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灯火微弱，警卫员在走廊尽头接过一封亲笔信，封皮上写着“急呈湖南省委”。这封信半夜就被送往首都机场，随后空运长沙。从那一刻起，湖南方面迅速进入紧张状态，因为写信的人是毛泽东。他在信末加了一句话：“我实在是年老了，请多照顾九弟一家。”
消息传回韶山，堂弟毛泽连并不知道自己刚刚成为哥哥牵挂的焦点。他还像往常一样喂猪、施肥，偶尔抬头看看滴水洞方向，心里嘀咕一句：“不知道三哥身体怎么样。”多年的农家劳作给这位62岁的老人留下瘦削身影，可他对新中国仍抱有少年般的热情。
毛泽连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三哥身份的分量，是1949年9月底。那时北京刚刚迎来第一批秋风，菊香书屋里氤氲着茶香。毛泽东快步走向自己的堂弟和表弟李舸，手掌一握，三人久久不肯松开。毛泽连喊着“三哥”，毛泽东一次次地“嗯”着回应，屋外的警卫悄悄把声音放低，生怕惊扰这份久违的亲情。从那天起，“家乡”二字重新在毛泽东的日程里占了位置。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未像传统长兄那样立即为弟弟安排工作。他反复交代：“共产党人不能把亲人安插进机关，这跟旧社会走后门没有区别。”毛泽连听得点头连声，最后笑着说：“那我回去种田喂猪，照样能支援国家。”这场短短几分钟的对话，后来在韶山被乡亲们当作茶余饭后的佳话。
回到韶山的毛泽连说到做到。1950年代初，公社缺猪肉，他索性把自家母猪分给邻居轮流喂养；粮食紧张时，他把自留地的谷子晒干后主动上交。毛泽东收到汇报批示：“九弟做得好，农业是立国之本。”批示很短，却让韶山干部心里亮堂：主席最先关心的，往往是生产而非礼节。
1959年夏天，毛泽东回乡探亲。那是他离家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以国家领导人和游子双重身份踏上父母坟前。韶山冲的大雨说来就来，泥土潮湿，凉气直往衣袖里钻。毛泽连搀着哥哥，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小心。”这句极普通的提醒，却让围观群众瞬间安静。人们在雨幕里意识到：领袖也是血肉之躯，也是人家的兄长。
短暂三天，毛泽东握了成千上万双手，临行时对罗瑞卿感叹：“这么多手，恐怕以后难再有机会一一相握了。”他的估计后来被证明。此后他只在1966年夏季回过一次滴水洞，而且安排极为低调，很多乡亲事后才听说。
进入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医护人员几乎日夜守在病榻旁，他闭眼小憩时，常常念叨“韶山”“九弟”，声音极低，却清晰得足以让记录员落泪。某天，他突然示意要纸笔，执笔写下那封送往湖南的亲笔信。字迹颤抖，却仍见棱角：“请照顾九弟一家，我实在是年老了。”书写完毕，他长呼一口气，放下笔，连喝水都费劲。
湖南方面收到信后，省委书记张平化立刻指示韶山公社对毛泽连一家增加口粮、优先安排医药。毛泽连却只提出一条：“给村里修条水渠，比给我添被褥更实在。”省委同意调拨水泥和劳力，水渠不到半年就完工，附近稻田亩产立即上涨。那年秋收时，毛泽连抱着沉甸甸的稻穗傻笑，乡亲打趣：“你再多种几亩，主席又要表扬你。”
9月8日晚，张平化原本要赶去韶山检视主席休养准备工作，行前却临时接到电话：毛主席病情危急。凌晨时分，噩耗传来。滴水洞灯火通宵，工作人员不敢相信，直到中央正式公告，大家才放声大哭。
噩耗在韶山传开那天，毛泽连没有第一时间出门。他坐在老屋门槛上，望着远处的青山，沉默了很久，只轻轻说了一句：“三哥真的累了。”简单七个字，说完他再无言语，泪水却夺眶而出。
1977年清明，毛泽连把一束山菊放在父母坟前，又折回屋里取出毛泽东当年亲笔信的抄本，烧给哥哥。这位农民出身的老人相信，纸灰飘上天空，三哥一定能看见。
直到1995年毛泽连去世，他枕边一直放着那封信的照片。家人劝他换个相框，他摇头：“旧的好，能闻到三哥写字的味道。”听起来朴素，却包含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情。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风云，政治抉择往往惊心动魄，但在这封不足三百字的家书里，毛泽东只谈亲情、不谈大局。这种反差把领袖的另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洞察天下事的同时，也要顾念一碗家乡米、一声兄弟好。不得不说，这封信比很多宏篇巨制更能让人读懂他。
多年以后，滴水洞成为研学热点，游客好奇地问导游：“主席为什么总惦记韶山？”导游大多这样回答——一个人走得再远，走到生命尽头，最想见的还是至亲；一个国家站起来之后，最该守住的，是土地与耕种者之间的根脉。这话未必全面，却道出真味。
如今那条由毛泽连推动修建的水渠仍在灌溉稻田，一块石碑写着“主席家书之恩”。碑不高，却引得路人驻足。有人低声读起碑文里那行字：“我实在是年老了。”读到此处，或许会想起远方的亲人，想起那位在暮年仍牵挂家乡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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