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旅长，到了延安，有什么委屈就直说。”——1943年4月，枣园窑洞里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说话的人是毛主席，被问的则是刚赶到中央党校报到的高士一。
往前倒十年，高士一还被乡亲们叫作“四爷”。河北任丘的大苟各庄里，高家是地道的大地主：良田千亩，砖窑、面粉厂、煤矿一应俱全，门口的家丁排成两队都站不下。高必胜这个家主对子孙要求极严，几个儿子读书、经商两不误。高士一排行第四，五官和脾气一样朗阔，朋友找上门来，欠粮欠钱，抬手就是一句“记账”。村里人背地里说他是“小孟尝”。
富裕并没有遮住外面的炮火。1937年七月，卢沟桥枪声传到冀中平原，北平月余即失守。十月，日本骑兵已经逼到正定，烧杀抢掠不加掩饰。高士一随侯玉田下乡救治时目睹一家三口被刺刀挑死，他夜里回到宅院，对儿子高万德只说了一句：“咱家不拼，迟早也得这样。”
高万德早已与地下党接上线，他索性亮出身份，劝父亲“把粮仓和钱袋子都掏出来”。短短数日，高士一卖了几处马场，换来步枪、手榴弹和一部破卡车，院门口挂出“抗日救国会”牌子。威望摆在那儿，街坊、徒弟、伙计全拎着锄头、鸟枪来报名。队伍刚拉起，河北省自卫军司令吕正操送来委任状：“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高士一。”字迹龙飞凤舞，让人提气。
钱有了，人有了，可打法没谱。吕正操派出老东北军教官传授游击战，第一课就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队伍号称五路军，其实正经枪不到两百条。高士一干脆再卖几块地，又换回两挺轻机枪。兵们说这位总指挥自己掏腰包，跟着他不怕没饭吃。
到了1938年春，五路军已扩到八千人，编入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的打法越来越娴熟：白天鸣枪扰乱，夜里切断公路，专盯日军补给线啃。一年多，冀中平原杳无人烟的荒沟里埋着一千六百多名敌兵，日军情报里把这支队伍列为“高四土匪”。
报复来得凶狠。1938年底，500名日军夜袭高家场，祖宅一夜成灰。两个侄子被掳去当人质，对方递来信件，要求其“缴械投顺”。高士一圈起袖子在炭火上烫印，吼道：“高家宁肯绝嗣，也不给天皇当狗！”鬼子见威逼无用，杀害高万玉，再放伤残的高万峰回家“劝降”。结果迎来的仍是高士一的枪口，“回来前先照照镜子，看有没有脸！”苦肉计再次落空，日军只能拔营。
独立第四支队的胜绩，引来贺龙注意。1939年初，支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长并火线入党。可问题随之而来：随军南下的红军老干部里，有人觉得“不靠穷人怎么能打天下”，对地主出身的旅长横挑鼻子竖挑眼。小道消息飞到延安，毛主席才有了开篇那一句关切。
巧合的是，排挤的纷争还未平息，独一旅就迎来了第一场硬仗。1939年4月下旬，河间齐会——南留路地区响起激战。三昼夜，雨兼泥，独一旅把吉田大队700余名日军连同辎重全部吃掉。旅部野战救护所里，红军老干部拍着高士一的肩膀：“地主咋了？能打鬼子就是好同志。”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流言烟消云散。
此后，高士一率部西进晋西北，筑堡、修路、建医院，把“会经商”的本事用在根据地建设。1942年独一旅接替359旅保卫延安，旅部搬到清凉山脚下。陕北风沙大，髯口子士兵都喊苦，他却抖落尘土一句：“冀中的碱滩子你们都趟过，这点风能算啥。”一句笑话，队伍稳住了。
接见那天，毛主席问完是否受排挤，又补了一句：“你能舍万贯家财，人民军队不会亏待你。”高士一只答了六个字：“国家在，家就在。”毛主席摸摸胡子笑了，说这话有味。
抗战胜利后，高士一参与接管平津铁路，1949年转到地方，历任河北省建设厅副厅长、天津市工务局长。1961年调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常有人请他回乡探访旧宅，他摆手道：“老宅灰飞烟灭，留它干嘛？天下安定就行。”
1968年7月，高士一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七十三岁。噩耗传到冀中，白发苍苍的老人把门口红布条换成黑纱，“四爷走了，他把命给了中国，把家给了乡亲”，这是乡亲们送给他的最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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