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的南京，湿热透进走廊。”一名科员侧身对已经花白头发的李赤然说：“李将军，照新文件，您得在这儿签个字，工资和搬家费就能补给。”李赤然低声回了一句：“不是签字的问题，规矩总得走完。”短短两句话，为后来的波折埋下了伏笔。
1949年授衔那天，这位来自红军时期的老炮兵心里只有一句话——部队是家。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他转到南京军区空军担任副政委。1969年“另作安排”时，军衔、待遇暂时被冻结，组织口头告知调往内地休养。次年初，他携家眷到了西安郊区的雍村，一住就是十年。口粮证、煤票都靠地方部门帮忙，小院四处漏风，冬夜只靠一只煤炉子吊着半壶水驱寒。30元生活费应付吃穿已是捉襟见肘，真遇身体不适，只能赖在战友家喝点姜汤。有人好奇：堂堂副兵团职，怎么落到这种境地？原因并不复杂——文件上没盖章，薪资就发不出来。
到了1978年，中央吹响干部“老、中、青”结合的号角，大批蒙尘的档案开始翻检。李赤然被列入“恢复工作、妥善安置”名单，职务虽未恢复，但定为正兵团待遇。可文件下到南京空军时，具体经费和实物补发却拖了又拖。1980年，他决定亲自回南京，把欠下的账算清楚。同行的老战友劝他：“差不多得了，气可伤身。”他摇头：“不是斤斤计较，是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南京空军机关对老首长十分客气，房间、会客厅摆了满桌茶点，唯独涉及“补发”二字时气氛僵住。有人低声议论：“都平反了，还追这些钱？显得计较。”李赤然压了压嗓音：“政策讲得明白，离休干部应补发基本工资、房租费、搬家费。不是个人伸手，而是制度的缺口要补。”这段话后来在干休所流传，被视作“老李的倔脾气”。
回想1969年至1979年，正常月薪应在两百多元，十年累计就是两万开外。那可是当年一套60平方米宿舍楼的造价。要这笔钱，他既不是想装潢新屋，也不是为了给后辈攒私房，而是想把西安那些欠人情的米、煤、药统统填回去。很多战友隔三差五给他送油盐，自己却过紧日子。李赤然常说：“军人之间可以讲情，可政策不能只讲情。”
折腾了一个多月，南京方面到底松口，按正兵团职补发工资和津贴，加上各项费用共计两万三千多元。搬家费另算，按六千公里调运标准一次结清。手续尚未办完，又有人提出异议：“老李身体恢复不错，干脆回部队再上一轮班？”当时军委确有规定，六十周岁以内、健康过关，可以重返岗位。李赤然动过心，但随即冷下去：“新班子需要年轻人。我去，只会挡道。”
1982年《离休干部安置条例》正式发布，他便按照正兵团级别进入兰州军区空军第三干休所。所里实际给他的住房面积比标准少了将近二十平方米，他竟一句话没提。所长担心他再闹意见，准备了一堆解释材料，结果被他打断：“别忙，这回不是来要面积，我只是想和老伙计们打打乒乓。”这点反差，让所里干部哭笑不得。
离休不等于隐退。他接连受聘二十多家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担任义务顾问，涉及双拥工作、退役军人培训、民兵预备役动员等领域。有人统计过，他一年跑外地调研的天数超过一百五十天。1987年，兰州军区空军授予他“先进离休干部”称号，理由写得干脆：“政治坚定，办事讲原则。”其实不少熟人心里明白，真正难得的是那句“算什么待遇账”，背后却藏着对政策硬账的执拗。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常用“自律”二字劝后辈。“先讲制度再讲情面”，这话在部队听来近乎口号，在地方却像当头槌。一次座谈上，一位年轻干部问：“待遇、职务、情感三者矛盾时咋办？”他回答：“把制度摆中间，情感靠两边，就顺了。”现场一阵沉默，随即爆出笑声，因为大家知道，那正是他的性格写照。
离休后至九十年代，他仍保持每日长跑八公里，膝关节不堪重负，医生屡劝停，他却说：“要身子骨听话，心里才硬气。”最终在2004年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只有八个字：“恪守制度，严于律己”。
今天翻阅那叠薄薄的离休批复，最醒目的仍是“正兵团待遇”几个红字。对外人而言，那或许就是级别象征；对李赤然而言，却是一条承诺：国家既然许诺要照顾老兵，就得说到做到。倘若连这笔账都怕算，人心还怎么往一处聚？如今再次读到当年争议，有人感慨，那阵执拗不仅算清了个人得失，更提醒制度建设不能有模糊地带。李赤然生前未曾自夸，但他留下的却是最质朴的一句：政策必须对得起每一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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