否先动。
此刻绥远二字被红铅笔划得醒目。傅作义苦心经营的“固若金汤”就在那条平绥线上,想牵住他,就得把刀子直接抵在根子上。杨成武看完电报,头皮发紧——两个半纵队,外加一个欠编骑兵师,满打满算不到六万人,要他去捅傅作义的窝。
毛主席没有拐弯:“20天准备,绕道涞源,目标归绥。能不能吃得住?”杨成武立正:“保证完成任务!”话音落地,屋里却没人附和,显得有点尴尬。毛主席笑了,“不对嘛,困难大着呢!”说完转向周恩来,“老周,十万现洋得准备好,背在他们身上,粮荒时一文钱能救命。”
周恩来点点头,又补充一句:“现洋归公用,不许乱花。”杨成武当即回答:“分文不沾私。”对话不过两三句,却把远征的艰苦摆得一清二楚。
时间紧如绷弦,三兵团机关只用了四十八小时就凑出人马:作战科兼情报科,后勤处兼卫生处,参谋长空缺由副参谋长顶。李井泉连夜归队,接过政委袖标;机关灯火一直亮到天明,炊事班甚至在院子里支起大铁锅煮面。
8月10日,一支先遣支队拔营,沿着紫荆关旧道西去。山路泥泞,马匹打滑,战士们干脆卸下炮弹自己挑。赶夜路时,有人边走边嘀咕:“这差事像不像当年长征?”没人搭腔,大家心里都明白,此行绝非走一遍苦路那么简单。
同一天,东北野战军再次来电,提议让杨成武提前出发,并由十一纵到平绥一带佯动。毛主席收到后没再客气,回电仅四百余字,却句句见血:“让杨成武单枪匹马突围,你们倒要坐等渡河,算什么配合作战?”措辞之严厉,连军委值班参谋都直冒冷汗。
8月14日凌晨,中央对各大战区下发“完备报告制度”指令,强调既报优长也报短板。华北部队当晚就把粮秣、马料、被服短缺情况列成表格逐项呈报。对比之下,东北方面不再纠缠,“辽西会战”终于进入实际动员。
20日拂晓,第三兵团主力穿过涞源,沿公路与铁路线交错前进。沿途黄土飞扬,补给车拉着十万大洋藏在军械箱里,密不示人。三天后,部队抵达商都,山区牧民对“红军”仍带疑惧。为了换粮,杨成武干脆把银元兑成碎块,按人头派发,“只许公平交易,谁敢多拿一分,掉队查办!”
草原夜寒,很多战士第一次睡在牛羊棚旁。当地向导摇头感叹:“南方兵能受得了?”杨成武只说一句:“饿三天,啃草根,也得把旗插上!”他的倔强很快赢得基层认可,团以上会议只需一句口令,后面再无二话。
9月初,第三兵团闪击集宁,炸毁车站枢纽,平绥线运输被迫中断。傅作义接到警报,抓耳挠腮——留在张家口的两个师若东援,平绥门户洞开;若全线南下,又怕华北二兵团在承德方向抄后路。几番犹豫,他竟坐镇北平不动。
此时东北方面攻克锦州在即,辽沈战局急转直下。罗荣桓在前线指挥所对参谋低声说:“华北这把钳子卡得紧,要记杨成武的功。”一句话未必流传广,却透着行家心照不宣的敬意。
10月中旬,杨成武三兵团已在包头、临河一线稳住阵地。牧区百姓发现这支军队买肉给现洋、用过秤,只剩的半只羊也照价付钱,还帮忙补破墙修水槽。一位老汉摸着银元念叨:“共产党不拿咱一根草。”态度瞬间改变,草料、情报陆续送到营部。
随着傅作义被钉在平北、平绥线上,东北战事迅速收束。西柏坡再次收到捷报,毛主席批红笔:“此役西援之功,当奖。”十万大洋还剩下两万,杨成武报告请示交回。周恩来批复:余款留作绥远地方建设。
年末,平津战役序幕拉开,傅作义眼见大势已去,内线再无回旋。一位随军记者在北平城楼偶遇罗荣桓,罗总政委拍拍相机:“你们要记下,北上绥远的那支兵团,也是这次胜利的底气。”
远征历时百余日,行程近千里,三兵团付出了不小代价,但换来的却是辽沈乃至全国战局的整体推进。回看那场急雨之夜,十万现洋其实只是工具,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一支铁军的决心,以及领袖精准的战略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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