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秋，成都华西医院的走廊弥漫着淡淡消毒水味道。病房里，杨万银撑着最后一口气，嘱咐警卫员：“把理县的李素芳请来。”话音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决。
医嘱下的床榻边，护士正调整输液瓶。值班医生翻了翻记录表，无奈摇头：再好的药，也留不住这位参加过三万里长征的老兵。与此同时，理县雪峰脚下，一位头发花白的牧家妇人正在喂羊。邮电所送来加急电话——“杨局长病危，请速赴蓉”。
汽车沿岷江奔腾而下，一路尘土。车里，李素芳捂紧外衫，沉默得像一块岩石。突兀闪过的记忆片段——枪声、雪夜、跳动的篝火——让她握着门把的手微微颤抖。二十年寻人，二十年错过，现在只剩一次道别机会。
夜里九点，李素芳被领进病房。病榻上的杨万银脸色蜡黄，看到她却突然笑了，仿佛又回到1934年遵义会议后的篝火旁。“素芳，来了就好。”他挪了挪身子，为她腾出半边床沿。她点头，哽咽未语。短短一句对话，却压住了所有旁人的吸气声。
在场的年轻医生不明白，为何一位林业厅局级干部如此牵挂一名普通牧民。只有四川省军区离休干部登记表能解答：1929年春，宣汉青年杨万银参加红四方面军，随后西征北上。1935年，部队穿越夹金山时，同为红军独立师通讯员的李素芳被阻断归队线，从此生死未卜。
那一年，松潘草地风雪骤烈。李素芳在乱战中同另外六名女兵折入山林，敌骑紧追不舍。为了不暴露，她坚持等到星空完全降落再突围。可姐妹们担心被困，坚持白昼出动，下场是被堵在江畔。枪声持续十多分钟，六人抱着步枪纵身入水。李素芳吓得失声，却只能匍匐隐蔽。几小时后她晕倒，被一位藏族阿妈背回石顶小屋。
藏族老妇敷药、熬酥油粥，还教她简单藏语。一个月后，她执意再度上路，不料旧伤感染，又倒在山沟。阿妈追到十里外的草滩，背她回村。等身体允可，阿妈劝道：“娃娃，外面枪火还在，你就留这儿吧。”粮食短缺、缺医少药的年代，活下来已是奢侈。李素芳答应暂住，却被介绍给本地一户牧民成亲，随后生下一儿一女。
新中国成立，千军万马翻过层层雪岭。1953年，省政府调老红军杨万银出任川西林业局局长，驻米亚罗。栽树、育苗、勘界，他一样不落；可每次下乡，他都顺手把妻子名单递给区乡干部，不厌其烦地叮咛：“帮我找找，她叫李素芳，宣汉人，可能在藏寨。”
1955年夏，一次野外调查，他把车开进更偏远的小县。大马场草甸上，偶遇一位放羊的年轻女人。听他描述，女子越发惊讶：“那像我嫂子。”就这样，他跟着她走进牧场，看见远处挑草料的身影。近前，两个人隔着二十年的风雪对视，谁也没先开口。直到杨万银轻声报出昔日番号，李素芳泪水夺眶而出：“我以为你牺牲了，还给你烧过纸钱。”
两人握着彼此的手，沉默很久。可现实并不浪漫——他们都已另组家庭。理智占了上风：杨万银托县里把李素芳一家迁到理县城郊，供给口粮，安排她丈夫进林护站当护林员，还时常送去棉衣、青稞面。外人感叹，这样的情义，已超越夫妻名分。
在林业局，杨万银组建川西第一支专业扑火队，推进“高原混交林试验”，三年里栽种云杉百万株。高寒缺氧，干部轮番病倒，他却常年扎在工地。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摆手：“闹过长征的，哪点苦算事？”
没想到五十出头的他突患肝疾。理县医务所无法确诊，省里急调到成都。检查结果犹如闷雷——病情已到晚期。他只提出一个要求：“把她接来。”于是，就有了华西医院病房里那一幕重逢。
灯光下，他把带血的手背覆在李素芳掌心，断断续续地说：“我走后，把我埋在理县。我想陪你，再看一眼林子……”护士清了清嗓子，示意时间差不多。李素芳强忍泪，说了句：“好，你放心。”两人对视，再无多言。
几天后，川西林业局与省军区联合治丧。灵车沿上世纪修建的米亚罗公路缓缓驶入林海。护林员、藏族乡亲自发排成十里长队，林间尺把高的新栽云杉随风摇曳。按照遗愿，杨万银长眠于理县城西坡，墓碑背面刻着八个字——“同生死，共雪山，不负卿”。
一年后清明，李素芳带着丈夫孩子去墓前添土。她没有哭，只把一壶酥油茶倒在松根里，说了句藏语：“扎西德勒，老战友。”随后转身快步下山，身影在林间消失。风吹过杉针，带着淡淡树脂香，似乎在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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