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61年秋天，北京。
中南海警卫处收到一封递呈信，落款人是个陌生但不寻常的名字：陈洁如。
这名字听着熟。
再一查，果然——她是蒋介石的前妻。
这还没完，她来信的内容更让人一时说不出话：她请求中央领导出面救人。
救谁？她的女婿，一个刚刚因为“历史复杂、身份不清”被判刑十五年的中年人。
这事儿在当时可不小。
那会儿正值“镇反”运动的第二阶段，1955年起，全国范围内对潜藏敌特分子的清查格外严格，谁要是有点不清不楚的历史，哪怕过去有功，都得重新审查。
落下个“有问题”标签的，不是判刑就是管制。
可这位陈洁如，不声不响地从上海到了北京，还真就见到了总理。
她说得很直白：“我女婿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国民党余孽。
他是共产党人。
你们过去的同志。”
总理听完，没急着表态。
他点了点头，让人去查。
几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确实，这个叫陆久之的男人，早在1926年就参加了党组织，还是当年上海地下工会的一名联络员。
那时候，他才二十四岁，湖南长沙人，家世不错，父亲是军政界的人物。
可他没走父亲那条路。
1924年父亲在上海遇刺，他带着遗体处理后事。
那段时间，他接触了不少进步青年。
后来在徐梅坤的介绍下，加入了地下党组织。
主要负责联络和情报传递。
就在他工作最紧要的时候，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爆发。
上海一夜之间风声鹤唳，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
他几次险些被捕。
但他没撤。
他反着来，加入了敌方情报机构陈群、杨虎的特务系统当卧底。
他送出过的那批名单，确实救了不少人。
陈赓、向忠发，都是靠他提前通风才得以转移。
可惜，这种工作干久了，就容易暴露。
1930年，他不得不逃往日本，顺势做了申报驻日记者。
这表面身份一层接一层，底下的那层却始终没变——他是组织的人。
一边采写新闻，一边替共产国际在日本收集情报。
1937年抗战爆发，他回国。
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他利用父辈的旧关系，通过王芃生介绍，顺利进入军统系统。
后来还打入了伪政府内部。
这段经历，资料里记得不多，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他当时在上海“研究所”工作，身份是顾问，实际职责还是情报收集。
他甚至还参加过策反行动，为解放战争做过准备。
1945年日本投降，他迎来人生中最“高光”的一段时间。
汤恩伯回到上海组建“第三方面军”，他被任命为少将参议。
这个职务不算虚，管事，出面，关键还能接触核心信息。
也就是这时候，他认识了蒋瑶光。
蒋瑶光是谁？蒋介石收养的女儿，是他和陈洁如婚姻存续期间抱养的孩子。
陈洁如那会儿已经跟蒋介石分开很久了，但女儿的婚事，她还是坚持亲自过问。
说来也巧。
介绍人是周安琪——她是胡静如的妻子，胡是汤恩伯的秘书长。
几层关系拉下来，陆久之和蒋瑶光认识了。
那时候他四十多岁，早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
但两人谈得来，性格也合拍。
蒋介石知道后也没反对，毕竟这女儿不是亲生的，只要人不错就行。
更关键的是，陆久之这个“驸马爷”身份，为他后来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外人只看到他风光无限，谁知道他还在悄悄把情报往外传。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交给了一个任务：策反汤恩伯。
这是个极难的活儿。
汤这个人，连陈仪都能出卖。
陈仪可是他老丈人，还帮过他不少忙。
可在关键时刻，他不眨眼地举报了陈仪，直接把人送进了死路。
陆久之还是去了。
他守在浦园，和汤恩伯谈了整整三天。
说动了一点，但没成。
关键时刻，蒋介石亲自带着蒋经国、蒋纬国赶来督战，这事儿就黄了。
不过陆久之因此保住了命。
汤恩伯没敢动他。
一是因为他是蒋介石女婿，二是怕这是蒋派来的探子。
1949年之后，陆久之选择留下。
他没走。
他也不能走。
可新政权建立后，他因为长期的“敌营身份”和复杂的历史背景，被列为“需审查对象”。
1955年，他被捕，判了十五年。
这时候，他已经五十三岁。
他没喊冤。
他知道自己干的事太隐蔽，没几个人知道真相。
组织线也早断了，没人能替他说话。
直到1961年，陈洁如出面。
她找到周总理，说这人是“你们的人”。
她不是随便说的，她知道周总理当年在黄埔担任政治部主任，和她有旧识。
她也曾是黄埔师母，对这段历史，她心里有底。
周总理听完，安排人查了三天。
查清了他是早年隐秘线的同志，确实参与过重要情报工作。
几天后，陆久之获释。
没举行欢迎会，也没恢复什么职务。
他就安静地回到上海，过了几十年低调的生活。
2008年，陆久之病逝，享年106岁。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王健英，《中国秘密战线》，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李一氓回忆录编写组，《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5年。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陈洁如口述，金仲华整理，《蒋介石与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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